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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论发展到20世纪末期,有人提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患上了“失语症”。曹顺庆说:“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林岗说,中国现代文论“只是借用他人的概念术语衣装演练了一场堂皇而缺乏神采的戏”。中国现代文论在国内的失语,必然会导致在国际上的失语。香港黄维梁说:“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转引自古风《20世纪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主流话语论析》,《学术月刊》2002年第7期)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这种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空白论”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是错误的。不过,它所反映的问题仍是存在的。 然而,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又不可能走复古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必然是在交流和对话中,甚至是在渗透与抗争中建设。因此,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促进中国当代文论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过去,我们在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中,的确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对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拒绝西方的任何理论的引进。在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生搬硬套的现象。其实,这并不可怕。因为这个问题可以在我们逐渐深入地把握客观对象的过程中加以克服和解决。列宁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哲学笔记》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人因此永远产生着(思想和客体的这种矛盾)和永远克服着这种矛盾。毛泽东文艺及经验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优秀传统。 二是有人对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缺乏信心,盲目地崇拜和推销西方的各种理论。他们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引进西方的理论,并在解决的过程中逐步克服各种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错误,而是为了贩卖西方的理论。他们有时也涉及中国的东西,但这只是为了说明西方的一些理论的正确。现在,有人对这两种倾向不加以鉴别和区分,为了反对买办文化和殖民文化以至于连西方现代有益的理论也拒绝引进。 朱德生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拒绝引进西方现代先进文化的倾向。他指出:在我国,生产和经济离现代化的目标虽然还很远,但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却也尝到了。所以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等等,在我国也正在日益广泛地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提出,现代科技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重的消极影响,根源于西方思维方式的一个错误,即强调天人之分或人与自然的对立所引起的,如果像我们的先人那样主张天人合一便不会有这些问题了。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错误观点,本质上是站在落后的立场上来批判先进的东西。把天人之分强调过头了,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总得面对事实。西方从天人之分中发展出了现代科技总是无法否认的。我国科技落后,原因可能很多,而与天人不分的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天人之分、物我之分、人我之分,是思维得以产生发展的必要条件。不懂得这种区分,理论思维便发展不起来,科学思维便发展不起来。人类大约还处在青年时代,他还得继续生存下去;要生存下去,便不可能不继续改造自然。要改造自然,便不得不面对人与自然的矛盾。以为在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无矛盾的和谐关系,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幻想,这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偏见,以为和谐的即无矛盾的。其实恰恰相反,正因为有矛盾才有和谐不和谐问题,如果无矛盾了,各方面都直接同一了,也就无所谓和谐不和谐了。乐曲中正因为有高音的和低音的对立,才有了和谐美妙的乐章,如果只有高音或只有低音,便不会有美妙动人的乐章了。 这在我国当代文论建设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杨义先生在提出发现中国诗学原创时就存在这种倾向。他说:“只有从专利权和原创性出发,我们才能使中国诗人获得恰如其分的世界性位置,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的理论支撑点和话语体系的原始生长点。发现中国诗人的‘诗学专利权’,比如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些概念,如果拿来简单地套在屈原、李白、杜甫的头上,都可能使诗学原理中属于屈原、李白、杜甫的‘专利权’的东西发生遮蔽和丢失。我们必须高度珍惜和深度开发几千年来中国诗人的原创性,他的专利,他的文化特质。开发这种资源的深层次的智慧,从中转化出一些古今可以相贯相通的现代品格和中外共享的世界价值,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共同的精神智慧的财富。”杨义反对套用西方文论的术语和概念,提出了“感悟说”。他说:“诗话比较散乱,一方面是由于它记录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代诗人和诗话作者重感悟,感悟所得,往往如电光石火,璀璨尽管璀璨,毕竟多是星星点点。星星点点也弥足珍贵,因为它们是悟性与经典的直接对话。感悟是我们把握世界的第一感觉,是我们对经典生命的第一印象,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悟和分析结合起来,既追求学理的灵动,又追求学理的透彻。”杨义要求我们“把重要的经典当作伟大的个案,进行细读,进行感悟,把它上升到学理的高度进行思辨,这是我们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确认中国作家的文化发明专利权的基本方法。这就需要我们直接面对经典文本,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何其芳先生就讲过,读书要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你读一本书,你最初的感觉是什么,而不是马上用理论把自己的直觉监禁起来。第一印象就是那种有血有肉的,真正有意义深度的直觉,它那里包含着我们原创性的最初理论萌芽”。(以上见《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与杨义对话》,2002年8月21日《中华读书报》)杨义这种发现中国诗学原创的基本方法反对引进西方的审美理论代替对中国诗学的独特内容的把握,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杨义拒绝引进现代理论把握中国诗学,否认理论在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杨义这里所说的感悟主体不过是纯粹的认识主体。这是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又说,“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个人不可能是纯粹的认识主体,总是受到一定的条件和关系的制约。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见《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84页)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告诉我们,认知的构成,或更一般地说,认识论的关系的构成,既不是外在客体的简单的复本,也不仅仅是主体的内部预先形成的结构的呈现,而是主体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交涉而构成的一套结构。皮亚杰认为:“智慧就是适应”,而适应依赖于有机体的同化与顺应两种机能的协调,使有机体与环境取得平衡。“当一个主体认识一个客体,同它发生关系时,就会有一对历程在进行着。……它是有两极性的,在对立中,主体把客体同化于他的图式之内,同时又要使自己的图式顺应客体的特性。就在这个两极性和交互过程中,就已经有同化和顺应之间的平衡了。”这种主客体的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机动的。“主体只是作用于客体的多种动作的集合,这些动作依照客体的性质进行改造,也改造了主体,如果不依赖主体的动作而单从客体出发,那就是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观点,忘记了客体只是通过逐步接近现实的方法才可被掌握。科学的全部历史证明了客观性或对象性不是出发点,而是由于持续的辛勤努力而获得的。”(转引自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3月版) 杨义强调感悟主体是纯粹的认识主体,不但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而且这种感悟所得也极其不可靠。首先,既然要求我们细读和感悟重要的经典文本,那么,这个重要的经典文本是如何确定的?其次,人们对这个所谓的经典文本的感悟是否具有真理的普遍性?再次,如果不同的人对这个所谓的经典文本的感悟不同,那么,我们怎么确定谁的感悟是正确的呢?可见,杨义的这个“感悟说”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看来,杨义要求感悟主体是纯粹的认识主体是为了否定理论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整个认识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当然,杨义在把握中国诗学的过程中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不是偶然的。近年来,有人从理论上怀疑和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例如王元化对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这一根本规律的彻底否定。王元化说:“数十年来,在思想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即所谓以论带史。研究问题,不从事实出发,不从历史出发,而从概念和逻辑出发。这一风气不限于史学界,而且是弥漫在各个领域,甚至渗透在生活中。后者带来的深刻教训是使人不会忘记的。运动中妄加给人的罪名,往往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根据逻辑推理作出的。所以后来我在讨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时,曾以审案为例。我说应当强调法律上的‘证据法’,而不能根据逻辑推理,或根据我国传统审案的所谓‘自由心证’。因为在审案中根据逻辑推理可以构成的罪行,在事实上却往往是无辜的,这一点在‘文革’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逻辑性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历史和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并不能代替前者。”王元化反对研究问题不从事实出发,不从历史出发,而从概念和逻辑出发。这一现象是存在的,批评也是正确的。不过历史和逻辑虽非“同一的”,逻辑也不能代替历史,但是,逻辑和历史又应是统一的,不可以有意无意加以忽视或否定。否定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这一原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的境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这个原则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剥出其“合理内核”,把黑格尔颠倒的关系倒置过来,并指出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本质上的统一。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实际上,逻辑的研究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恩格斯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肯定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这个原则,并特别强调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本质上的统一。“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因为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本质上的统一,所以,恩格斯反复强调,“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犯了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错误,就否认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否则,就否认了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这一事实。 另一方面,尽管杨义否认了理论的指导作用,但他在对中国诗学进行总体把握的过程中,还是参照和比较了西方的审美理论。然而,由于杨义没有正确理解西方的审美理论,所以他不可能揭示中国诗学的独特审美特征。杨义说:“由于中国古代神话和哲学思考中,强调人与宇宙相通的整体性和对应性,因之我们的诗学讲究生命移植,就比西方理论讲究情感移植的‘移情说’更进一层。悟性在接通天人之间内在的或精神的渠道的过程中,表现出把人的生命向外界事物移植的功能。”这是不准确的。因为西方的“审美移情说”也包括生命移植问题。西方审美移情说的主要代表是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立普斯。立普斯从心理学出发研究美学,认为审美快感的特征在于对象受到主体的“生命灌注”,而产生的“自我的欣赏”。立普斯说:“审美欣赏的‘对象’是一个问题,审美欣赏的原因却另是一个问题。美的事物的感性形状当然是审美欣赏的对象,但也当然不是审美欣赏的原因。毋宁说,审美欣赏的原因就在我自己,或自我,也就是‘看到’‘对立的’对象而感到欢乐或愉快的那个自我”。“移情作用就是这里所确定的一种事实:对象就是我自己,根据这一标志,我的这种自我就是对象;也就是说,自我和对象的对立消失了,或则说,并不曾存在。”“我连同我的活动的感觉都和那发动作的形体完全打成一片,就连在空间上(假如我们可以说自我有空间范围)我也是处在那发动作的形体的地位;我被运转到它里面去了。就我的意识来说,我和它完全同一起来了。既然这样感觉到自己在所见到的形体里活动,我也就感觉自己在它里面自由、轻松和自豪。这就是审美的模仿,而这种模仿同时也就是审美的移情作用。”(转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271/D27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在《西方美学史》中,朱光潜在系统地勾勒“审美的移情说”的基础上,着重评述了立普斯的“审美的移情说”。他说:“立普斯从三方面界定了审美的移情作用的特征,不过这三方面又不能割裂开来而要综合在一起来看。第一,审美的对象不是对象的存在或实体而是体现一种受到主体灌注生命的有力量能活动的形象,因此它不是和主体对立的对象。其次,审美的主体不是日常的‘实用的自我’而是‘观照的自我’,只在对象里生活着的自我,因此它也不是和对象对立的主体。第三,就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来说,它不是一般知觉中对象在主体心中产一个印象或观念那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就生活在对象里,对象就从主体受‘生命灌注’那种统一的关系。因此,对象的形式就表现了人的生命,思想和情感,一个美的事物形式就是一种精神内容的象征。”可见,西方“审美的移情说”也包括生命移植。因此,杨义所揭示的中国诗学的独特的审美特征是不成立的。 当前,我们存在一种很有影响的排斥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倾向。杨义等否认理论指导不过是这一倾向在当代文论建设领域的表现。但是,离开了理论指导的文论创新不但是靠不住的,而且还会迷失方向。复古绝非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创新之路。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