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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程质清先生的“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石鼓文》可能就是这次初腊告神之物”说，不能成立。 关键词 石鼓文、秦惠王、嗣王 1996年6月姜荣贵《石鼓文临习指南》书中，第60-70页，有“程质清注释<石鼓文>”一文。(最早见1984年第三期《书法》第18-32页《<石鼓文>试读》。) 程先生认为： 馬薦篇是追颂秦先祖。 汧沔篇是赞颂建国伊始的生活。 吾車篇是记初步富强时的游猎。 鑾車篇是文公三年七百人东猎。 吴人篇是吴阳野人，在穆公十五年秦晋战争中救穆公。 田車篇是秦晋战于韩原，与吴人篇记的是同一次战争。 乍原篇是晋献河西八城后，秦抚治新拓地之法。 霝雨篇写秦穆公，渡河伐晋……。 吾水篇是歌颂秦孝公用商鞅、行新政取得辉煌政绩。 而師篇“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石鼓文》可能就是这次初腊告神之物”。 程先生引用大量资料来解释《石鼓文》，付出很多辛劳；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只不过他在解译诗句时，有的前后呼应较差，没有严密的连贯性；引用的资料，有的具有多解性；有的与《石鼓文》的关联不大，甚至无迹可寻……。例如： 一、“嗣王始”有多解性。 “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1.P69]。这是程质清先生推断石鼓文制作年代的关键论述。只不过“嗣王始”有多解性，难以和秦惠文王联系。 首先，秦惠文君是继位若干年以后自己称王，不是“嗣王”继承王位。第二、已经继承王位、称王者，一般不再称“嗣王”。程质清曰：“郭老引《曲礼》『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内事是祭宗庙，外事是祭天地社稷。……今惠文王已称王，有事告上帝鬼神而称『嗣王』，正合乎古例”。[1.P70] 但是，这里的“曰嗣王某”是有条件的。其一，必须在“祭天地社稷（或祭宗庙）”时。而本篇并非写祭天地、宗庙。其二，必须是第一人称的自述——“曰嗣王某”的“某”，应该是祭祀者的自称，或名讳。但“嗣王”的“始”字并非秦惠文王的名讳。所以程质清：“‘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这种说法，难以成立。《诗经•周颂•闵予小子、访落》等篇，是公认的“嗣王（周成王）朝于庙”的诗。两者相比，也可看出而師篇并不是“惠文王，有事告上帝鬼神”之作。 另外，他在此篇的“大意”中，忽略整篇诗文的内容、意境，只强调他对“肝（左月右亏）”、“嗣王……”等个别字、句所作的推断，而认定“《而師鼓》为称颂秦惠文王始嗣王位事”[1.P70]。这与他自己的“今惠文王已称王，有事告上帝鬼神而称『嗣王』”的论点也有矛盾。 二、误读《史记》，结论自相矛盾。 程质清先生说：“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史记•周本纪•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三三六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又说：『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这里似有误，三十三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则四十四年，秦惠王已称王十年了。不应该在天子已承认秦惠王称王十年秦惠王再称王。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误。』）”[1.P69] 《史记》中根本没有‘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惠文王初称王’的记载，何来“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误”？ 《史记》中多处记述“秦惠王初称王”之事，记年并没有错乱。如： 《周本纪》：周显王“四十四年（前325年），秦惠王称王。”[2.P33] 《楚世家》：怀王……四年（前325年），秦惠王初称王。[2.P337] 《秦本纪》：（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笔者按：这里暗含秦惠王称王之事）……。十四年，更为元年。”（按：秦惠文称王后，第二年更元）。[2. P48] 杨宽《战国史》[第八章]也说:‘公元前325年四月戊午（初四）秦惠文君举行称“王”的仪式’。 程质清先生把“三年，王冠。”说成：“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说：“则四十四年，秦惠王已称王十年了”。还要修正《史记》：“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误”。 ◇程质清先生还说：“惠文元年，还是称『惠文君』。称王始于公元前三三六年『贺秦惠王』。是周本纪比秦本纪早一年称惠文为『王』。”[1.P70]。 程质清先生并未读懂《史记》…… 《周本纪》：周显王“三十三年，贺秦惠王。”[2.P33] 并非“天子已承认秦惠王称王”。而是如王国维所云：“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上面所引《史记》中的几段话中，不管称“惠文君”或称“惠文王”，都与惠文君是否“称王”无关。 程质清先生最后说：“石鼓之作，似为秦惠王称王的颂歌……”，“下限当在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初腊之前”。[1.P70] 此结论自相矛盾。 假若石鼓文“下限当在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初腊之前”成立。那么“石鼓之作，似为秦惠王称王的颂歌……”就不能成立。因为惠文君在十二年（前326年）初腊之时尚未称王。要到十三年（前325年），秦惠文才称王。” 三、汧河与黄河 霝雨篇中的“汧”，程质清先生解译为汧河（即陕西省千河，源出六盘山南麓，东南流经陇县、千阳县、至宝鸡市东入渭。） “鄜（上广中虜右耳旁）”，采用郭沫若的说法，解译为“[蒲谷]：汧水，原出汧县蒲谷乡弦中谷”。 但是，他在“大意”中却说：“《史记•秦本记》：‘穆公三十六年……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1.P68]。 穆公渡的是“黄河”。汧河与黄河东西相隔约三百公里，把“汧殹洎洎”的霝雨篇，解释为“秦穆公渡河伐晋”，相距是不是远了一点？ 四、“陕”在何处？ 田車篇第七句，程释为“逜戎世陕”[1.P64]，释“世陕”就不可信，再解释为“世代在陕地安居”[1.P64]，更是离题“六百里”。 程文中“陕以东属周公，陕以西属召公”，中的陕，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的陕县，它与秦人世代安居的“雍”，两地相隔六百多里。 再看《史记•秦本记》：秦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十三年（前325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2.P48],可见此时的“陕”，决不是指秦人世代安居的雍、岐之地，否则用不着去“伐取陕”。 因此，不管“世陕”两字 释得对错，程先生：（秦人）“世代在陕地安居”等等的解释，都不能成立。 五、驻跸到七年后才建的鄜畤中去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鑾車篇。程文说：“其在鄜畤驻跸，……只有秦文公三年（公元前七六三年）七百人东猎，才能具备如此盛大的规模”[1.P63]。 《秦本记》：“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十年（前756年），初为鄜畤，用三牢。”[2.P38]。 程先生文中，“秦文公三年七百人东猎”的队伍，居然穿越时间隧道，“驻跸”到七年后才建的鄜畤中去了。实在太离奇了！ 像这类“无迹可寻”的例子还有：从“天虹”两字推断馬薦篇是追颂秦先祖……；依据“吴人”说成是吴阳野人在秦晋战争中救穆公……；把田車篇中“隮于原”的“原”说是秦晋之战的韩原；“其◎（左走右虜）又紳”说是吴阳野人，列阵冲入晋军救穆公；等等。 程质清先生，在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依据的情况下，如此解读《石鼓文》，岂不贻误后学？ 主要参考书目 [1] 姜荣贵《石鼓文临习指南》辽宁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 [2]《史记》岳麓书社出版 1988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