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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15日登载的王春瑜《红豆、劳什子及其它》一文(副标题为“煞风景的考证之二”，以下简称“王文”)，旨在反对浮躁学风，提倡好学深思，读后觉得用心甚佳，但其中对王维的名篇《相思》所作的新解释，也令我十分疑惑。“王文”说，自己“曾在广东从相思树上采下红豆，仔细观察”，发现“刚采撷下来的成熟的红豆，形状酷肖处子的阴蒂，怪不得王维在诗中说‘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文中并引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红豆”条所载清初诗人万红友咏红豆的赋作以为佐证，说赋中的“莞榴(石榴)粒之羞园”等语，早已对红豆酷肖处女阴蒂的形状作了描绘和暗示；又说郭沫若曾对红豆究为何物作了考查，并在广东“找到了一种叫海红豆的植物……树高可达20余米，‘秋季果熟，其种子自然跃出果壳，呈朱红色，形似跳动的心脏’”(“王文”谓见于《新民晚报》的一则报道)。接着还就此事推测道：郭沫若之所以未写文章将红豆的实际形状说出，是因其“已经年迈，而且身居要津”，“不便启齿”。于是“王文”最后下结论说，《相思》“其实是一首道道地地的艳诗”；“联想到某些学者对红豆不作仔细考证，想当然地作风马牛式的注释”，还有今日人们竞相以红豆作人名、艺名、室名等，“倘若他们知道红豆的典故、王维诗句的本义，岂非煞尽天下风景乎!”我一直觉得，《相思》是借助红豆(又名相思子)的象征义，来表现深长的相思之情(包括朋友和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现在，自以为正确的理解，忽然变成了“风马牛式的”，岂能甘心?于是不得不出来同王春瑜先生抬一杠。 不妨先看一看王维的同时代人对《相思》诗是如何理解的。唐范掳《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载：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攻陷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宫廷乐师李龟年流落到湖南，“曾于湘中(湖南)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徐。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辞皆王右承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惨然。”李龟年唱罢王维的诗后，合座的人无不面对玄宗南去的方向而悲痛伤感，所唱的诗能是“王文”所认定的那种艳诗吗?由于《相思》是表现朋友或男女之间深长的相思之情的，所以能够触发起人们对君王的思念之意。看来，唐人对这首诗的理解，同我的理解接近。解诗当知其人，论其世，孟夫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这首诗的作者王维，三十岁左右丧妻而“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旧唐书·王维传》)，以至于膝下无一男半女，绝了后；而且他从小虔诚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退朝之后，每“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同上)，像是一个写艳诗的人吗?又，王维今存诗376首(剔除伪作之后)、文70篇，我们能从中找出一首艳诗、一篇艳文吗?我看半首、半篇也找不出来，不信可以翻翻王维的集子试试。今日人们用红豆作艺名、室名等，也许有附庸风雅之嫌，但以红豆命名的事，古已有之，并非始于今日。如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学者钱谦益室名为红豆山庄，清代大学者惠栋及其父祖士奇、周惕，一家三代都以红豆为室名、别号，还有红豆山房(清吴其泰)、红豆村樵(清仲云间)、红豆树馆(清陶樑)、红豆梦中人(清黄大华)等等，不可胜计，难道他们都用错了，只配留下笑柄? …… 阅读全文请下载附件！！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