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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哀郢》是屈原“鸣冤叫屈”的篇章。其要害是：“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哀郢》写于顷襄王十三年，是屈原追记九年前（顷襄王四年仲春）“信非吾罪而弃逐”的苦难历程，表达其蒙受冤屈后强烈的悲愤之情，和欲反郢都的强烈愿望。 不少人把《哀郢》误认为是哀“秦兵破郢”或哀“郢都遷陳”。这在《哀郢》文本中，找不到丝毫证据。 杨义先生的“双重时空维度”论——“屈子以诗性幻想化身为‘吾’，陪同故都难民历尽艰辛，走到情感的终极点。”[1]——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臆测之词”。[1] 关键词 ：《哀郢》、秦兵破郢、“双重时空维度” 一、回到《哀郢》文本 杨义先生强调：读诗要“回到文本去”，“直接面对经典”。 （一）、《哀郢》是思乡曲、是鸣冤状。 1、《哀郢》是思乡曲。 诗中有大量哀叹“离别郢都”，“思乡、欲归”之辞——“哀见君而不再得”；“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惟郢路之遥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曼余自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2、《哀郢》是鸣冤状。 杨义先生说：“一首诗的最初章节，往往是诗人的第一关注点所在”。《哀郢》开始的四行诗：“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像火山喷发一样把诗人蒙受冤屈后，强烈的委屈愤激之情宣泄出来。它与诗文最后一句——“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首尾呼应，揭示了《哀郢》是屈原“鸣冤叫屈”的篇章。 正如潘啸龙先生所说:“《哀郢》所抒写的，不是‘郢都沦陷’、诗人东迁逃亡的哀思，而是无罪弃逐、九年不复的哀思”。 （二）、重点诗文解释 1、“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先回顾一下《惜诵》，可能在楚怀王十五(?)年“王怒而疏屈平”之后，诗人因“忠贞致祸，受谗被疏”，就激动万分、“呼天抢地”地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乡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 到顷襄王初年，屈原再度蒙冤“非罪而遭弃逐”，在悲愤激动之余，诗人写出了“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不正是合乎屈原性格之事吗！而且，古代只有貴族才有姓氏，当时的“百姓”泛指贵族，诗中的“百姓”当指屈原之家族，并非今日之“老百姓”。诗文“民离散而相失兮”之“民”，乃屈原自称，而不是指现今之“人民”。故这四行诗可译为：“老天爷啊反复无常，为何叫百姓受罪遭殃？让我与家室从此离散，当仲春被弃逐要去东方”。 2、“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这可能是屈原对楚国命运发出的“预忧之辞”，而不是对事实的悲叹。可译为： “竟然不知道大厦会成废墟，谁知道郢都的两个东门是否荒芜？”。 如果说这是指“郢都沦陷”，那是说不过去的。——难道说，“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听到“郢都沦陷”这“楚国历史中天崩地陷的特级大事件”之后，——就用这两句无关痛痒的话，来“对待国家的奇耻大辱”吗？！为什么诗文之中，不但没有表达对楚国存亡的忧患；没有对秦兵的愤怒谴责，还用绝大部分的笔墨反复哀叹：“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哀故都之日远”；“冀壹反之何时？”；“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呢？——难道这就是屈原“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吗？！ 3、“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 杨义先生说：“这里还是用女性喻楚君，但这个女性的身价已经大跌，再不是可资日夜思念的‘美人’，而是一个轻佻的、慕虚荣的、听信谗言而不知利害深浅的女子。对外承欢讨好而媚态百出啊，实际上内质软弱而难以支持。”[1] 《哀郢》中有“哀见君而不再得”，说明此时的屈原对“楚君”还有起码的尊重。不可能把“楚君”喻为“是一个轻佻的、慕虚荣的、听信谗言而不知利害深浅的女子”。联系上下文看，此句应指奸佞小人。 赵逵夫先生的译文曰：“有些人表面顺从柔情媚态，实际上软弱无能难以依赖。”[2.P823]可作参考。 4、“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杨义先生把此句译为：“确信了并非我有罪过而受弃逐啊，何曾有一日一夜忘记这回乡的念头？”。[1] 杨先生之译文，凭空多出了“这回乡的念头”。这多余的尾巴，不但冲淡了诗人蒙受冤屈后强烈的悲愤不平之情。而且属于“添字解经”与诗文原义不符。 赵逵夫先生的译文为：“确实不是我的罪过而被弃逐，哪里有一天一夜忘记这烦忧！”[2.P824]则较为妥帖。（陈子展先生译文类似。） 5、其它分歧较多之句。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等。 请看：拙文《从〈哀郢〉〈涉江〉看屈原的流放》[3] (三)、《哀郢》试译 1、无罪而遭弃逐的愤慨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 老天爷啊反复无常，为何叫百姓受罪遭殃？让我与家室从此离散，当仲春被弃逐要去东方。离开故居前往遥远他乡，沿着江夏水路只身流亡。出国门就心里悲伤，甲日的早晨我登舟启航。 2、离别郢都的悲痛 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 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 凌阳侯之氾滥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 从郢都出发离开了闾里，精神恍惚不知何处是终极？船桨齐举却徘徊不进，哀伤的是再也见不到君王。望着高大的楸树长叹息啊，涕泪纷纷像雪珠坠降。船过夏首向西漂浮啊，返顾龙门看不见啦。心中牵挂而伤情怀啊，前景迷茫何处才能歇脚。顺风逐波随水漂流啊，就此漂泊成了异乡之客。乘着阳侯汹涌的波涛啊，翱翔飘忽要到那里停泊？心中的缠结解不开啊，思绪的疙瘩难释难消。将驾船顺流下浮啊，上洞庭再下长江。离开了世代居住之地啊，如今逍遥来到东方。 3、流放之地“思郢”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遥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 我的灵魂想要归乡啊，何尝有片刻忘记返还？背着夏浦而思念西方啊，哀叹故都啊日益迢遥。登上大堤向远处辽望啊，聊以舒散我的忧烦之心。哀怜那平坦安乐的国土啊，悲叹江边的淳朴民风。面对“陵阳”不知身自何处来？（若）南渡浩淼大江不知那是何方？竟然不知道大厦会成废墟，谁知道郢都的两个东门是否荒芜？心情不快的日子已很长久，国忧与身愁一个接着一个。去郢都的路是那样地遥远，江与夏之不可企及。恍惚间难以置信啊，至今已九年未能回故乡。忧思郁闷想不通啊，困苦失意而心含悲戚。 4、放不下的忧国之情 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 尧、舜之抗行兮，了杳杳而薄天。众谗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 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 外表柔媚善于逢迎的小人啊，实际上软弱无能不堪信任。忠贞之士甘愿献身啊，嫉妒者纷纷挡住前程。尧舜那样高尚的德行啊，其高远上可接天。众谗言之人心怀嫉妒啊，给尧舜加上不慈的罪名。憎恶忠诚贤德之臣啊，偏好花言巧语的佞臣。小人奔走钻营日益高升啊，贤能者却被疏放而远行。 5、“总撮其要”——鸣冤叫屈，欲反郢都。 “乱曰：曼余自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张开我的双眼不停地观望啊，何时能实现回郢都的愿望？鸟高飞也要返故乡啊，狐死时头也要对着栖息的山冈。确实不是我有罪而受弃逐啊，这蒙受冤屈的悲愤何曾有一日一夜遗忘！ 二、《哀郢》写于顷襄王十三年。 （一）、《哀郢》不是“郢都沦陷”以后的作品。 屈原写的诗，大多数是呈献给楚王看的。现今的屈诗，多半是楚国国家图书档案资料的留存（由于屈诗受人喜爱，自然会有不少诗篇在社会上流传。也就有其他渠道保留屈诗的可能性）。这些图书资料，在流传的过程之中，经过淘汰、筛选、流失，只保留了其中一小部分精华。 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拔郢。前277年秦之蜀守张若伐楚，拔巫郡，取江南。前276年楚江南人民反秦。顷襄王收东地兵，得10余万，复西取秦所占江旁15邑为郡以抗秦。 在“郢都沦陷”后的几年中，楚、秦反复争夺“江南”之地。在此兵荒马乱之际，原先流放在“江南”的屈原，假如他还活着，还有作品的话，那也不可能把它呈献给楚王，更加难以留存至今。从流传的角度上看“郢都沦陷”以后的“屈原作品”，是难以存留的。也就是说，现存的屈诗之中没有“郢都沦陷”以后的作品。 （二）、《哀郢》不是自沉前的作品。 有些学者认为《哀郢》是屈原自沉前，最后的作品之一。而从《哀郢》中反映出的屈原的心情来看，根本不是一个要自杀的人所应有心态。 《哀郢》中的屈原：一是，有“欲反郢都的强烈愿望”；一是，有“强烈的委屈愤激之情”。无论是“委屈愤激之情”，还是“欲反郢都的企盼”，都与自沉前的绝望心情大不相同。 （三）、《哀郢》写于《涉江》之前。 《哀郢》流放的终点鄂渚-陵阳（？），即《涉江》南迁的起点。《涉江》中“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就是写从陵阳（？）“济江”到鄂渚。 《涉江》中“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反映出屈原认清了襄王之面貌后，抛弃了幻想，不管再流放到多么僻远之地，也都无所谓了。同时也说明《涉江》中流放的终点“溆浦”，比《哀郢》的鄂渚-陵阳（？）更为僻远，生存环境的更为恶劣。 再看《哀郢》篇的“忧国之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还停留在抨击“小人高升，贤能疏放”上。 而《涉江》篇的“忧国之词”，已经是哀叹“朝政昏乱，无可挽回”了。——屈原“从历史上寻找自己人格和命运的”类似人物，是伍子胥、比干 等等。 《涉江》中没有《哀郢》中的“委屈愤激之情”和“重回郢都”的企盼。而转变为：“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联想前世就是这么样了，我又为何要抱怨当今的人？我打算守持正道而不犹豫，必然会更加晦气而了此一生。”——表示他对楚王已经澈底绝望了。 《哀郢》与其后的作品（《涉江》、《懷沙》、《悲回风》等）情绪和心态不同，还表现在后者虽然忧郁、哀伤，但是在这些诗文中，再也没有“鸣冤叫屈”之词，再也不提“重回郢都”之事了。 （四）、“非罪而遭弃逐”的时间 在屈原的全部作品之中，只有《哀郢》中有一句“信非吾罪而弃逐兮”。那么屈原遭“弃逐”的时间是哪一年呢？——《史记》有载。 《史记•屈原列传》说：“因留怀王，……竟死於秦而归葬。……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4.P627-628] 《楚世家》：“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4.P342] 《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4.P949] 根据《哀郢》与《史记》相互关联的记载，可以确定，约在顷襄王四年仲春屈原“非罪而遭弃逐”。《哀郢》云：“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东迁”就是《史记》中“顷襄王怒而迁之”之“迁”。 王逸：“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遂与室家相失也。[5.P132]”这里王逸只是把顷襄王时之事，错定到怀王之时，其它解释还是可取的。 王夫之等人认为，《哀郢》是秦将破郢“楚之迁陈[6.P77]”时所写。其结论与诗文内容和《史记》记载不符。王夫之的“不恤纪事之实[6.P77]”之批，正适合批他自己。 （五）、《哀郢》写于顷襄王十三年。 既然“非罪而遭弃逐”的时间在顷襄王四年仲春。那么，由“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可推断，《哀郢》当作于九年之后，即顷襄王十三年。 三、“双重时空维度”论不能成立 杨义先生的文章生动有趣。精辟之论 令人折服；但是，不可靠之论也说得“理由十足”，诱人相信。其“《哀郢》的双重时空维度”[1]就是一例。 （一）杨义先生的“双重时空维度”论 杨义先生说： 〖“《哀郢》是屈子流放江南晚期，惊闻郢都为秦军攻陷，书以遥祭郢都的诗篇。《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此诗当作于是年，即公元前２７８年。国都沦陷，是一国历史中天崩地陷的特级大事件。” “历代一些楚辞研究者不知诗歌的时空表述方式与编年史的时空表述方式的差别，总以为屈子须在郢才能哀郢，因而对本诗的写作时间和地点，言人人殊，造成解读上的许多混乱和难通之处。其实，正由于屈子流放幽处之地与郢都不是一地，以及他具有楚人与诗人的复合身份，神思妙想，从而创造出中国诗史上堪称空谷足音的双重时空维度的诗学机制，别具一格地把国都的沦陷和自身的流放这两个相去甚远的事件，组合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荣辱与共、息息相通的艺术整体。” “如果考虑到本诗的双重时空维度，考虑到这是屈子用‘不在场之在场’的方式所写的难民流徙的方向，而不是屈子流放路线所及，那么陵阳即便远在今日之皖境也无妨碍。……当屈子设身处地写郢都难民：面对着吴越故地的陵阳要到哪里啊？淼淼茫茫地南渡要去何方？由于吴越故地，非楚人故土，其茫然无所归宿的心情也就更加沉重。” “这里的‘甲之鼌吾以行’用了‘吾’字，应该当作抒情诗学的表述策略来看待。抒情诗学往往把在场者以非在场的方式处置之，非在场者以在场的方式处置之，以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诗化效果”。 “屈子以诗性幻想化身为‘吾’，陪同故都难民历尽艰辛，走到情感的终极点。诗篇的后半部，展示了屈子在江南流放所的另一个时空维度。两个时空维度的前后映照，相互阐发，既增浓了对个人身世的感受，又加深了对楚国命运的理解。” “他在‘乱辞’中以自己生命的最终向往，对失陷了的郢都作了最后的遥祭”〗[1] （二）“双重时空维度”论的要点： 1、《哀郢》之主旨：“惊闻郢都为秦军攻陷，书以遥祭郢都的诗篇。” 2、作《哀郢》时间、地点——“前２７８年。国都沦陷”，“屈子在江南流放所”。 3、实际“流亡”者是——“故都难民”。 “屈子以诗性幻想化身为‘吾’，陪同故都难民……”。 4、流徙的终点——“皖境陵阳”。 5、“双重时空维度”论的核心——“甲之鼌以行”之“吾”，是“屈子的幻想化身”。 6、“诗学的读法” “一些楚辞研究者不知诗歌的时空表述方式与编年史的时空表述方式的差别……”，“读者应以诗的眼光读诗” 下面就这六点，逐一剖析之。 （三）、“双重时空维度”论不能成立 1、《哀郢》与“郢都沦陷”无关 《哀郢》与“郢都沦陷”无关，前文以有论证。这里再补充一点。 屈赋的“乱”具有“发理词指，总撮其要”[5.P47]之意。 《哀郢》“乱曰：曼余自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难道说这就是“对失陷了的郢都作了最后的遥祭”吗？ 实际上这“乱”辞，仅仅表达了两个方面的意念： 一是，欲反郢都的强烈愿望；一是，蒙受冤屈后强烈的委屈愤激之情。 不存在杨义先生的“惊闻郢都为秦军攻陷，书以遥祭郢都”的丝毫痕迹。 2、“非罪而遭弃逐”的时间和作《哀郢》的时间。 前文以叙“非罪而遭弃逐”的时间是顷襄王四年仲春，《哀郢》作于顷襄王十三年。而不是杨义先生所说：“公元前２７８年。国都沦陷”之时。 3、实际“流亡”者是谁？ 杨义先生说：“至此国都沦陷，皇天也就崩塌，也就对天命产生了深刻的质疑。皇天降下的命运杂乱无常啊，为何使百姓震惊受罪？离散而亲友相失啊，正当仲春二月而向东迁徙。离开故乡而投靠远地啊，沿着江夏水路去流亡。走出国门就心肝扭痛啊，甲日的早晨吾人上路。这全然是一幅陷城流民图。”[1] 杨义先生说：“流亡者”是“郢都难民”。[1] 假若“国都沦陷”，逃亡者会是谁呢?——只能是楚国之君臣等上层人物。底层的人民是不可能出现在这“一幅陷城流民图”之中的。他们没有船、没有车马没有条件逃亡。他们没有钱财，逃出去也要饿死，所以“人民”不可能逃亡。 《秦本记》：秦昭襄王“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4.P50] 《秦本纪》：秦惠文王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4.P48] 从《史记》记载来看，战败一方把“人民”留给了敌方，战胜方不要这些“人民”时，就再把他们“迁”至别处，或“出”给战败一方。 这些可怜的“人民”，与诗文中乘在船上，“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的孤单之人，是搭不上钩的。——难道说“郢都难民”也会“哀见君而不再得”吗？ 假若是楚襄王君臣向“陈城”逃跑，那也是举家逃跑。既不会“民离散而相失”，又不会“哀见君而不再得”。 只有“信非吾罪而遭弃逐”的“孤独的流亡者”——屈原，才会“与家室离散而相失”、“哀见君而不再得”。 杨义先生说：“屈子以诗性幻想化身为‘吾’，陪同故都难民历尽艰辛……”，“是对不在场者作了在场的处置。”——既不合乎情理；也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臆测之词”。 4、流亡的终点在何处？ 倘若是“国都沦陷”“楚襄王……东北保于陈城”，那么“郢都难民(楚国之君臣)”，逃亡的终点当在“陈城”。——魏昌《楚国史》：“楚顷襄王在向东北境逃亡中，曾先在城阳(今河南信阳市北，淮水北岸)这个地方停留暂避过(吴师道补曰：《史》，‘东北保于陈城’，当是指此城尔。）不久就正式东徙于陈（河南淮阳），称‘陈郢’。”[7] 而《哀郢》中屈原流亡的终点是: “方仲春而东迁”……“今逍遥而来东”——在郢都以东。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距“夏浦”不远。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在大江之北边“陵阳(?)”。 《哀郢》中描述的屈原流亡终点“陵阳(?)”，与蒋骥的安徽“陵阳”和赵逵夫的江西“陵阳”，内容皆不符。更不是“东北保于陈城”的“陈城”。 林庚先生说：“《哀郢》正是屈原九年放逐于鄂渚之后的作品”。[《史记屈原列传论辨说“破郢”》]。 钱玉趾先生说：“《水经注》说‘江夏有西陵县’，西陵在今湖北黄冈西北。西陵之阳可能也称陵阳。”[8.《〈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 “湖北黄冈陵阳”说，与《哀郢》的内容比较符合。——黄冈距“夏浦”不远，在鄂渚的江北。与《涉江》中“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的描写也相符合。《涉江》南迁的起点，即《哀郢》的终点黄冈(陵阳？)。从黄冈“济江”就到鄂渚。 《涉江》中既没有从安徽“陵阳”到鄂渚，这几百里行程的描写；也没有从江西“陵阳”到“鄂渚”千余里“舟行为便”的描写。故蒋骥的安徽“陵阳”说和赵逵夫的江西“陵阳”说，与《涉江》内容都不相符。(详见《从〈哀郢〉〈涉江〉看屈原的流放》[3]) 杨义先生说：“考虑到这是屈子用‘不在场之在场’的方式所写的难民流徙的方向，而不是屈子流放路线所及，那么陵阳即便远在今日之皖境也无妨碍。”[1] 杨义先生基本上认同蒋骥的“皖境陵阳”论。认为“郢都难民流徙”的终点是“皖境陵阳”。——杨义先生此论点不能成立。 第一，前文以叙，流亡的终点在“皖境陵阳”之论，不能成立。第二，若依据杨义先生之论，“此诗作于公元前２７８年。国都沦陷”；“屈子流放江南晚期”（不久就自沉殉国）。请问在秦军占据楚国西部大片领土、东西音讯难通之际，屈原如何得知“郢都难民”流徙的方向和流徙的终点？第三，若“国都沦陷”，“郢都难民”逃亡的终点当在“陈城”，与“皖境陵阳”无关。 5、“双重时空维度”论不能成立。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不管从“叙事的时间、空间，叙事的角度，叙事的结构”各方面看，都可证明《哀郢》写于顷襄王十三年。是屈原回忆九年前（顷襄王四年仲春），亲身经历的流亡场景之作。诗文“甲之晁吾以行”之‘吾’，只能是屈原的“真身”，而不是“化身”。 不存在杨义先生的“屈子以诗性幻想化身为‘吾’，陪同故都难民历尽艰辛，走到情感的终极点”；不存在“《哀郢》此处之‘吾’，是对不在场者作了在场的处置”的可能性。 杨义先生的“《哀郢》的双重时空维度”论，不能成立。 6、杨义先生对《哀郢》“诗学的读法”是误读 ◇《哀郢》是屈原诗中“写实”最详细的一篇。时间、地点、情节都很具体。 但是，杨义先生在解读《哀郢》时，按照“诗歌的时空表述方式”，创造出“双重时空维度”论，把“实际”的“弃逐”、“东迁”，化为“虚幻”——“屈子以诗性幻想化身为‘吾’，陪同故都难民历尽艰辛，走到情感的终极点”。 而在《〈离骚〉的心灵史诗形态》一文中，又接受了赵逵夫先生的观点，把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正则、灵均、伯庸”等角色，“实化”为历史人物——屈原和熊渠的长子句亶王熊毋康(伯庸?)。从而编织出一件件“皇帝的新衣”。 之所以会出现这类“华彩的新衣”，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回到文本去”，“直接面对一个创作的原始生命”。而是轻便地“捡起”了别人“时髦”的论点，或“公认”的结论。 一旦远离了“文本”，就很容易陷入“毫无根据的臆测”。 ◇杨义先生“《哀郢》的双重时空维度”论的基础是：第一，“郢都沦陷”——“惊闻郢都为秦军攻陷，书以遥祭郢都的诗篇。”第二，“屈原在江南”——“《哀郢》此处之‘吾’，是对不在场者作了在场的处置。郢陷之日，屈子在江南流放所”。后者是杨义先生与多数“郢都沦陷论”者的不同之处。 杨义先生说：“这里突出的解读障碍，是那个“吾”字。照一般的解释，“吾”是屈子自称，那么他应是亲躬郢都之陷，身在难民之中了。考虑到后面有屈子九年未回过郢都的交代，未免与此矛盾。”[1] 这里，杨义先生已经看到了《哀郢》诗文与“郢都沦陷论”的矛盾。看到了“国都的沦陷和自身的流放”是“两个相去甚远的事件”。“难民流徙的方向”，“不是屈子流放”的路线。若是按照“既要依据原文，又要重视实证”的办法研究下去，问题不难解决。 杨义先生却认为，按照一般的解释，把此处之“吾”看作屈子自称，那就是不懂诗歌；就是看不到诗歌中“更为深刻的层面”。于是杨义先生就按照“诗歌的时空表述方式”创造出“双重时空维度”论——“屈子以诗性幻想化身为‘吾’，陪同故都难民历尽艰辛……”。 这里，杨义先生用“诗学的读法”读《哀郢》，自以为“解决了”《哀郢》诗文与“郢都沦陷论”的矛盾。——其实是误入歧途。 四、结论 不少人都把《哀郢》误认为是哀“秦兵破郢”或哀“郢都遷陳”。这在《哀郢》文本中，找不到丝毫证据。根据前文的论证，可归纳如下： 1、《哀郢》的要害是“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说明它是“鸣冤叫屈”的作品；非哀“秦兵破郢”之诗篇。 2、《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证明屈原“信非吾罪而弃逐”的时间，是在顷襄王四年仲春；《哀郢》之流亡与“郢都沦陷”无关。 3、假若“国都沦陷”，逃亡者将是楚国之君臣等上层人物。他们多半不会“与家室离散而相失”；更不会“哀见君而不再得”。只有“信非吾罪而遭弃逐”的屈原，才会“与家室离散而相失”；才会“哀见君而不再得”。说明“东迁”不是“郢都迁陈” 4、流亡的终点不是“陈城”。进一步说明“东迁”不是楚国之君臣因“国都沦陷”而逃亡；而是屈原遭“弃逐”，而独自“东迁”流亡。 总而言之，《哀郢》是屈原“无罪遭弃逐、九年不复的哀思”。与“秦兵破郢”、“郢都迁陈”无关。 主要参考资料： [1]杨义《〈哀郢〉的双重时空维度——屈原〈九章〉的抒情学新论之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8 04 (http://hbgaagri.gov.cn/10000508.htm) [2]赵逵夫《九章•哀郢》《先秦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 [3]拙文《从〈哀郢〉〈涉江〉看屈原的流放》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47760&page=1#pid1217888735) [4]《史记》岳麓书社 1988年10月 [5]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3月第1版 [6]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 [7]钱玉趾《〈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 (http://www.poetry-cn.com/zhuantiyj/quyuan/lunwen035.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