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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西方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传人我国，在理论批评界掀起了一股“人人争说萨伊德”的热潮。作为在以解构中心、消解权威、打破不平等、提倡多元为旨趣的后结构主义大潮中涌现的一种理论批评话语，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的要旨是反对原殖民地文化立场，通过对西方殖民主义基于“欧洲中心论”的偏见来建构西方人眼中关于东方落后、野蛮、神秘、未开化的“东方形象”这一国际文化间的不平等现象的批判，达到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倡导东西文化真正的平等对话之目的。因此，在西方，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富于强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色彩。正如萨伊德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一书中所说:“如果我用一个词永远同批评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词就是‘对抗’。”[①]由此可见，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对于消除国际文化交流间的不平等现象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批评话语传到我国后，其强烈的批判色彩却在我国的后殖民批评中演变成了一种文化复仇情绪。他们从指责西方文化霸权人手，质疑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现代化模式，并认为近现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中国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力图立足中国传统，构建一套本土性话语体系，想以此来抵抗西方的话语权威，从而实现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对话语权的争夺。所以，“与西方和其它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世界批评的核心是‘本土性’，而不是反压迫。尽管它也谈反压迫，但那是指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话语压迫。”[②]在90年代这股富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气息的批评潮流中，“失语症”论调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下面笔者拟以此命题为个案，深人探讨这一命题的内涵和思路，辨析其在上述“文化复仇”情绪的支配下所导致的理论偏失和内在悖论，并在此基础进一步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失语症”最早于《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提出(详见《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并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得到全面、系统的阐述。在该文中，“失语症”论者认为，现当代文坛之所以没有自己的声音，就是因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从而导致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没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作者将此一现象称之为“文化病态”，并将这一文化病态归结为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结果。认为正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以来由于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从而也就彻底斩断了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化的联系，而代之以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 据此，“失语症”论者认为正是自“五四”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传人而导致传统文论话语在现当代的断裂这一“失语症”现象是使得20世纪“中国没有理论”的最深层、最本质的重要因素。[③]简言之，所谓“失语”，指的就是传统话语在现当代的失落，而“失落”的原因又在于西学的人侵。因此，在他们看来要“得语”，就得回归原有的“感悟型知识传统”。 这正是“失语症”理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内涵和其所倡导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的学理背景。下面笔者拟从社会文化转型的角度来谈谈对“失语症”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一点看法。 “失语症”在“存在论”层面上的内涵这一主张体现在支宇先生《对近年关于“失语症”讨论的再讨论》一文中。在该文中，作者认为，“从‘存在论’上讲，汉语文化与诗学的‘失语’不仅仅是‘文化身份’和‘话语权力’的失落，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母语’的汉语无法言说我们的生存样式和诗性意义”。因为“中华文化已从‘存在论’传统彻底转型为‘知识论’样态”。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的审美境界被冷冰冰的“认知理性”所取代，“于是世界分裂了，人生也分裂了。‘知识论’式汉语文化与诗学再也无法关切存在的诗意，再也无法‘敞亮’和‘引领’出‘世界的意义’。正是在这‘知识论’意义上，在汉语走向逻辑分析和认知理性的同时，作为我们原初语言的母语—汉语才真正‘失语’了”。总之，“失语”是指“感悟型知识传统”的失落。因此，想要“得语”就得摆脱西方的认知理性，回归传统。并且认为这种回归传统的“汉语批评”的努力是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转向相一致的。[④] 不错，在西方哲学史上，从19世纪末就开始涌现了一股反抗因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发达而带来的人的物化和异化的人本主义思潮，从而开启了西方以批判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所导致的人性异化、精神空虚等为宗旨的现代主义文艺大潮。用现代性理论术语来说，即“审美现代化”对抗“社会现代性”。但是，这股要求向人的感性生命回归的人本主义思潮是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产物。显然，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与“失语症”论者所倡导的回归主客未分的“天人合一”的传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是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异化的现实，那么“失语症”论者所倡导的回归传统的举措实难有效对准当代中国的生存状态。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是植根于西方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使得“人为物役”的现实，而我国却是处在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去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达到小康水平”的努力之中。因此，当下我们需要的不是回归传统以寻找所谓的“生存诗意”，而是如何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及早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 许多老少边穷地区还需要扶贫开发，大量下岗职工等待再就业，几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如此等等。这些就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国情和生存状态。因此，在当下中国的历史境遇之下，、当务之急不是如何引领出所谓“存在的诗意”，而是如何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如果“失语症”论者不愿仅仅只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古典文论学者，真有“为生民立命”的人道情怀，那么，要做的工作是重新担当“五四”先贤的启蒙责任，彻底扫清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封建遗毒，倡导建立平等、民主、人道的现代化法制社会。而不是以“为民请命”为名，行争夺“话语权力”之实。“直把古典当现代”的历史错位中必定会使中华民族又一次错过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缘。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