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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沈玉成先生的《左传译文》对于普及和宏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功莫大焉。然而，书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和漏洞。今举其典型，连缀成文，以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关键词 《左传译文》；《春秋左传注》；质疑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面世不久，沈玉成先生的《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0年版)便出版了。二书相辅相成，诚如沈先生所说：“读者在阅读注文以外再参考译文，对理解原文也许可以增加一些方便。”全译《左传》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是很难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而沈先生很快便完成了。这对于普及和宏扬祖国传统文化，功莫大焉。本人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敬意阅读了全书，深感方便，受益颇深。然而，在研读中也发现了一些千虑一失的问题，今就披阅所见，举其典型者连缀成文，以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一)、原文：隐公元年。“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未尝君羹，请以遗之。”， 《左传译文》将传文中“未尝君之羹”，译为“没有尝过君王的肉汤”。 查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确有“羹，肉汁也”的说法。但杨《注》的下文又据《尔雅·释器》及《仪礼》郑《注》的“肉谓之羹”指出：“此指上文所舍之肉，盖熟肉必有汁，故亦可曰羹。” 按：“羹”，《说文》作“”，从“羔”从“”，是个会意字。“羹”字的本意指的就是熟肉，后来词义引申，才有了肉汁的意思。传文用的是“羹”字本意。杨《注》不仅根据传文的特定语境把“羹”字训作“肉”，而且还分析了词义的引申过程，至明至切。《左传译文》既与杨《注》相抵梧，也没有表达出原文之意。 (二)、原文：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左传译文》：“凡属都邑，城垣的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了。” 按：把“城过百锥”译成“城墙的周围超过三百丈”，误。《春秋左传》杜注：“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过百雉。“杨伯峻先生注：“侯伯之城方五里，计每面长九百丈，即三百雉。大都不过三国之一：故不能过百雉”。杜注曰“径”，杨注曰“每面长”，文异而意同，都是指城墙的边长，而不是周长。抛开古注今注姑且不论，即从传文本身分析，译文也不合史实。传文下文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果如译文所说，大都的城墙周长是三百丈，那么“九之一”的小都，其城墙的周长就只有一百丈，面积不过十亩多一点(周制更少)。查遍古今城邑，恐怕也难找到这样小的“都”。 (三)、原文：隐公十一年。“……吾先君新邑于此，……” 《左传译文》：“……我祖先在这里新建城邑……” 按：传文里的这句话是郑伯即郑庄公说的。据《春秋左传正义》，“新邑于此”者，应是郑庄公之父郑武公。杨《注》也说：“郑国初封于西周，国土在今陕西华县东北二十里。东迁之后，郑武公伐虢、桧而并其土地，因立国于此。”依照春秋惯例，对已故的诸侯郑武公，其子郑庄公称为“先君”。现代汉语中没“先君”这个词，不妨用“先父”对译，译成“祖先”就不贴切了，因为“祖先”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是指“一个民族或家族的上代，特指年代比较久远的。”(《现代汉语词典》)。 另据孔《疏》“郑桓公之子武公所国也”和杨《注》“因立国于此”，“新邑于此”也应译为“在这里新建国都”。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