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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一文将宋元商业性娱乐场所“勾栏”一词的语源上溯至汉译佛经的影响，持论新颖，却欠允切。勾栏从一种建筑式样名称转变为演出场所名，当与中国传统杂技百戏等艺术表演的场地特征有关，佛教影响是其中介，而非本源与直接原因。 一、 对“楯”、“鉤”字及经文的解释 康文曰：“栏楯即栏杆，横者为栏，竖者为楯。”又说：“‘鉤’相当于‘楯’，是竖在两栏之间起勾连作用的。”这是语源学研究不应出现的文字学失误。按“楯”字无“竖者”之意，与“栏”一样，均为横直之木。许慎《说文解字》收“阑、闲、槛、栊、楯”等字，均源出“阑(栏)”，段玉裁注“阑”曰：“谓门之遮蔽也，俗谓栊槛为阑，引申为酒阑字，于遮止之义演之也。” 实即门槛，显然是指横木。而“槛、栊”互训，《说文》：“槛，栊也。……假借为凡阑槛字。”而“栊，槛也。”段氏更言“栊”字有偏旁稍移为二字者。”如“□”，而“栊与□，皆言横直为窗棂通明，不嫌同称，如槛亦为阑槛。”段玉裁曰：“楯，阑楯也。阑，门遮也，槛栊也。此云阑槛者，谓凡遮阑之槛，今之阑干是也。王逸(楚辞注》曰：‘槛，楯也’。纵日槛，横曰楯，食允切。”由此可知，其一，“楯”指横木，音“shun”。其二，“阑槛、阑楯、槛栊”等，均指建筑物中遮拦之物，其所在不同，或谓门槛，或谓栏干。无论其中有否竖物，各词取意均偏于横，正所谓“不嫌同称。”门槛自然以横为主，而栏干以双柱间的一条横木，构成各式栏干的最小单位与基本形态。较大规模的栏干在视觉上也以横直绵延为特征，故虽取意偏“横”，实已暗含着纵向的立柱或支撑物，如《营造法式》卷二九勾蓝图才山的花瓶状部分。说竖者为楯无疑不确。 “鉤”也非竖木，其意在曲。“鉤”的同义异形字有“勾、枸、鉤”等，均出“句”字。而《说文解字》列“鉤”于句部，曰：“句，曲也”。段氏详注日：“凡曲折之物侈为据，敛为句。……凡地名有句字，皆谓山川纡曲…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鉤乙之意；…又改句曲字为勾。此浅俗分别，不可与道古也。”而“枸，曲也。”另外，对“枸”字，《中华大字典》曰：“枸，曲也，读为句，又可做枸字。《集韵》，木曲枝曰枸。“枸”虽有立木义，《庄子》日：“若橛株枸见。”但此处不取。问题很清楚，其一，“句”与“枸”同，而“鉤”与“勾”都是“句”的俗字，则“枸栏”之说，以“句”为正字，义偏于曲，故鉤连实为曲连，“句栏”即曲栏，以状蜿蜒之形。何晏《景福殿赋》：“楯类腾蛇。”出《韩非子·难势》：“腾蛇游雾”。指楯形如腾蛇驾雾而飞之姿。《西洲曲》有：“栏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非鉤连上下横木无疑。其二，康文此解对上引佛经理解有误，所谓“将‘句’与‘栏’分开”一语，经文是指“鉤栏”以四宝构成，以金为主则以银为嵌；以银为主则以金为嵌等等，并非以金作横栏，则以银为竖者意，各例均同。 又引《大宝积经》卷六三：“金鉤栏者，金为寻梁，及作众柱，银为曲鞚。银鉤栏者，银为寻梁，及作众柱，金为曲□。”其文解曰：“此处的‘鉤栏’有梁有柱，有鞚有□，已不象栏杆意。鞚，本是马笼头，此处当借为椌字，据宋李诫《营造法式》，椌是塔下宫室之称。□，是窗上花格，可借为窗。当然，也可把鞚、□理解成是栏杆中网状或花格状的装饰花纹，而所谓‘梁’其实就是栏，‘柱’就是楯。这样，此处‘鉤栏’仍可解为栏杆。”其说费解，其一，“鉤栏”即栏杆；而梁有桥、房梁意，本即横物，此处是以梁形栏。以上均无须强调。而柱不是楯，前文已明。而有梁有柱、有鞚有□还是不是栏杆，下文再叙；其二，对鞚、□之解有误。鞍为马笼头不错，但康文显然未取此义，而是用椌释鞚。但椌为塔下宫室与鞚何干?作何解?又引出□，则鞚与□，即马笼头与窗纹又是何关系?文中称是指栏杆中的装饰花纹。如此，鞚借为椌的用意何在?事实上，经文于此三字是取“虚空”之义，或为佛教“空观”思想的表现。《说文》日：“□，楯间子也。”即栏楯间的空白，因□而规矩，故以□代称，“曲□”即周边弯曲的空白之形。经文用“鞚”，即马笼头为喻，是说栏楯如马笼头一样，其隙呈曲形。康文以“椌”释“鞚”本意不错，但取义有误。《康熙字典》引《正韵》：“椌，虚也。”段注曰：“谓之椌者，其中空也，”是取“椌”的鼓腔义，绝非“塔下宫室”。总之，因取义不确，康文此节解经遂致无法贯通。但即使能解，此节与该文立论并无关系。 二、 对汉译佛经材料的解释及判断问题 康文旨在说明“勾栏”被“借称”为娱乐场所之名的源头是佛教。这一先行观点使其极力将佛经中的勾栏解为娱乐场所，对立论影响很大。 《正法念处经》卷三六日：“既见王至，一切下楼，复有离于莲花处者，有出堂者，离钩栏者，一切皆从往处而出。”康文说：“显然，‘钩栏’在这里已经从栏杆引申成被栏杆围住的某种场所。”“‘钩栏’明确成了夜摩天中的游艺场所。”此系强论。在中国古建筑中，栏杆(或钩栏)之用，或装饰局部，或分隔空间，或环绕场所，均不待此引申而得。在“莲花处、堂、钩栏”三者中，“钩栏”或为某场所，或指“栏干”本身，都非紧要。的确，该经卷四十在牟修楼陀夜摩天王“为欲游戏受快乐故”，来到一切观察妙宝山峰时，对“七节枸栏”有细致的描写，但深恐只能说明佛教对“钩栏”类建筑装饰的重视，由此推论佛籍已“明确”把钩栏视为固定娱乐场所，并具“现在的歌舞厅、音乐厅”性质，实属臆测。但康文引申说，“夜摩天”是“时时歌唱、快乐的意思。此处的‘妙宝枸栏’，是夜摩天王听音乐的地方。”则“从上下文推测，此处的所谓‘枸栏之行’、‘可爱枸栏’云云，…总之与宋代瓦舍中之勾栏的意义已相当接近。”但其“上下文”却如是说：“一切观察山峰之中，多有种种妙好园林及莲花池，共诸天众，游戏受乐。六种受身，喜乐境界.于彼园林、莲花池等，无量种处，迭互歌舞，共饮共食。……如是受乐，到彼山峰，枸栏之行，游戏之行。”所以，“枸栏之行，游戏之行”，意为沿勾栏行进之旅为游戏之旅，勾栏于此实为沿路护栏，与宋代瓦舍之勾栏的意义毫不相干。 康文又说：“宋代娱乐场所的‘勾栏’多有顶棚”，这也是受宋代佛寺建筑的影响。引宋宗晓《乐邦文类》卷三《延庆重修净土院记》一段：“翻碧瓦整建瓴，无致乎上漏下湿，而四围周之，以句栏遮阳。”结论说：“既以‘句栏’遮阳，可知它绝非栏杆，而必是有顶棚的建筑。这样，勾栏为栏杆的旧概念就完全被取代了。”此论实谬。首先，句中“之”为助词，非指“勾栏”，否则与“以勾栏”重复，故此句不应断开。意为先整治房顶，再于四周起勾栏以遮阳；其次，谓以句栏遮阳，并有顶棚，则此“勾栏”已非栏杆，道理何在?是来自佛教建筑吗?《说文》释“槛”，“谓罪人及虎豹所居，假借为凡栏槛字。”又说：“李善注《长杨赋》，引《释名》曰：‘槛，车上施栏槛，以格猛兽。”因此，“槛”用作系囚与猛兽的牢笼或带牢笼的车，其高度至少应高过人身或猛兽跃出极限的高大栅栏，且多带顶，依《说文》，这仍是勾栏，即栏杆一类。其实，古代以勾栏为四壁、门、窗，而糊以泥、纸、帛遮光蔽雨的建筑样式都是有棚的形式。不过，假如把“四围周之以句栏遮阳”解为房屋周围的高大栅栏，则又未必定是有顶棚的建筑了。另外，高大栅栏的突出部分可能是竖木，即柱，但这无损栏杆的本意。概言之，凡屋之四壁或廊柱间以横直木条填充，非浑整墙面的栅式建筑均可称栏杆，与有无顶棚、高低与否无关，这是中国古建筑的传统式样。 康文还探讨了佛寺与世俗娱乐场所的演变关系，“自佛教传人我国之初，佛寺即与游乐场所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说这样的“‘戏场’非纯粹的演艺场所”可，说“佛教做法事、僧尼俗讲等，其场所也可称戏场”则不可。有些佛寺确被作为戏场用，但二者的外延与内涵绝不相等。据此，康文引《正法念处经》说：“‘戏场’一词最早亦出于汉译佛经”，又见于《楞伽经》等。并说“汉译佛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佛法，以‘戏场’比喻人心的欲念。”这即是说，“戏场”一词乃佛教的发明，本文不能同意，因康文也说“戏场，乃伎儿表演种种杂戏之场所，然有其地未必有其名”，这即是承认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本土文化中已有“戏场”之实，否则，所谓汉译佛经“以‘戏场’比喻人心的欲念”的象征意义，其“通俗易懂的语言”特征从何得来”不同语言在互译时，凡易于理解者，多作“义译”。凡不易理解者，方作“音译”。“戏场”一词属义译，则当时必已有“戏场”一词，方可用作译经。而“戏场”一词即使确非首出中国文献，而初见佛经，语源也不在佛教。因汉译佛经不但需用汉语词汇，且原本音译的词也经过了汉化的过程，使中国人更易接受。比如“塔”，梵语音译作“窣堵坡”，又称浮图、浮屠。但接受不畅，晋宋时乃造“塔”字，见晋葛洪《字范》、南朝梁顾野王《玉篇》等。最终“塔”字因形声兼备，符合中国人的语言思维习惯而被广泛使用，“窣堵坡”的应用范围要小得多。至唐代.佛经汉化已历时长久，使用“戏场”一词或与此有关。只有中国人的意识中有此词，佛经的象征用法才能落实，单凭首见出处的象征用法定其性质，未必妥当。 尽管如此，康文仍具价值。我们知道，自唐代以来，寺院为大众娱乐的重要场所，人们觉察到寺院与民间娱乐场所“勾栏”间存在关联，但未细察。康文借助大量关于“勾栏”的经文记载，首次从佛教内部探讨“勾栏”的作用与意义的演变，由此推断其向民间转化的过程，不无新意。但过执于“这种‘借称’的中间环节仍是汉译佛经和佛教寺院”的观点，忽略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致使论证未留余地。我认为，还应同时考虑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第一，文献和建筑实物证明，勾栏，即栏杆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如果在外观上与宋代娱乐场所“勾栏”没有本质区别，那么认为此“勾栏”是受佛教建筑影响的推断就难以成立。为康文看重的宋李诫的《营造法式》一书，适可为该文观点的反证。我国科技著作出现普遍较晚，该书虽迟至北宋元祐二年(1087)成书，却是中国古建筑的集大成之作，其所记载的“句栏”存在的历史宜大大提前。康文并未指出“句栏”在中国古建筑与佛教建筑间的区别，而佛寺建设至两晋南北朝方极盛，但据崔豹《古今注》：“枸栏，汉成帝顾成庙”，却是西汉时事。 第二，将“勾栏”作为娱乐场所的演变之源归于佛教，似已嫌晚，考之中国固有之文化传统，语源应与杂技表演场地有关。李善注《长杨赋》谓槛车有系囚与猛兽之用，又谓“一曰圈，圈者，养兽之闲。”“闲”即“阑也”，又称“柙”。《说文》：“柙，槛也，以藏虎兕。”都指圈养猛兽的栅栏。圈养猛兽本有观赏意，也不妨进行人与兽、兽与兽的格斗，都是古代百戏的内容。百戏多源于狩猎，现存原始岩画、汉代石刻与壁画中，就有古人斗兽、捕兽的场面，甚至还有角抵。如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还有空手搏兽、以矛刺虎的形象，就是对初人狩猎生活的模仿与再现。明陈继儒《虎荟》卷一载汉故事：“李禹有勇，帝使刺虎，悬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禹以剑斫绝欲刺虎，上壮之。”豢养猛兽与用之表演还在未分之际。不过，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由捕获动物到豢养，由豢养到驯练，最后用于娱乐的情况多有存世证据。《史记·秦本纪》载：“帝舜……乃妻之(大费)姚姓玉女。大费辞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益。”广西花山崖壁画上斗象者立于兽背之姿，新疆皮山县昆仑山田猎图中驯狗与大角羊，内蒙古崖画中一人身系一绳牵一大鸟的形象等，既是驯兽，且为表演。角抵源于狩猎和战争，登上舞台则是对黄帝战蚩尤的纪念， 又称“蚩尤戏”。《述异记》：“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先秦文物有多种蚩尤及角抵图像，最早如河南殷墟新石器晚期的蚩尤形石雕、战国墓出土的角抵铜饰等，角抵者模仿蚩尤形象，多为半人半兽形，是由人扮演的最早的动物戏，与汉代的鱼龙曼衍等类。以上均表明了由生产、生活方式而兼含表演因素的历史事实。虽然杂技艺术至秦代才系统出现，但其雏形在春秋战国已经具备。这种表演未必全有固定场地，但凡有表演则不可能毫无遮蔽，被遮蔽处就是舞台。用以遮蔽又不影响观赏效果的建筑就包括栏杆，即所谓“槛”或“圈”，于中上演斗兽类节目与动物戏，此种文献为治曲艺杂技乃至戏曲史者所熟知。类似“圈”的建筑仍在当代马戏表演中为传统的场地形式。应提及的是，古代民间游方艺人条件简陋，多用绳圈划地，正是栏杆建筑的极简便形式。故以栏杆式建筑为表演场地应源于中国固有的文化。 那么，佛教的作用何在呢?在汉晋之间，杂技、百戏表演主要是宫廷的专利，至唐代兴盛于民间，而唐时寺院说唱活动兴起，也以其栏杆式建筑为表演场地，可能即通名为“句栏”。至宋代，“勾栏”不但仍大量存在于寺院中，并扩展为民间游艺百戏表演的固定娱乐场地的形式，“勾栏”一词随之由建筑名称转为表演场所的专称。把“青楼”等地也称为“勾栏”，即与其类似建筑形制和娱乐性质有关。因而，在栏杆式建筑大量而直接地用于娱乐表演场地的过程中，佛教起到了推广与传播的作用，最终，以“勾栏”指称娱乐场地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宋代得到普及。这一结论也许较近历史事实，也是在唐代只称“戏场”，不见“勾栏”之称的原因。但是，在转化之后，文化远源往往渐趋湮没，近源反多趋彰明。 最后，为康文所质疑的廖奔先生在《中国剧场史》中的意见应是合理的：“勾栏的含义是怎样从‘栏杆’转为‘剧场’的呢?”《中国剧场史》认为，唐宋时往往在演出台四周围以栏杆，“人们因为台子围有栏杆而称它为勾栏，进而又借称作演出棚的名称。”一种泛称转变为专称的原因往往是因其使用的性质决定的，对勾栏意义转变的认识目前仍应以《中国剧场史》的看法为准。 原载：《唐都学刊》2002年第1期第18卷(总7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