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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月刊》(武汉)1996年第一期发表了钟焰同志的《对(儒林外史>不能评价过高》(后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专题全文转载)。文章从《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正面人物形象的刻划等方面人手，全面地分析了《儒林外史》在思想内容方面存在的诸多严重缺陷，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儒林外史》在思想内容上“不仅不能与《水浒传》、《红楼梦》等优秀长篇小说并比，而且比起《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也相差甚远。” 对于钟焰同志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故撰文略陈浅见，与之商榷，并就教子大方之家。 一、不能孤立地看待明清八股取士制度 钟文指出，《儒林外史》在思想上的严重缺陷首先在于作者只批判了明清八股取士制度，而未能触及到封建制度本身，而明清的八股取士制度在当时依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不应全盘否定，因此，《儒林外史》的批判矛头便出现了偏差，是舍本求末、本末倒置，该批判的他没有或许是不敢批判。 这种观点显然是孤立、片面地看待了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割裂了这一制度与古代封建制度特别是明清专制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而笔者认为，《儒林外史》的深刻意义恰恰在于，作者借对八股取士制度的讽刺、揭露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 首先，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并不是自生自长的，而是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产物。众所周知。明清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日薄西山的时期，同时也是封建专制制度空前强化、集权政治恶性膨胀的阶段。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立国之初，即以其特有的政治权威君临一切，取消了我国自战国以来沿袭了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将相权并入君权，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实际上是集政、军、财大权于一身的大独裁者。在掌握政权的同时，他们还严密地控制意识形态领域，如在文化上即实行了怀柔与镇压并行的专制主义统治，一方面，他们进一步完善科举考试制度，倡导尊孔读经，把宋代的程朱理学定于一尊，作为儒生所必须遵奉的官方哲学，借此笼络、拉拢文人士子。另一方面，则又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实行残酷的文字狱。利用厂、卫等特务机构对那些思想意识稍有越轨、悖逆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击。文人稍有不慎即有灭顶之灾。八股取士制度就是这种专制制度所派生出来的产物，是统治者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它与封建制度密不可分，对八股取士制度弊端的讽刺和摘发实际上就是委婉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本身，不能随意把两者割裂开来。 其次，正是因为八股取士制度是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因此它和其所依附的封建制度一样完全地腐朽、溃烂，失去了这种制度本身曾有过的进步意义。无可否认，出现于隋代大业年间的利一举制度较之于此前的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官人法显然要科学进步得多，至少说，它把竞争的机制引人了官吏的选拔与任用中，避免了许多人为的因素，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官吏选拔中任人唯亲、唯家族利益是图的弊端。这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明清八股取士制度虽然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延续，但在本质上已有所不同。它在考试的内容上严格地规定必须以宋代朱熹等理学大师所注的四书、五经作为基本内容，考试时只能阐述孔孟和程朱理学的理义.而绝不允有任何联系时政发表自己的见解。形式则是烦琐而固定的八股文。这是一种僵死的、扼杀正常人生命力的考试制度。它的推行，不仅人为地黜落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却又不愿皓首穷经的英才，把他们无情地拒之于原本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仕途之外，更可悲的是，它还深深地箍制了人们的思想，驱使广大文人士子除了匍匐于程朱的脚下，咀嚼着他们的余唾外别无所思，造成了整个社会思维的钝化，扼杀了一个甚至几个世纪的理性之光。而经过了这一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吏也只是一批只会空谈心性而缺乏经时济世之才的腐儒。这样的制度。除了仅仅保持了考试的外在形式外，其进步意义又从何谈起?吴敬梓对这一制度所存在的弊端的批判和摘发，又怎么能说是矛头出现了偏差呢?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