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文学者遭受的现代性危机日益深刻,纸面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存在价值不断受到质疑,一向以推进本民族思想和文化发展为己任的文学研究,不仅倍受冷落而且丧失了介入时代生活的能力。我国文论界熟悉的海外学者德里达、希利斯·米勒、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原译为杰姆逊)等,不断在他们的文章中强化着文学赖以存在的前提已经被电信时代所瓦解的信息。日前我国各类文学期刊锐减到难以为继的程度,也在证明着曾受世人瞩目的文坛,已经游离于当代思想及主导文化的发展之外。 文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如何重构与社会精神和时代思想的联系?如何恢复文学批评的活力?对此,国内一批学者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王晓明先生近年来不断著文回应这一问题。他积极倡导文学研究要超越狭隘的学科本位,直面现实人生,要对当代重大问题敏感,呼吁现代文学重新建立与当代思想的多种对话关系,强调文学研究的 “越位”和发扬现代文学对现实社会热情相向的传统精神!。[1]与此相应,杨义先生提出了 “人文学观”。他认为“在新的世纪之交考察文学进程的内在逻辑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有必要创造一种 ‘人文学观’”。所谓“大文学观”,用杨义先生自已的话就是“文学与文化缔缘”。[2]这一主张与童庆炳先生提出的文学研究应走向 “文化诗学研究”的见解较为一致。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倪伟更为坦率地指出,“今天的文学研究已经没有能力来解释周围的世界”。“要使现代文学研究重新充满活力,文化研究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文化研究把文化看作一个意义的生产与协商的动态过程,它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国内不少学者著文参与这一讨论,主张把文化文本和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中来,几乎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路。 这些学者的思考显示了国内学者试图激活文学研究参与时代生活的努力。引入 “文化”这一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文学研究直接面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活动,相对于纯文学研究来说,这一思路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域,增加了文学研究在这个时代的活力。 然而,文化研究是否真能解决文学研究的价值危机?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文本几乎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俗、民风、起居、建筑、饮食、服装、时尚等等。文化的确能够与人们日常生活构成广泛的联系。但是,这些文化文本与社会实践构成的关系大多数是“实指”性的,是行事的。根据奥斯汀的语用学原则,这些文本的语言,显然与文学文本的语言不在一个语用域。虽然,一般的文化文本也叙事,但所叙之事是实践中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文学的本质是虚构,是一种诉诸想象和心灵的叙事文本。确切地说,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其内在本质是 “讲故事”。而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这一本质相同:其一,这些故事讲了什么内容涉及到哪些问题;其二,作家是怎样讲述这些故事的;其三,这些故事在接受过程中会产生哪些影响出现些什么问题等。而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不但不是 “故事”,而且与故事相去甚远。如果我们在考虑解决文学研究价值危机的时候,仅仅把向文化领域里的转移作为一种主要思路和策略,那么转移的实质显然意味着我们对故事的放弃,意味着我们从以想象和虚构为主的叙事作品中退出。 然而,讲故事听故事不仅是文学的内在本质,同时也是人类精神和情感活动的主要形式,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故事不仅与人们想象和心灵活动相连,同时也是人类保存经验传播人文知识的群体性本能需求。“这些民间故事本身讲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正面的或反面 ‘教育’,即英雄们的尝试获得的成功或遭到的失败。这些成功或失败不是建立社会体制的合法性 (神话功能),就是表现既定的体制 (传说、童话)所具有的正反整合模式 (幸福的英雄或不幸的英雄)”[4]。只要人们的社会属性不丧失,整合和交流的内心愿望仍然存在,“故事”这种既有益于心智又对族群的生活模式、行为规范等知识系统具有传承功能的文学样式就不会消失。即便“后学”消解了一个封闭的不假他求的“主体”,消解了一个由符号建构的 “自我”,但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人”还活着,即便在“虚假”的经验中,仍然渴望交流,渴望借助“故事”了解世界。 历史上,故事的传播方式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推进发生了多次变化和转移,但故事始终与人相伴。从口头传说,到文字印刷传播,再到电信媒体的出现。故事的存在形态随着传播方式的变化发生了不同样态的迁移。印刷技术的出现,使曾经活跃在庙堂和民间的口传叙事受到冷落。但是,行吟说唱的衰落,不是故事的衰落,而是故事的另一种存在使故事讲得更为有生有色,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和深入。小说成为印刷时代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以文字印刷为主要承载方式的叙事活动,不但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培养了大量的作家,也创造了印刷时代的文明。但是,以文字生产、印刷传播和阅读消费为主的故事形式,随着新的媒介形式的出现也不得不再次改变其已有的存在形态。如同小说的出现和繁荣一样,媒体技术的发展,又把印刷形式的小说推向时代的边缘。然而,同样,小说被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故事的没落,不意味着虚构类叙事文学的失势,更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小说的疲软,仅仅是历史对故事承载方式的又一次改变。这一改变也仅仅意味着自印刷时代逐渐盛行起来的故事传播方式、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同样遭遇了新的传播媒介的冲击。并且,小说的衰落同样意味着媒体技术创造的另一种故事形式的出现;一种不同于小说但在本质上仍然执著于 “故事”的虚构类叙事形式的繁荣。事实上,以电信媒介为主要承载形式的影视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故事”传播的主要形式。 电信技术的发展使古老的 “故事”在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上脱离了被知识分子垄断了数方式小说的出现和繁荣。人们借助于文字印刷技术百年之久的抽象的符号系统而重返民间,转向与人们日常视听同构的图像符号,并且以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家庭,和人们朝夕相伴。电信时代,讲故事和听故事这种古老的文学活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这种虚构叙事作品与人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密切。 以现代传播为主要存在形式的影视剧,其核心任务与小说一样也是讲故事,讲人生的不同命运、讲人物的成功或失败。从创作的角度讲,编导和作家一样,关心怎样叙事,怎样安排情节,什么样的故事结构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其创作意图,并且怎样才能让观众沉迷在故事中。更为重要的是,从语用学的角度上讲,影视剧和文学同在一个语用域,影视语言和小说一样是虚指的,作品都诉诸于想象和心灵。正如曾庆瑞先生在《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一书中所谈到的:“文学特性之成为电视剧艺术的发生学基因,表现在:电视剧艺术的发生有赖于文学元素的进入;以人的性格和命运核心去创作电视剧作品乃是电视剧艺术富含文学特性的最为鲜明的标记。”[5]因此,从文学内在本质上讲,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危机只是一种假象,因危机,而只是故事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的改变。 这一改变是巨大的,从文字到图像,由阅读转为观看,“故事”在一个直观的空间以另一种存在形式与人们不分贵贱地相亲相融。以影视剧为主的故事形式,像小说一样,担当起编织当代人梦想、构筑其精神向往和引导其心灵活动的功能。 文学研究之所以从当代人的精神视野中消失、并丧失与当代思想的对话能力,主要原因正在于此,即:故事形态的变化,带走了由受众群构成的价值生成基础。文学研究的内在精神在人群转移后的阵地上空自高蹈,无以交流,价值危机缘此而起。 如果考虑恢复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活力,恢复其介入当代思想的能力,在文学生产和接受领域里实现其价值关怀,认可传播方式对文学存在形式的改变,找回这个时代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存在基础,跟随研究对象——— “故事”在生产和消费形式上的全民性转移,这样,文学研究可以不向故事和虚构类叙事文本之外去另寻找生机,不必向实指性的叙事领域里转移,而是从历史发展和文学内在本质上考虑扩大“文学”的概念,把同属于一个话语范畴为它既不是故事的危机,也不是虚构类叙事作品的且拥有巨量观众的影视剧作品作为媒体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但是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而且大多数课题仍然是原来的范畴之内与故事相关,即:故事讲了些什么内容;是怎样叙述的;观众在接受和消费中可能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对时代精神和当代思想会产生哪些影响等等 (影视作品的技术层面如何与故事相关是另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当代影视剧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且涉及和影响的人群更加广泛。 如果我们同意把文学看成其外在形态不断变化的、开放的、以负载人类心灵和情感活动为主要特征的存在形式,那么,影视作品应该和小说一样是电信时代文学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与在印刷文明中日益精致化的小说相比,这个成员带着明显的粗俗和不成熟、有着诸多缺陷和不足,但是,它在声画等视听效果上,又享有多方面的优势,特别在思维方式上,它更多地回归到以直观、个别、具体、经验和想象为转征区的神话思维中,更容易赢得民众的青睐,并且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人格的建构,远远超过了纸面了文学的功能。因此,扩大 “文学”的范畴,把影视作品作为一个在本质上更具有文学性、更具有影响力的文本,纳入到当代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中,使之成为文学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这对改变文学研究目前的现状,重建知识分子话语与民众话语的交流空间,比文化领域里的其它文本形式更具有合理性。如果文学研究能对热播影视作品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及时审视和批评,形成与作品编导和亿万观众的同步交流和沟通,不但文学研究的存在价值及人文精神的传承得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大量低劣影视剧的泛滥在人们意识中引起的负面影响亟待人文学者的清理和批评。 [1] 《文学评论》,2001. 6 [2] 《文学评论》,2001. 4 [3] 《文学评论》,2001. 6 [4] 《后现代状态 叙述知识语用学》,利奥塔、商务印书馆,P43 [5] 《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曾庆瑞,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P117 原载:《文艺争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