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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坚先生的《夏完淳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7月版)，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好书。象《笺校》(为简略行文，下同。)这样集普及与提高为一身的古籍整理著作，近几年尚不多见。笔者为此有些话总想一吐为快，但将另外作文论及。本文仅想就《笺校》中的几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与白坚先生商榷。 一、关于夏完潭伯父夏之旭的问题 (一)夏完淳集中，唯一提到其伯父的诗是五言古诗《侍伯父茅庵小憩》(见P. 153)。《笺校》对这首诗是这样说的:“此篇《夏节憋全集补遗》列于《自浦城入越》、《孤雁行》二首之间，似亦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冬间自长乐归后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浦城入越》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冬完淳随父母自长乐任所归里途中作.”(P: 152)而《孤雁行》则:“当是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冬为女兄淑吉作。”(P. 156)鉴于《夏节愍全集补遗》即把它列在此二首之间。那末，《笺校》认为把该诗判定:“似亦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冬间自长乐归后作。”是不会错了。但笔者在此却发现《笺校》显然在判定此诗时，违反了自己所遵守的原则.翻阅全书，我们发现《笺校》对多数诗的处理，与此诗不同。如五言律诗《旅夜闻雁》、《哭吴都督六首》《辟地四首》、联在一起的三题。第一笺为:“乙酉国难后作。观诗意甚明。”( P.248)第二笺为:“隆武二年丙戌(1646)岁替或水历元年(1647)春初作。”(P. 249)第三又笺为:“乙酉国难后作。观诗意甚明。”显然，此种处理是不同于《侍伯父茅庵小憩》一诗的.又如《蹭衍门上人》(P. 306).《赠西瞻上人》(P. 307).《东郊》（P. 308),《春兴死守》) (P. 308),《江城》（P.310),《赠旧阔李亿兰》(P. 311)，一连六首，第一、二笺为:“似为乙酉国难后作。”第三笺作: “乙酉国难后作。玩诗意自明。”第四笺为:“似为甲申前作。此诗仿杜甫《秋兴八首》而作。与本卷《春兴八首同钱大作》同一机抒，然情词逊之。殆较早之作，其时与境尚未迫也。”(案:《春兴八首同钱大作》笺为:“隆武二年丙戌（1647）春间作.”)第五首笺作:“乙酉国难后作，观诗意甚明。”第六首又笺作:“当为乙酉国难后作。”从这些作品创作时间判定看，《笺校》的依据还是从诗意来判定。这类情况在集中比比皆是。而那些实在无法从内容上判定时间的作品，《笺校》往往实事求是地表明:“作年不详。”并没有仅从原集编排的结构上，来考虑它的创作年限.由是观之，《侍伯父茅庵小憩》这样界定时间的依据，的确只是唯一的一首.其实，笔者认为如《笺校》者稍稍细心“玩其诗意”，是不难发觉目前所作的笺释是不对的。我认为这首诗最早作于乙酉五月后，最迟在丁亥吴胜兆案发前。理由有二。其一，吴屐震《五茸志逸》所载夏之旭的《绝命词》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于甲申春，遭先帝之变，已无意人间世矣，奈以家累牵缠。妻沈氏，死于乙酉三月，于五月，幼子复死，遂削发于竹篱庵，不幸八月松城破，余弟彝仲殉节。余时欲与弟同死，因孤寡幼弱，弟坚属余留看孤寡，遂舰颜视息，焚修奉佛，不入城市，不见亲友。此松郡万耳万目不可掩也。”(《笺校p154》 其二.诗云:“纷纷十二衡，车马日照地。术以敝庐超，道由华屋蔽。寺幽人不知，林端霞若绮。昔闻慧远游，复此朗公憩。玉磐从风音，疏钟响云际。我思天之末，身世良可弃。”细玩诗意，此一茅庵很可能就是之旭削发后驻锡之处。特别是:“昔闻慧远游，复此朗公憩。”前一句典用东晋的庐山慧远于太元九年入庐山居东林寺，与刘遗民，宗炳、慧永等十八人结白莲社，后被推为净土宗初祖一事。后一句“朗公憩”典用《水经注·济水注》之:“朗公谷，旧名砚瑞溪，有沙门竺僧朗，少事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显然是借此指出夏之旭削发后隐居于此之事。而:“我思天之末，身世良可弃.”则更说出了出身于官宦世家的伯父，在此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时出家，是迫于国难、家难，而无可非议的。由此看来，《侍伯父茅庵小憩》一诗，怎么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写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冬”的作品.笔者认为《笺校》把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判定为崇祯十五年冬季，除了过于拘泥于前人分体编排的次序外，另一点则是忽视了一个重要史实。那就是，夏之旭在国难、家难后，并非真如他自己所说只是“焚修奉佛”不问世事了。而实际上他是积极地参加了抗清的秘密活动(这点我们在下一问题中将说明)。因此，完淳题作《侍伯父茅庵小憩》一诗，很可能反映的是某次秘密活动后，尊幼二人来此秘密场所，小事休整，作进一步更大行动的谋划!总之，此诗绝不会是创作于崇祯十五年之冬。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