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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文学史研究似乎对宏阔而抽象的问题颇为偏爱，而对作家作品这一最能体现创作主体个性和文学史内在生命的研究总有些不屑，由此导致作家作品专论的著作愈加稀少，大而无当的重复性研究日渐增多。 我们的文学史是流动的而不是粘滞的，它无时无刻不需要新的血液的汇入。“重写文学史”不是一句浮泛的口号，也不仅仅是新理论与新视角的发见与引入，而是在对文学史主体扎实系统的研究之基础上的诠释与评判，是对文学现象的深度开掘和规律探寻。一位作家的重新定位，一段史料的重见天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写文学史”。文学史就是一个兼容的结构和运动的存在，它是在不断改变中获得它自身的生命的。 我们呼唤为文学史注入生命力的研究。因此，当我们见到阎庆生教授的《晚年孙犁研究》这部厚重之作时，不禁有些惊奇进而惊叹了。作者研究的命义极为明确：“以‘晚年’为审视点来研究孙犁，有助于打通这位作家早年、中年和晚年的创作，从动态发展中把握其一生创作与文艺观、美学观的演变及其价值，从中找出某些带有规律性和学科意义的线索，从而为文学史提供比较典型、完整、深入的个案。”我们惊奇的是，作者并没有进行一种“时尚”研究，选择宏大新奇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且将其置于漫长的历史流程中来把握，而是牢牢抓住一位作家本身，且着力点和审视点放在“晚年”这一相对短暂的历史空间；我们惊叹的是，如此扎实、深入、系统的研究，其目的只是“为文学史提供比较典型、完整、深入的个案。”这种学术视野与襟怀，这种学术价值追求与定位，在文学史研究日益浮泛化、功利化的今天，足以令我们警醒。 阎著的研究视点在“晚年”，这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作家的“晚年”研究似乎并未受到学界重视。人们喜欢对一个作家做片段性的定论，把他和他的成名作终生捆绑在一起来研究，看不到这个作家一生奔腾不息的生命长河。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一个作品都不会完全等同于他当时所自觉意识到的思想和艺术的基本倾向，仅仅通过对一种思想和艺术倾向的推理论述是不可能揭示其作品的真实含义和实际价值的。”[①]那种对作家近乎贴标签式的研究如称孙犁为“荷花淀派”、赵树理为“山药蛋派”等忽视了创作主体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变动性，得出的结论自然就失之于轻率和单一。而“晚年”是作家创作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相对静止的阶段。对此阶段的作家心态及创作的深入研究和把握，有助于揭示出作家中青年时期创作中的一些潜在变量，由此打通作家的青年、中年和老年，在动态的发展历程中重新审视作家一生的创作及其文学艺术观的演变，能更为细致、深刻和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作家。就晚年孙犁研究而言，阎著并未将其绝对孤立在晚年，而是将其置于一生的流程中来认识，又用晚年的实绩来反观其一生，如此相互映照，就使研究不再是僵死的而是契合主体生命本身并随之律动的。 对孙犁文学大师的评价可追溯至老作家黄秋耘，早在1997年，他就作出论断：“他这个人的艺术修养很高……在当代中国写散文的作家中，孙犁是一个真正的散文大师……”[②]及至2002年夏孙犁逝世后，对其文学大师的评价更是舆论之趋归。但令人惊异的是，对孙犁文学大师的确认呈现出作家热、评论家冷的两极现象，许多作家如丛维熙、刘心武、铁凝等对孙犁推崇备至，而诸多评论家对此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甚至有评论家对孙犁的认识还停留在“荷花淀”的层面。这固然是孙犁晚年心态的复杂性及其“内倾”人格对思想和艺术个性的自我遮蔽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评论家的成见和态度造成了对晚年孙犁的另一重遮蔽。他晚年所营造的文学思想高峰许多评论家视而不见，他们的目光追逐着那些前卫的“新新人类”作家，或者专注于硕大无朋、玄之又玄的理论问题，他们一味强调研究的“当下性”，一个老作家怎能引起他们的丝毫兴趣？是他们把“消费时代”的真质带进了庄严的文学研究殿堂。正如刘心武所痛心的：“非常遗憾的是，一些评论家，在时尚风潮的影响下，争先恐后地追风热炒‘应时小卖’，孙犁这颗文学巨星的美学价值，只待有良知的评论家去深刻理解和评说了。”[③] 阎庆生教授的《晚年孙犁研究》适时出现了，它不是盲从之作，也不是应景之作。它用翔实的资料积累，深厚的理论积淀，精当的学理论析，从心理学和美学的层面雄辩地确证了晚年孙犁作为思想家和散文大师的实绩，在祛除层层遮蔽的同时，为我们重构了一个血肉丰满、良知良能、大器晚成的文学大师形象。 除却以上所论，阎著的学术价值尚有以下数端： 首先是价值的烛照与彰显。孙犁何以成其为思想家和文学大师？回答此问题绝非易事。阎著三十余万字，皆为此问题而言。它以无庸置辩的论析展示出晚年孙犁的思想高峰和美学建树，烛照其价值，彰显其风姿，拨开缭绕的云雾，将一座巍峨高耸的山峰清晰地放置于我们眼前。全书凡八章，前四章从心理学层面剖析孙犁思想家气质的彰显，后四章则从美学角度阐发孙犁的美学成就，揭示其作为文学大师的价值和意义。阎著的论断过程生动地告诉我们，任何“大师”的称号都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他封的，而是生成的。它得益于历史文化的滋养，得益于自身清醒的建构意识，还需要独特的近乎苛刻的环境的催生，更要经得起学理的辩难和历史的考验。 阎著将《书衣文录》作为孙犁晚年文学活动的起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划分，而是一个复杂的风格考辨。作者认为，正是《书衣文录》推动了“新”“老”孙犁的蜕变，实现了他的人格重塑。也自此始，孙犁的思想、意绪、文风与前判若两人。晚年时段确立以后，作者以历时的方法阐述孙犁的忧患意识，此间不仅有自身家国之忧，还有道德文化生态之忧，更有人性、自由、生存之忧。孙犁的忧患，看来并不是“忧愤深广”一词所能涵括的。这位久经磨难、历尽沧桑的老人并未在忧患中沉沦，而是终生保持了思想者的态势，卓然而独立，终于开出了绚烂的思维之花。忧患意识是思想家的必要条件，正因其忧，方能究其源、循其流、得其本，试问哪个思想家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呢？是既深且广的忧患意识成就了孙犁。但要注意的是，一个思想巨人的诞生并不是简单的际遇，它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偶然也不必然。在展示孙犁忧患意识的基础上，阎著详细分析了孙犁思想家气质彰显的复杂条件。指出正是主客观条件的交互作用，才玉成了这位思想家型的文学大师。孙犁思想家气质的彰显不仅得益于他“内倾”型好沉思的气质，还有赖他所尽情啜饮的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哲学、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等，还仰托“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浪潮的洗礼。劫中坚贞不渝，劫后穷究天际，梳理人生哲学，思想之舟从未片刻停留。孙犁不仅铸就了人格的丰碑，更拱托出了思想的高峰。 “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是锻造晚年孙犁的两大熔炉。“文革”的浩劫和灾难不仅是人格的考验，更是思想的锤炼。历史意识深厚的孙犁面对这场民族的大灾难，咀嚼和回味着切肤之痛。但他没有沦落，而是把这种强烈的生命体验抽象升华到了哲学、美学的高度，从而建构了丰富深邃的美学大厦。阎著指出，孙犁的美学思想，既有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道家美学的渊源，又有“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美学的重倡与深化，还有尖锐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显示了相当的厚度和一定的系统性、创造性，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是“文革”促使孙犁深入思考并认清了人性，辨识了历史并发出了震人心魄的“天问”，开始了意义重大的美学转型；而又是改革开放给孙犁带了新的人性难题和历史问题，使他踏上了崭新的思想之旅。他不再执泥于“和谐美”和“人性美”的营造，而是义愤填膺、犀利尖锐地经营批判文字，对改革开放后社会政治、文坛文化、人性人心都有殷切的忧思。他批判之广、之深、之激烈，深得鲁迅风骨，当代罕有能及者。至此我们会发现，在阎著的引领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孙犁，他不再是阴柔的而是阳刚的，他在创作中艰难、沉重地实现了由“和谐美”到“崇高美”的彻底转型。尤为重要的是，他以深厚的传统和现代美学积淀给我们奉献了体大思精的文艺美学“十论”（此为阎著概括），并在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确如阎著所言：“孙犁并非专门的美学理论家，但他在美学思想上的成就，并非每一位当代美学学者都能相比的，他的散文美学，内涵极丰富，厚重，深邃，创见颇多，可以说‘五四’以来殊少能比肩者。” 阎著的最后一章着力从文体学的角度论述了孙犁“耕堂文体”的艺术创造和审美意蕴。“伟大的作家，往往也是文体家，有自己对于文学史不可替代的文体创造。”阎著认为孙犁晚年的最大成就就在于为当代文坛创造了独特的“耕堂文体”。而此种文体的创造，离不开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沾溉。因此可以说，正是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交织互动，才诞生了如此不可多得的散文文体和文体家。“耕堂文体”的独创，使孙犁可以更加正大光明、顺理成章地跨入文学大师之列。 总之，阎著探幽抉微、苦心孤诣，极富原创性地从思想家气质、美学建树、文体创造三个方面烛照出孙犁长期被遮蔽的性灵和光华，彰显出孙犁作为文学大师对当代文学、美学乃至文化的独特创见和深远影响。 其次，就阎著的学术方法而言，呈现出视域的融合与互映的特点。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始终存在着“方法崇拜”和“方法恐惧”的二律背反。一种新理论、新方法的使用，可能会打破旧有的研究格局，带给现当代文学研究以新的收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受西方文艺思潮的裹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曾出现过花样翻新的方法热潮。从精神分析、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女权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再到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无一不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展示过它的威力，也取得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另一方面，相对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些方法无疑是机械的和单一的，用弗氏的“恋母情结”能切中几个作家诡谲深邃的心灵世界？在文学研究中唯理论、唯方法、一味求新只能导致“失语症”进而引发学科主体性的丧失。那些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置疑不是一直不绝于耳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以“史”带“论”的，而不是用理论去生吞活剥。它的合法性需要大量史料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来奠基，需要扎实、系统、深厚的学术研究来建构，更需要大量原生态、真实性、层层祛蔽的历史努力来还原，还需要兼容并蓄、不偏不袒的史家风范来完成。对理论和方法过度偏爱，一步小心就会陷入失掉主体性的泥淖，丧失掉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特性；但不用理论，就很难使所论有深度并有开拓意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参透理论与方法的生成规律和内在理路。每一种新的理论的兴起与发展，都有其背景和渊源，在把握其源流的基础上厘清理论生成的思维方式，将这种思维方式内化入自己的思维体系中，理论的本质就获得了。这时用理论去介入问题理论就不再是呆滞的而是灵活的充满了生命力的，这样的研究就充满了创造性和启迪思维的力量。阎著在运用理论方法时就做得很好。对孙犁这样一位在创作和理论上创获颇丰的文学大师，仅靠材料的概括和分析绝不能展现其真质，而只有运用与其知识体系相契合的理论才能有效地阐发其神髓。因此，阎著广泛采用了心理学、美学、文艺学、伦理学、审美文化等理论视角来切入孙犁的心灵、思想和创作。令人敬佩的是，阎著的理论运用丝毫不见斧凿痕迹，可见他已经吃透了理论的奥义，理论已经转换成思维方式，化入其精当的论述中了。另外，他的论述又是以详尽而有逻辑的材料为根基的，因此理论与材料相得益彰、共存共生。各种理论也因了扎实系统的材料积累而内在地达到了交互融通的境界，是互动的而不再是割裂的了。这时候的理论和方法就具有了生命，是生的而不是死的，各种思维方式的相互激荡还衍生出了许多新的论题，引起了人们更多更深的思考。 最后，阎著带给了我们一个颇值玩味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究竟需不需要研究者感性生命的介入？如果需要，如何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和超越性？这个问题十分复杂，阎著对晚年孙犁的研究可以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阎庆生教授在后记中说：“我是蘸着生命的汁液来研究孙犁的。”与诸多研究者不同，作者是因为热爱孙犁才走上孙犁研究之路的。这是一种性灵的相知，是一种切合内心律动的研究冲动。他研究的理路不是带着某种需要去解构作家，更不是先验的主观评定，而是基于深切感悟的自然生发。研究者的生命介入作家的生命，在生命共通感的基础上，从人性深处产生审美共鸣。这样能开掘作家及作品深层的玄妙的不易为人察觉的东西，得出的结论也更能切中作品的本质。感性恰是作品最具生命力的存在。但一个问题就随之产生了，研究者的感性生命浸入作品和作家情感与灵魂深处，自然能更好地体悟和理解；然而研究不仅需要阐释，更需要超越。当研究者陶醉流连于作品中，为作品和作家的精神世界而折服时，超越和评判的立场也随之消失了，欣赏毕竟不是研究的旨归。如何使感性生命介入作品后能抽身而出提升为一种理性观照呢？阎庆生教授的做法是加强理论思维，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我深知，要较好地解读晚年孙犁，除了必须具备审美直觉力，以体悟‘耕堂文体’的艺术与审美特质，还应以较深厚的理论思维功力，从理论上来阐明面临的许多相关问题。”“在我的阐释里，不论是理性的冷静论析，还是无意中融入的情感态度，都离不开文化传统与现代意识的融通，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我自己的生命力的渗透。”在研读孙犁的过程中，作者用生命去感知，用心灵去体悟，用良知去赞叹，达到了相知的境地，由此展示出孙犁诸多不为人所知的方面和作品的审美魅力。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研究的客观性，作者又不得不时时压抑自己的情感，用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学理阐述带领我们走进孙犁的幽暗复杂的心灵世界，评判性格之得失；领略他作为思想家丰富深邃的精神创造，细数渊源与发展；踏入他体大思精的美学殿堂，交汇传统与现代。所有的感悟都是带有思辨意味的感悟，所有的理性论断都是感悟基础上的论断：感性与理性就是这样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地贯穿着、碰撞着。情感的激发与压抑，生命的介入与提升，这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但又是激奋的，因为痛苦结出了丰硕甜美的果实。 [①] 王富仁：重视对中国现当代作家晚年的研究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②] 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 [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③] 刘心武：泉石野生涯——送孙犁 [N] 文汇报，2002年7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