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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钦敬的余秋雨先生在完成“文化苦旅”散文系列之后,近年频频到深圳指导文化。几乎每来一次,就对深圳文化的发展献上一首赞歌。他似乎进入了“深圳赞歌时期”。1995年的“赞歌”主题词是:“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1996年的“赞歌”主题词是:“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1997年8月的赞歌主题词是:“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掌握20世纪中国文化的结算权。”深圳的文化官员和文豪们称余秋雨的赞歌是“空谷足音”。深圳一些穷文人则对余氏赞歌目瞪口呆,譬如我,一个在深圳居住了4年的文化门外汉,就有诸多疑问就教余秋雨先生。 余秋雨论“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是这样说的—— “这个前提就是:20世纪过去了,20世纪的文化模式就将结束。20世纪主要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为主干,决定了以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文化冲突的基点。现在世界上最挠头的冲突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了。亨廷敦认为:当意识形态的对立结束以后,出现的是更真实的文化冲突。不管现在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多么的轻视文化,21世纪人和人之间的冲突绝对是文化的冲突,就是:文明群体和文明群体的冲突,文化块面和文化块面的冲突和对立是最真实的。亨廷敦认为第一块面那还是西方文明,或者说基督文明;第二个块面就是儒家文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日本不算)和地区;第三个文明是伊斯兰文明。这是21世纪决定全世界文化走向的三大文明。按照亨的观点,深圳正是两种文明发生冲突的桥头堡。深圳这一个地方,由于它的非常特殊的历史原因,它的儒家文明历史传统并不强盛。它并不能构成一场儒家文明和基督文明的巨大冲突。它的文化走向是以一种调解性的方式出现。深圳好象是几种文明都绕出了它地盘的空白的三角地。如果是西方文明的进入,它在这儿遇不到巨大的抵抗;如果是儒家的文明进入,也不见得遇到西方文明的反驳。它是一块文化的松软地带,各种文化因子进入的可能性极大,尽管地方很小。所以我感到深圳从世界文化范围来说,它是提供了最多的文化可塑性的地方,它可以追随任何一个地方。正因为它可以追随任何一个地方,它也可以对任何地方不负担深重的责任。这是一块松软的地方,一块希望寄托的地方。”(摘自余秋雨1995年11月19日在深圳市委宣传部演说录音稿,《深圳商报》发表。) 应当说,余秋雨转述的亨廷敦《文明的冲突》的新观念是不错的,问题是他后面的结论有点让人起疑,“按照亨的观点,深圳正是两种文明发生冲突的桥头堡”。这个结论的证据何在?有什么数据说明“深圳从世界文化范围来说,它是提供了最多的文化可塑性的地方”?有什么事实显示深圳是一块中国文化的最松软的地带?深圳和香港相联,可以说地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深圳经济领先内地”。但这并不能证明“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在这里,余秋雨的意思似乎是,深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决定了它的文化示范水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以地理位置而言,北京、上海、广州的确比深圳离西方文化远(因为香港西方文化比较多),但是,北京、上海、广州和西方文化的交流真的比深圳少吗?把国际文化名人到京沪的人数、次数和深圳比一比,把京沪的国际学术活动和深圳比一比,把学习融会国际学术新潮新成果的京沪学者和深圳学者比一比,到底哪里多,哪里深,哪里是真正的中国文化桥头堡,难道不是很清楚吗?余秋雨先生虽然写过《五城记》,毕竟还有许多中国文化名城和准名城没有到过,断然结论,未免匆忙一点吧。 余秋雨说“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是他1996年夏就任深圳市“深圳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时的讲演。在几个小时的演讲中,余秋雨认为:“1.深圳具备最容易产生学派的条件,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平等和单纯,能够促成学派发展所需要的民主讨论的气氛。2.深圳的文化是中国文化处于转型期的地域性亮点,能够避免内地文化发展所出现的黏滞状态,并能创出新兴学派的充满活力的成长机制。3.深圳文化发展的区位优势,使它有可能成为贯通内陆与海外的中华文化‘桥头堡’,而正是凭借桥头堡的集散功能,使深圳学派的思想得到强有力的传播。”(《深圳商报》1996年8月7日)如果余秋雨先生在讲建立“深圳学派”时不提到法兰克福学派,我们可以空泛地把“深圳学派”理解为一个“以谈深圳为主”的学人圈子、学人沙龙,这没有什么不可能。但是,他既然是把“深圳学派”真正当成一个和世界最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相比相攀,那么,我们就得以法兰克福学派那样一流的学派产生条件来论证余秋雨这首赞歌了。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