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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古籍整理与校勘工作密不可分。研究指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校勘学原则与规范应当继承发扬，认为对不同的古籍与不同的需要，校勘方法应有所变通，校勘记的表现方式也要随之有所不同，同时要杜绝文学古籍校勘工作中的一切随意性。 关键词 古籍整理;校勘学;校书规范、校书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程度上经过整理而出版的古籍图书约为l万种，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的20多年里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约为8000种，占建国以来新版古籍图书总数的80%。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成就。 古籍整理与校勘工作密不可分。我国的书籍校勘工作起源很早，到了汉代，趋于发达，当时称为“校雠”或“校理”，刘向、刘欲父子就是有名的校雠家。他们曾奉成帝之命，校雠秘府书籍。所谓秘府，是宫廷官家的藏书之处，当时宫廷官家藏书室还置有官职，称校书郎和校书郎中。至于“校勘”的说法，一般认为始于唐代，宋代以来，更加流行。宋时秘书省内置有“校勘”职位，即所谓馆阁校勘。欧阳修就曾充任过校勘官，他在《书<春秋繁露>后》中说:“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宋人的校书工作很有成绩，他们不仅校勘古籍(如《说文解字》)相当认真，就是校阅本朝编纂之书(如《文苑英华》，也称精审。宋人校书传统在元明时代没有得到很好发扬，一直到了清代，才又射出一光芒。正因为有了校书工作的历史实践，于是才有“校勘学”之说，又称“校雠学”。有人认为它是考证学的一个部分，也有人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校勘学应当是校勘工作实践的学理总结，它本身又形成一种指导实践的规范。正因为规范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校勘工作的发展过程，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与实践，而且规范与实践之间又常常有误差，并不总是吻合无间，而且还有人置规范于不顾，因此也就引出种种争论与驳难。 近百年来，著名学者都很推崇清儒的古籍校勘实践与规范，由此，他们总结、检讨清儒校勘实践的得失后，在校书方法中首先重视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的“对校法”，并确认这种“对校法”是校书方法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是“五四”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校勘学专著，它实际上总结概括了校勘学中的具有普遍性的方法与规范。书中标举的“校法四例”的首例就是“对校法”。书中说: 昔人所用校书之法不一，今校《元典章》所用者四端: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放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这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它校法[1]118。 书中所说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方法，也就是先认识异同，再辨别是非的意思。 陈垣《释例》出版时，另一著名学者胡适为之作序，这一书一序，可谓牡丹绿叶，相得益彰。胡序中尊陈垣校补《元典章》是“大工作”，并誉之为“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胡序中还把“对校法”的基本作用，对先校异同再论是非的主张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与阐述，他说《释例》一书“使人知道校书必须先用对校法，这是他奠定新校勘学的一大成功。”胡序中还称赞说: 他(指陈垣)用无数最具体的例子来教我们一个校勘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是非是异文的是非，没有异文，哪有是非?向来中国校勘学者，往往先举改读之文，次推想其致误之由，最后始举古本或古书引文为证。这是不很忠实的记载，并且可以迷误后学。其实真正校书的人往往是先见古书的异文，然后定其是非。他们偏要倒果为因，先列己说，然后引古本异文为证，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测而忽得古本作印证似的，所以初学的人看惯了这样的推理，也就以为校勘之事是应该先去猜想而后去求印证的了[1]11。 事实上，陈垣《释例》中也说到了在校异同前提下辩是非的问题，书中所说“校法四例”中的其他三例是“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这三者就不仅要校出异同差别，还要考究是非正误，当然，无论异同差别还是是非正误，一律要作校记以说明。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