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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瞻中国戏曲文学史，我们会发现，有许多杰出剧作家的名字载入其中，永留史册。如编三国体裁而闻名的卢胜奎先生，为梅兰芳编剧的齐如山诸先生，为程砚秋编剧的罗瘿公、翁偶虹先生，还有兼通戏曲的话剧作家欧阳予倩、田汉先生等等。爱好戏剧的人们至今仍恋恋不忘周信芳、盖叫天、童芷苓等现代京剧大师，众多的观众对黄梅戏《红楼梦》和电影《尤三姐》更是情有独钟，而陈西汀先生就是曾为我国梨园界的这几位泰斗编戏和担任这两部艺术作品编剧的著名戏曲作家。 陈西汀出生于书香门第，父、兄皆从事教学且都是博学多才的县内名儒。少年时他就随父亲练读《诗》、《书》、《左传》、《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及《红楼梦》、《牡丹亭》、《西厢》等必读书，对《文选》、史类、诸子他更喜爱，诸子中他又独喜兵家、道家，如《孙子》、《老》、《庄》等，他还酷爱音乐、戏曲、箫、笛、胡琴等。１３岁时，他进入滨海县八滩小学读书，１６岁进入当时的江苏省阜宁县立初中。１９４２年，他进入江苏省泰县扬子江学校求读，毕业后生侧写的拓荒者留校任国文教师。１９４６年他正式参加工作，走上了伴随着他人生５０个春秋的漫长的戏剧剧本创作之路。他先后任江苏京剧团编剧，上海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剧，１９５５年担任上海京剧院编剧，直到１９７９年初调至上海市艺术研究所工作。 更深入地了解陈西汀半个世纪的戏曲创作生涯，就会发现，他的作品都是他对艺术的心血融注及执著追求和虔诚敬业精神的结晶。 中国的戏剧文化犹如一条从远古奔腾而来的河流。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民族文化载体，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相对稳定的思想观念和日趋凝固的心理素质，反映了民族本质的形成和展开的过程。但戏剧的内涵偏于俗，而历史剧又是现代人以历史为题材创作的剧目，戏剧中的历史剧因题材年代的阻隔，古今文明的差异又偏于雅，这使我国历史剧的创作处于两难境地：落俗则无史剧，过雅则无观众。欣赏客体的矛盾，制约着历史剧创作的发展。为此，陈西汀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殚精竭虑，在我国戏剧创作欣赏层次的挖掘及剧本的可演性和对人性的抒写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为中国戏曲文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为了寻找作品能体现雅俗共赏境界的创作手法，陈西汀每逢节假日就揣点干粮，去图书馆查阅戏剧史料，在阅览室他一呆就是一整天，直到闭馆铃响，才被请了出来。他还省吃俭用，自费几千元，连续奔波近一年，赴全国各地戏剧研究部门及有关文艺院校、团体登门取经，探讨交流，苦心孤诣地积累了取材浩博的大量的资料，埋头研究。经过不懈努力，他在作品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双重结构”，并获得了成功。在此基础上，他又更进一层，根据“双重结构”理论，建立了中国戏曲剧新的创作体系。这一体系是陈西汀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研究成果，被国内戏剧界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时期戏剧创作领域一项突破性成果”，并被广泛引用推广，为我国戏剧的共赏性和可演性的探索构建了新的里程碑，陈西汀因此而受到了国家文化部领导的高度赞扬。何为“双重结构”?即：一为浅层结构，追求故事性、戏剧性、观赏性，有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戏剧语言，有一般观众领会的思想内容；二为深层结构，若止于表层，戏剧难以深刻，从表层入里，戏剧应有堂奥可赏，有哲理可求，如闲步入屋，可登堂也可入室，使情节得到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从而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欣赏需求。因此，陈西汀的作品始终具有公认的极高的“可演性”。他的代表作《澶渊之盟》(周信芳主演)、《七雄聚义》(盖叫天主演)、《尤三姐》(童芷苓主演)，由于运用了“双重结构”，达到了戏曲创作的较高境界“当行”，初次上演就赞声不绝，一片叫好，舞台效果极佳，成为与各表演流派共存共荣的艺术精品。 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历史戏构成了陈西汀创作早期的鲜明特色。其中，有发表于１９５５年《剧本》月刊的大型历史剧《屈原》，有曾饰演红嫂而闻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春秋任主角的《花木兰》，有周信芳演的《澶渊之盟》，有建国后反映现实生活最早的京剧剧目《红色风暴》，有纪念建国十周年而上演的优秀剧目《淝水之战》和《三元里》、《郑成功》等，这些剧目都洋溢着陈西汀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的拳拳爱国之心。 戏剧创作需要虔诚，需要燃烧生命和情感。陈西汀在创作历史剧《屈原》时，为了寻找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当时孤独、愤懑、郁闷的心境，他一连数月，匿居在远郊简陋的荒屋寒舍。当时环境艰苦，盛夏酷日，他忍受着蚊虫的叮咬，汗流浃背，仍不停笔。寒冬腊月，因缺煤生火，室内冷如冰窑，他干脆用枕头垫胸，钻在被筒里俯身写作，手指因长时间执笔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手背冻肿，疼痛难忍。由于忘我地投入，长时间的躬身，使陈西汀从此落下了腰脊炎。由于他在作品中注入了自己的血脉，使剧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及现实伸展力和历史穿透力。因此，《屈原》问世后，在戏剧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被人们誉为“深刻全面地反映屈原一生最成功的一部艺术作品”。 正当陈西汀佳作叠出、跨进创作的黄金时代时，十年浩劫开始了，他被迫到上海市郊的奉贤县农村参加劳动。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并未因政治上的无情迫害和生活上的非人折磨而放弃戏剧创作。风雪弥漫，夜色如磐，陈西汀顶着凛冽寒风赶了２０多里路，去县城朋友家借书。下放时，他偷偷带了一箱子书，可没过多久，这些书就看完了。他嗜书如命，那断顿的日子真是难熬。就在许多人像避瘟神一样躲开他的危难关头，他在县图书馆工作的朋友托人捎话，叫他去借书。在孤立无援的逆境中，居然还有人借书给自己看，这种情分使陈西汀冰冷的心扉感受到了人间温暖。他找到了被列为禁书、尚未烧毁的中外古典文学及戏剧理论书籍。每当夜幕降临，他便忘却了白天繁重劳动带来的疲惫，守着一盏如豆孤灯，在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广收博采，撮取精要，反复揣摩总结自己过去的作品。厄运非但没有摧毁他对戏剧艺术钟爱的坚强意志，反而给他带来了滋养、信心和勇气，为他储备了扎实的再创作基础。 到“文革”结束、戏剧创作恢复正常后，陈西汀厚积的创作源泉终于喷涌而出。经过浩劫的磨难，使他关注人性复杂的一面，激发他对人性的思考与研究的愿望与日俱增。他认为，新时代的戏剧创作要重视人、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发挥，才能深刻描写人际之间复杂矛盾冲突，刻画出人的深层内心世界。他健笔如风，连续创作了揭示人们内心世界及其性格变化的近二十个剧本。如话剧《汉武帝与拳夫人》(后改为同名京剧)，黄梅戏《红楼梦》、昆剧《新蝴蝶梦》、京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王熙凤与刘姥姥》等。这些剧目除在“双重结构”上的探索日臻完美外，又用犀利、独特的视角，着重对人性进行深度挖掘，歌颂了人类真善美的高尚风格，初次上演即盛况空前，先后在国内及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南亚地区演出３００余场，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成为历经不衰的经典剧目。 对于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陈西汀更是倾注了全身的热情。在长达３０年的时间里，他不断从这部中国１８世纪的伟大巨作中吸取智慧和营养，并在把握这部超浓缩的人文百科全书美学神韵的同时，先后创作了《红楼梦》系列剧，如《尤三姐》及两部王熙凤戏。最具艺术匠心和体现陈西汀勇于探索精神的是他写的黄梅戏《红楼梦》，在这出戏中，他才触动了曹雪芹创造的轴心部分————宝黛爱情。陈西汀在此剧中捕捉到存在主义的主题，即主人公灵魂深处的孤独感。他对黛玉的死和宝玉的遁走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一种解脱，透出人性自由了的喜悦，从而使全剧充满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鉴于陈西汀对《红楼梦》的延伸创作所作出的卓越成就，他在哈尔滨举办的“首届中国《红楼梦》艺术节”上荣获“最高荣誉奖”。 《新蝴蝶梦》是陈西汀运用流畅的喜剧风格表现剧情的一部作品，他取材于传说中的故事，用纯情节叙事的方式，充满睿智地演绎出相对主义大师庄子对人、事、形相和本相、夫妇主义、生与死的洒脱透彻的哲学智慧。同时，也可从作品中看出陈西汀本人达观豁朗的思想境界。 艺术贵在创意，艺术家最可贵的品格是求变，不断地否定自我，推陈出新。 陈西汀作品的最鲜明特色是改编剧目甚少，而由他独立创作的剧目占他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迄今为止，他已创作了九十余部作品，其中，诸如《元妃省亲》、《鸳鸯断发》、《桃花宴》、《神剑》、《何知县拉纤》等作品搬上舞台后，都深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他还付出大量心血，对周信芳演出的《鸿门宴》、盖叫天演出的《全部武松》、《一箭仇》、《劈山救母》等剧目进行整理和修改，这些剧目都已成为我国梨园界的一朵朵奇葩和扛鼎之作。与陈西汀合作过的周信芳、盖叫天、童芷苓、李玉菇、纪玉良、李仲林、王正屏、赵晓岚、张兰云、沈小梅、张春秋、黄孝慈等一大批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曾盛赞“陈西汀创作态度严谨、认真，可谓文如其人”。 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戏曲作家，陈西汀却从未满足过。近年来，市场经济大潮使艺术工作者有的浮沉商海，有的远遁异邦，可身患气管炎等多种疾病、年过七旬的陈西汀却在戏剧的低谷中坚守阵地，不为金钱利益所动。他心境坦然乐观，毫无殉道者的悲壮，对自己的事业乐此不疲，一往情深，为弘扬民族文化瑰宝的戏曲艺术，振奋民族精神而忍受寂寞，案牍劳形，衣带渐宽。几十年来，陈西汀对名利淡泊如水，他很少张扬宣传自己，国内报刊更是少见他的名字和事迹。如今，他仍拼命地读书，真诚地写作，在戏剧创作的田园执着地耕耘着。他去年创作的昆剧《妙玉》即将搬上舞台，最近，剧本《汉宫双燕》又已脱稿。为了将博大宏深的戏曲艺术一代代传下去，陈西汀不顾年迈多病，潜心探索戏剧艺术本质和自身发展规律，又先后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汤显祖及盖叫天、周信芳等京剧大师舞台艺术的戏剧评论著述。对此，他充满深情地对我说：“中国戏曲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和民族品格的艺术再现，只要时代和人民需要戏剧，我就要永远写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羸弱的躯体里蕴藏着常人难以置信的坚韧的生命力。 我们祝愿他的艺术生命之树常绿。 原载：中国戏剧1997年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