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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君”“汤子”指的是谁? ——陈寅恪诗注商榷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梁守中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此文乃针对曾敏之对陈寅恪诗所加的两条误注而作。曾氏之注,穿凿附会,主观臆测,有违陈诗原意,故撰此文商榷,以正其误。
    关键词 陈寅恪诗注;钟君;汤子;商榷
     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文史兼精。昔年讲学上庠,常身兼中文、历史二系教授之职。余事为诗,颇见高格。近年谈陈寅恪风骨者,多谈及其诗。由于陈氏诗中古典今典并用,含义深刻,读来不易弄懂。一些为文者信手引用,随意臆解,便往往出错。
     前段时间,从《羊城晚报》副刊《花地》读到曾敏之先生的《艺林纪事》(2002年2月1日),觉其在谈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时,引用陈氏赠吴宓一诗所加的两个“注”,望文生义,胡乱臆解,颇为不妥。为了说明的方便,先将陈氏原诗与曾氏之注抄录于下。
     陈氏诗云: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①汤子抛人转更忙。②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曾氏注云:
     ①指钟馗点鬼喻专制迫害。
     ②指《汉书·食货志》记廷尉张汤以“腹诽”罪杀人。
     陈寅悟赠吴宓(雨僧)的诗,题为《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辛丑,即1961年。此诗乃陈氏向吴亦自述“近况”。中间四句最能写出他此时此地的苍凉心境。1958年,当举国开展“厚今薄古”运动之时,陈寅格的史学研究,被视为误人子弟的“伪科学”,受到了批判。陈寅恪本人更被攻击为“朽骨”“毒瘤”,大受侮辱。陈氏辱不能忍,愤怒上书学校当局,表示坚决不再开课,马上办理退休手续。这就是诗中“留命任教加白眼”一句的内容所在。至于下句“著书唯剩颂红妆”则是指近八年来陈氏撰《论再生缘》及《柳如是别传》,以颂赞陈端生和柳如是这两位奇女子。吴宓在与陈寅恪长谈后,于日记中有这样的评述:“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此评深能写出陈氏晚年的著述心态。
     上面这两句比较好懂,下面“钟君”“汤子”二句就较难理解了。曾敏之在《艺林纪事》的“注”中,就误以为“钟君”是钟馗,“汤子”是张汤;由于把所指的人物搞错,其所注的内容也就跟着错了。
     那么,“钟君”“汤子”到底指的是谁呢?
     原来,“钟君”指的是元代戏剧家钟嗣成。他撰有一部戏曲史著作《录鬼簿》,内收元代已死未死的剧作家及其作品目录,共一百余人。他在该书的序中说道:“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又道:“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他把生者死者并称为鬼,记录成书,使之永传,故取名为《录鬼簿》。陈寅恪的“钟君点鬼”,指的便是钟嗣成撰写《录鬼簿》;而“行将及”,则谓自己将要成为《录鬼簿》中人了。这句诗似侧重在“已死者为鬼”方面表述,意思是说自己年老了,钟嗣成的《录鬼簿》将要点到自己的名了(意即将死)。是年陈氏72岁,年老体衰,故有此思。曾敏之把此句注为“指钟馗点鬼喻专制迫害”,是与原意大相径庭的。古代传说中向有钟馗捉鬼、打鬼、吠鬼的故事,却并无“点鬼”之说。而且故事中的钟馗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而鬼则是邪恶的东西。现在曾氏硬把“钟君点鬼”坐实为“钟馗点鬼”,并把它与“专制迫害”联系起来,钟馗岂不成了专制迫害的凶手?诗作者既是“行将”被“点”之“鬼”,岂不又成了邪恶的家伙?真是越注解越糊涂了。
     曾敏之在“汤子抛人转更忙”一句中所加的“注”,也同样犯了穿凿附会的错误。从“注”中可以看出,他是把“汤子”看作是汉朝的张汤,并牵扯上“以腹诽罪杀人”的。从传统的称谓看,张汤只能称“张子”而不能称“汤子”,正如孔丘、孟轲不能称“丘子”、“轲子”一样。其实诗中的“汤子”,指的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这句诗乃用其《牡丹亭》开篇曲词中“忙处抛人闲处住”一句之意。本来,陈寅恪3年前拒绝开课后,正似汤显祖曲同中所述,已从忙处抛到闲处了,但因赶写《柳如是别传》,却闲不下来,倒是转更忙了。这便是“汤子抛人转更忙”一句的含义。这句诗全无“以腹诽罪杀人”的意思,不知曾氏何以会在这平和的诗句中产生被迫害的联想。
     陈寅恪这首诗并不特别深奥。首二句写与老友吴宓在广州重逢,点出自己现在是客居广东(诗中以罗浮代广东)。三四句写自己曾受白眼鄙薄及近年在撰述《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五六句以“钟君”“汤子”的典故,慨叹自己年已老迈,时日无多,但仍忙于著述:末二句化用苏东坡“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诗意,笑自己虽为口食而忙,但老来的事业是并不荒唐的。“未荒唐”三字,较东坡“转荒唐”积极。
     通首诗是向老友述说“近况”,诗中虽有愤激苍凉之句,却并无受迫害之意。曾敏之为这首诗所加的注,一再指出“专制迫害”与“以腹诽罪杀人”,倒是求深反误了。
    上文写成后不久,又发见曾敏之早在9年前便有此穿凿附会之误。他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发表的《陈寅恪二三事》一文(1993年7月13日),引用了上述这首诗后,便说陈氏“以钟馗点鬼喻专制迫害,以汤镬喻冤案之受酷刑”。在对“钟君点鬼”的理解上,他是前后一致的,都错误认为是指钟馗点鬼,喻专制迫害。而对“汤子”的理解,则有了变化。9年前他认为是指汤镬,喻冤案之受酷刑;今日则认为是指张汤,以腹诽罪杀人。不管是汤镬抑是张汤,都是主观臆测,毫无根据的。大概曾氏后来也觉得“汤子”指汤镬太过离谱,故而今日改为指张汤了。可惜依然是弄错了的。
     曾敏之在解释此诗时,先后用了“专制迫害”、“冤案酷刑”、“以腹诽罪杀人”等文字,似乎陈寅恪在1961年便已受到了迫害。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陈寅恪还是受到很好的礼遇的。若一定要说受迫害,那也是在5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之时。在“十年浩劫”期间,人妖颠倒,是非混淆,连国家主席、元帅将军都不能幸免,更这论陈寅恪了。笔者认为,如要论诗,应扣紧该诗的写作背景而谈,离开具体的写作年月而侈谈什么“冤案”“迫害”,是毫无意义的。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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