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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的古代文论年会上，有学者向曹顺庆教授质疑“失语症”的提法，他回答这只是一个策略，希望引起大家对文学理论危机的重视，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当时全场哗然，好似遭愚弄了似的。其实我感觉，近年“失语症”一词的流行，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既然顺庆兄翻开底牌，等于为这个话题亮了红灯，这一概念或理论魔术就可以从学理上认真地剖析一下，看它到底是按什么逻辑虚拟，并造成什么样的理论错觉而让学界认同的了。 “失语症”一词如今大家都在用，但所指不完全相同，广义的理解以曹顺庆教授为代表：“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勾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具体到文学理论，则如孙津教授所说：“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一辑）这里有两点，所谓张茂先我所不解，其一是“失语”论者不是在说自己失语，而是说学术界集体失语。本人也涉猎一点文学理论，似乎没感到那种苦恼，被指为患者殊有不甘；其二是“失语”论者动辄说我们借用一整套西方话语，没有自己的语言，这未免夸大了事态，同时也混淆了问题的实质。没有自己的语言，真是与借用西方话语有关么？ 鉴于这两点，我在《粤海风》1998年9-10期上发表《“失语症”诊断》一文，对当时流行于学术界的“失语症”一词提出质疑，并开出对症的处方，本意只是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进一言，不料激起的反响超出我的想象，赞同者固多，嗤其轻薄为文的也不乏其人。该文因属随笔杂文，有些调侃的成分，正像美国剧作家玛丽莲·海尔曼说的，“冷嘲热讽是一种不愉快的讲实话的方式”，有人不怿是可以预料的。但病终究需要诊断，所以这里我先对自己的文风作个检讨，再以学术讨论的方式补充一点分析和论证，借用黄永玉先生的一个书名，就是“力求严肃认真地思考”。 首先来看论者对“失语症”起因的断定能否成立。我在《诊断》中说“失语症”是个道道地地的伪命题，的确有点武断。这里想修正一下，改成“不能成立的命题”。就我所知，医学上所说的“失语症”，是指位于左大脑第三额回的语言发动神经中枢受损而导致的语言机能的丧失。时下学界通用的“失语症”，大致意味着话语能力的丧失——总是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这岂不是“失语”吗？在此我不想重复有关概念和范畴作为一般工具意义的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在六十年代初即已解决。郭绍虞先生曾指出：“用外来术语来说明中国学术思想上的问题，总有一些距离，不会完全适合的。问题就在产生这些术语的历史环境并不与中国的历史环境完全相适合。但是，假使因噎废食，由于这些术语不能完全适合而放弃不用，那么对说明问题也带来了某些不方便，因为用现代人熟悉的术语来说明古代的学术思想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关于〈沧浪诗话〉讨论的补充意见》）郭先生的阐述再清楚不过了，我没有可补充的，这里只想追问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已借得西方文论一整套话语？ 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近三十年的文化封闭，使我们错过了许多东西：首先是带来文学理论革命的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然后是极大地改变人文科学学术方式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再就是代表着现代文学批评技术水平的“新批评”，还有使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产生根本转变的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让我们重新看待文学作品的深度和独创性的神话—原型批评；甚至连产生于本世纪初，很快就被介绍进来的精神分析也快被忘却，更不要说方兴未艾的德里达和福柯了。二十本世纪文学观念几个最大的变革——取消本文的自主性，提升语言的审美构成机制，意向性的本文阐释结构，结构的符号化描述，都被我们错过了。于是中国文学理论剥去马列文论教条的外衣，就只剩古代文论那一点家底。 新时期开始后，西方学术思潮急剧涌入，各种理论体系因来不及消化，成为抽去历时性学术理路的一堆概念和命题堆积在我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界不是冷静地吸收，耐心地消化，而是急匆匆地忙于拚搭新的体系。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光八八、八九两年就出版文学概论三十一种。除王春元、钱中文、杜书瀛三位先生合著的《文学原理》赢得一致的推崇，此外鲜有新人耳目之作。与此相应，文学批评也缺乏认真的积累，宏观概括和贴标签的竞赛令人眼花燎乱。以我的浅陋，决不敢断言我们没从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学到多少东西，但起码可以说，像罗兰·巴特式的本文解读，加斯东·巴什拉式的语言分析，斯蒂芬·欧文式的诗史研究，弗朗索瓦·朱利安式的修辞研究，似乎还没看到。坦率地说，二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知识体系虽有很大程度的更新，但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解决，一些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概念至今还支撑着文学概论的骨架，要说已借来一整套西方话语，恐怕是个幻觉（但愿这个词不要刺伤人）。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汪正龙《本质追寻和根基失落——从知识背景看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99-2）一文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判断：“它是从一个统一的形而上的预设前提——列宁的意识形态-反映论出发推演出关于文学的全面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正如汪文所指出的： 单一的哲学思维和审美规范削弱了文学观念的丰富性和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创性；匮乏的文本分析造成理论、批评、创作和文学史研究的多维断裂，使当代文论难以形成有效的话语运作规则和知识建构方式；文学理论著作反复出现无个性的结构性雷同，缺乏知识增长性。 这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日益与现实的文学生活、与时代的发展隔膜，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理论的发言权和解释能力，变成无对象的言说。 既然故步未改，当然也就不存在邯郸失步的问题。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无对象的言说怎么会变成无话可说的呢？需要追问的也许是“失语症”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被体认。据说失语的感觉直接产生于国际交流的对话中，虽然论者并未具体说明是怎样的对话和在什么场合。我相信那种感觉作为个人体验是真实的，但对其诱因表示怀疑。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学理论的对话无非是不同文学经验的交流。文学理论作为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是特定文学经验的抽象和总结（爱伦·坡的例子不能成为反证，主导他创作的是观念或宣言，不是“理论”），在总体文学的研究尚未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前，可以涵盖人类文学经验的文学理论只能是空想。刘若愚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实际上已提醒西方学者，今后在谈论文学理论时，“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不能谈论‘普遍的文学理论’或‘文学’一般，而只能谈论各别的或各国的‘文学’和‘批评’而已”（杜国清译后记）。我个人很少文学理论方面的国际交流经验，无法切身体会失语症患者的交流障碍。如果我遇到这种场合，会首先确定谈论哪种文学的理论。我想西方学者也一定是乐于谈谈英国或法国文论，而不是“西方”文论的。如果你执意要谈，他一定会问你，你指的是哪一个西方？反之也一样，如果有人要我谈“东方”文论，我也会‘问他，你指的是中国、印度还是日本，抑或阿拉伯？顺便说一句，西方学者谈论问题是不喜欢用“西方”这笼统概念的。法国人觉得英国人太古板，英国人又觉得法国人轻浮，而德国人则觉得两者都太重实际——谁都不觉得自己同别人一样。只有中国学者开口闭口都是“西方”，仿佛别人没有民族文化。这是题外话。 澄清了文学理论的经验基础问题，我们就可以释然，在文学理论的对话中本不存在“失语”的问题，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只不过需要一个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的中介工具，让我们的言说可以沟通。这可能又牵扯到话语霸权的问题，但我认为那是出于民族情绪的焦虑，《诊断》中已有分析。 一种文学理论体系，只要适合于它的经验基础，就必定是圆满自足的。中国古代文论就是如此。问题是现代中国文学已变成一个开放的经验系统，吸收了不少异族文学的素质，古代文论当然也就失去了解释力，于是我们需要别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反观欧美文学理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也吸收了东方文学的传统，因此诞生了意象诗学。可见文论话语不是个得失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更不是理论建构的问题，而是文学经验积累和总结的问题。当文学在现实中不拥有话语权力，不能直面一种生存状态和它最深刻的本质，加上感觉方式和书写风格的盲目模仿（如寻根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从而不能构成一种真实的同时也是独特的文学形态时，当理论和批评的话语指涉偏离生存真相和命运重心，丧失了对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时，真正的文学经验和相应的文学理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不是失语，干脆就是无语——与汪正龙说的“无对象的言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否则，文学理论对话中的“失语”，就决不是中国文论的失语，而只是某些学者的失语。这也不是什么失语，说白了就是不学无术——考虑到“政治正确”，或许应该表述为“未充分具备有关知识”罢。 如果都是钱锺书、饶宗颐那样的学者，哪来的失语？就是像杨周翰先生那样的英语文学专家，大概也不至失语。他的《镜子和七巧板》一书，论及中国古代文学比我们这些专攻者还透彻，这是学术功底的问题。至于说在世界文论舞台上听不到中国的声音，那只能怪成吉思汗没能让汉语流通到西方；再怨自己英文不好，不能像刘若愚或赛义德、施皮瓦格那样写些英文的著作；最后要怪西方学者为什么不学中文。多年前读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在笔记里抄下一段话，现在看来简直就像说给“失语”论者听的：“究之文化未可讬之空言，必当见诸实事，如国家之政治，社会之习尚，君子之行动，艺术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见者，我居其实，则人有以观瞻，我实果美，则人自知采纳，不必呶呶费辞也。”为什么欧美学者治东方学，首先要学日语？无他，日本学者的成果富有参考价值。法兰西学院请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去讲学，是用法文讲中国文学，而兴膳先生恰恰是当今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古代文论专家。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学者，出国讲学，能用他国语言讲另一国家的文学。钱锺书先生一定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说他决不会“失语”。这么说来，所谓“失语”就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