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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说明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居住在南乡“荆楚”之地。同时说明，楚人已有一定的实力可以与商朝抗衡。 2、周公念楚人之德；周成王 上念“文王之师”鬻熊之功，下念楚人保护周公之力。为了安抚楚人，周成王就封鬻熊之曾孙熊绎为子男。楚国才跻身于诸侯之列。 3、楚国初封之地不可能在“淅川龙城” 4、熊绎之封地在“湖北南漳荆山”。 5、周昭王(约公元前1000--前977年)多次南征伐楚，其时楚人疆界尚未扩展至汉水以北。 关键词 荆山，丹阳，熊绎 一、楚国的先祖 祝融 在楚人眼里，祝融不是神话中的人物。楚人把老僮、祝融、鬻熊看作远祖祭祷。包山、新蔡葛陵等楚简中，有很多祭祷先祖老童、祝融、鬻熊的简文。 《包山楚简》237号：举祷太一[羊+膚]，后土、司命各一牂；举祷大水一膚，二天子各一牂，峗山一[羊+古]；举祷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两[羊+古]，享祭。(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P123] 《史记•楚世家》：楚，祝融之后。祝融居新郑，其后裔陆终生六子，“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P325] 鬻熊、熊丽 ◇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居住在南乡“荆楚”之地 商王武丁（约前13世纪）时期就有“奋伐荆楚”之举。《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穼入其阻，裒荆之旅。”“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其诗说明，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居住在南乡“荆楚”之地。同时说明，楚人已有一定的实力可以与殷商抗衡。因为地处山林僻壤，易守难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朝廷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关于《商颂》。 《史记•宋世家》“太史公曰：……襄公（前650-637）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P302] 《国语•鲁语下20》：“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P85] 《国语》既曰“校商之名颂”，则《史记》“作《商颂》”可能有误。 据《左传•昭公七年》：“及正考父，佐戴（前799-766）、武(前765-748)、宣（前747-729），三命兹益共。”[P419] 正考父生活在前八世纪下半世纪戴、武、宣之时，与宋襄公（前650-637）相差一个世纪，两者无法会面。故《史记》“宋襄公”有误。 看来，《国语》之载“昔正考父（约前八世纪下半世纪）校商之名颂”，比较可信。 即便按王国维在《商颂考》中所说：“《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以祀其先王也。”[《观堂集林》北京 中华书局，1965 P116] 它也是西周（或东周早期），殷之后人追记“殷所以兴”，并“祀其先王”之作，而不是记述周代宋公之事。其材料来源较为古老。比起秦、汉、后代的记述可靠得多。 应当把写《商颂》之时，与《商颂》所写之事，区分开来。〗 ◇鬻熊投奔周文王 后来鬻熊投奔周文王（约前1113--前1062年），任“文王之师”。《楚宝》：“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三百余年后，楚武王还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 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看来贾谊之说不一定可靠。一是鬻熊不大可能活那么长久，二是《新书》之说，与《史记•楚世家》之记载不符——“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 事文王，蚤卒。”[P326] 但是鬻熊为“文王之师”的说法，多少有些依据。 周原甲骨卜辞也有“楚伯”、“楚子”、“楚[氏下加十]”等记载，也可能与楚人投奔文王有关。 周人对文王十分崇敬。周文王身边“坐策国事”，能称“师”者，仅有“姜尚”和“鬻熊”二人。可见鬻熊有很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高超的计谋。 ◇“鬻熊蚤卒” 可惜“鬻熊子，蚤卒”，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没有像“姜太公”那样，辅佐周武王得天下。但是，楚人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楚国上层人物深厚的文化修养却代代相传。在施政、外交中，运用自如。楚国的人材辈出，不比中原大国少。 例如：楚国中期的楚庄王，其文化修养、谋略，就不比中原诸侯差。 《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前597年）：[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楚庄王）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昭公十二年（前530年）“左史倚相趋过。王（楚灵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熊丽留守荆楚南乡 鬻熊跟随文王，其子熊丽留守荆楚。《墨子•非攻下》有“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熊丽所居之地睢山，在荆山北麓，今湖北南漳西北李庙镇“南条荆山”主峰曰“睢山”，与其西的“荆山”主峰（聚龙山）相距约七十里。 《墨子》之“睢山”可能就是“荆山”的一部分。既然居住山区，当以采集、狩猎为主，农耕为辅。 根据何琳仪先生对包山楚简“卜筮祭祷记录”（246）的研究，楚先祖从熊丽开始称荆王。其释文曰：“与祷荆王自（熊）囗（丽）以就武王，五牛，五豕”。何先生说：“在包山简中，熊丽则俨然是始‘荆王’者。这一现象颇值得注意”（何琳仪：《楚王熊丽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3－16页。） 何琳仪先生“楚先祖从熊丽开始称荆王”，“熊丽应是在沮漳流域正式建国的第一位君主。”之论。尚须进一步考证。 ◇楚国没有参加伐纣 鬻子死后，其子熊丽、孙熊狂可能与周人疏远，故而楚国并没有参加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 二、熊绎（前11世纪）受封的猜想 ◇周公奔楚。 周成王用事（成王七年约前1038年周公复政于成王），有人谮周公，“周公奔楚”（出奔者，大多投奔敌对国），可能周公原来与鬻熊友善，故楚人敬周公为上宾。 ◇周成王“伐楚” 因为周、楚对抗，故周成王“伐楚”(见成王时“矢令簋”：“唯王于伐楚伯，在炎”)。 ◇封熊绎子男之田 后来，流言澄清，周成王请周公回去。周公感念楚人之德；周成王 上念“文王之师”鬻熊之功，下念楚人保护周公之力。为了安抚楚人，就封鬻熊之曾孙熊绎为子男。楚国才跻身于诸侯之列。 《史记•鲁周公世家》：“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P261] 《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P326] 《史记•孔子世家》：“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P417]。 ◇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早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居住在南乡“荆楚”之地，周成王名义上封熊绎子男之田，仅有狭小的“方五十里”，而熊绎是在自己活动的地盘上接受成王的封号，楚人实际控制的地区——“荆山”南北、沮、漳上游——要大得多。但是，地处山林僻壤，处境艰苦却是实情。熊绎率众辛勤劳作，服从周天子。其职责有：守燎以祭天、贡包茅以缩酒，贡桃弧棘矢以御王事。 ◇楚国受歧视，埋下了叛周王的根苗。 楚先君鬻熊为文王之师。可在文王后裔周成王、康王眼里楚蛮地位很低。成王盟诸侯于岐阳，只让熊绎“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而“不与盟”。熊绎后来与齐、晋、鲁、卫俱事周康[?]王，四国皆得到了周王赏赐的宝器，唯独楚国没有。周王歧视楚国，埋下了楚人不满周王的根苗。 《国语•晋语八》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P204]。 《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P436] ◇熊绎有没有事康王? 《楚世家》曰“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曰“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不知这里究竟是“成王”？还是“康王”？ 三、熊绎的封地 《左传》曰“辟在荆山”，《史记》说“居丹阳”。但是“荆山”和“丹阳”之地名很多，（如《史记•封禅书》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P218]。经学者考证，此荆山，在今河南灵宝市阳平镇附近的铸鼎原。）而熊绎的“荆山”究竟在何处，就成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常见的观点有： 1、安徽当涂丹阳 《汉书•地理志》谓丹阳属今安徽当涂境，此说为后人所不取。 2、陕西商县 石泉先生认为：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 南漳荆山之名乃是西周中叶以后楚国势力南渡汉水后移植而去。(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陕西商县，不能称“南乡”。至今没有可靠文献资料证明熊绎之时，楚人在今陕西商县有过活动，商县也没有“荆山”之地。石泉先生之论，与先秦文字记载不符。如：《诗•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左传》“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等。 3、湖北秭归丹阳城 括地志云：“归州巴东县东南四里归故城，楚子熊绎之始国也。又熊绎墓在归州秭归县。舆地志云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回八里，熊绎始封也。”《水经注》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 4、湖北枝江丹阳 《史记•楚世家》◇集解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 □正义颍容传例云：“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 秭归说与枝江说，同样缺乏可靠证据。 5、河南淅川(龙城) 清人宋翔凤在《过夜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徒郢考》中，则首倡丹阳今河南淅川说。认为丹阳在丹江与淅水的交汇处。淅川在丹江之北，为丹阳地望。 淅川众多楚墓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前七世纪末以后，其地为楚国中期的一个重要城邑。但是，不能证明它是楚人早期之居处、熊绎之封地(详见后)。 6、湖北南漳“荆山” 南漳“荆山”说，依据相对较多(详见后)。 楚国初封于湖北“南漳荆山” ◇、《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曰：“汉南曰荆州”。《周礼•职方》其文曰：“正南曰荆州”。史家对“荆州”看法不一。但是“荆山”是个很古老的地名，它在“荆州”北部、汉水以南（今湖北南漳）还是明确的。说：“南漳荆山之名乃是西周中叶以后楚国势力南渡汉水后移植而去。(石泉)”是没有说服力的。 “熊绎辟在荆山”与《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的“荆（山）”，应当同指湖北南漳之荆山。属山林蛮荒之地。不大可能指淅川或枝江平原之地。 ◇、历史上楚国的疆界变动很大，从前11世纪末“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仅“方五十里”的山林僻壤。到楚成王时“楚地千里”，不仅囊括了江汉之地，还占有南阳盆地及淮河流域。 但是，王室祭礼用的“包茅”，从西周早期以来一直是楚人必须向周王进贡的物品。前656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楚，借口之一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 “包茅”乃楚“荆山”之特产。不当随“楚国势力南渡汉水后移植而去”。不当出于秭归、枝江、淅川诸地。故“熊绎辟在荆山”之地望，应当在湖北南漳之荆山。 ◇、周昭王(约公元前1000--前977年)多次伐楚。其地不是安徽当涂、陕西商县、湖北秭归、湖北枝江、河南淅川，而是汉水以南的荆楚”。 《吕氏春秋．音初》云：“周昭王将亲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P38] 《吕氏春秋》明言，周昭王先征荆楚，后“还反涉汉”，故“荆”在汉水以南。也就是说，其时楚人西北疆界还未至汉水，昭王“还反涉汉”时已经离开了楚境。这样前656年齐桓公以诸侯之师伐楚，责问楚人：“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时，屈完才能推诿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汉非楚境，故不受罪。（杜预注《左传》）” 《春秋左传•僖公四年》（前656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楚。‘……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楚成王使（屈完）对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P81] 《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P26] 正义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 ◇、楚武王（前740—690年）时，楚人活动中心仍然在江汉之间——今南漳荆山到荆门市一带。从楚国周边的诸侯国来看（请看附图），汉水上、中游两岸，诸侯国密集，故楚国初封之地，不可能在汉水以北。楚武王初、中期，其西北疆界也还未扩充至汉水以北。 前704年楚武王三十七年《桓公八年》：“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战于速杞，随师败绩。”[P31] 前701年《桓公十一年》：斗廉“以锐师宵加于郧”，……“遂败郧师于蒲骚（今湖北东云梦县西），卒盟而还。”[P34] 楚武王时多次攻伐汉水以东的随、郧。如果说楚国当时位于今淅川一带，那他合诸侯于沈鹿、伐随、郧等国时，就要越过罗、绞、谷、鄀、卢戎等众多非友好国家。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楚国要越过这些国家控制权县和那处，更是难以置信。 ◇、“《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汉《孔安国传》：‘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相传卞和得璞于楚荆山，即此。”（《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版）。 今人郝用威先生已在“荆山”西南的神农架，找到玉璞——“月光石”的原生矿床。可作“楚荆山”在湖北-南漳，而不在河南淅川等地的旁证。(请看拙文. “和氏璧”故事探源) 总的来说，楚国初封之地，既不可能在汉水以北的“淅川龙城”，也不可能远到长江岸边的湖北“秭归”、“枝江”。更不可能远到“安徽当涂”。而在“南漳荆山”的可能性最大。 楚国初封之地不可能在“淅川龙城” ◇今淅川西南的龙城，在春秋之时是秦、楚之间的小国“鄀” （前635年）《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鄀之都）。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今西峡）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楚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遂围陈，纳顿子于顿。”[P121] （前622年）《左传•文公五年》：“初，鄀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公子燮灭蓼。”[P150] 据此可知，至前622年，今淅川之地的鄀国，仍然是秦、楚争夺的对象。不可能是楚国的初封之地。 ◇前617年之前，“鄀”最终为楚国吞并。 （前617年）《左传•文公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谓成王与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将强死。”城濮之役（前632年，楚成王四十年四月），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适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惧而辞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王使为工尹，又与子家谋弑穆王。穆王闻之。五月杀斗宜申及仲归。”[P159] （前613年，楚庄王元年）《左传•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梨及叔麋诱之，遂杀斗克及公子燮。”[P166] 《左传》“文公十年”之“商”，“文公十四年”之“商密”，就是原“鄀”都商密（今淅川西南李官桥龙城？）。说明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原“鄀”国已是楚国的领土。 前七世纪末以后淅川龙城为楚国的一个重要城邑。 ◇淅川和尚岭楚墓出土了楚庄王箴尹“克黄升鼎”。克黄在前605年改名为“生”，故有“克黄”铭文的鼎，应该铸造于前605年之前。 前605年，《宣公四年》：“令尹子文。其孙箴尹克黄使于齐，还，及宋，闻乱。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尹，天也，天可逃乎？’遂归，复命而自拘于司败。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所，改命曰生。”[P186] ◇下寺2号墓中出土升鼎的铭文有“王子午”的名字。王子午为“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的弟弟，曾任楚康王的的令尹（子庚）。铭文大意：楚康王某年元月丁亥这一天，王子午选择了精美的黄铜，铸造了礼器鼎，用来祭礼祖先文王，用来乞求长寿……。令尹子庚墓距离和尚岭箴尹克黄墓仅400米。 ◇楚墓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前七世纪末以后，淅川龙城为楚国的一个重要城邑。但是，尚不能证明它是熊绎之封地。 四、周昭王（约前995——前977年）伐楚 有人认为，昭王南征 “经由唐（今湖北随县西北）、厉（今 湖北随县北）、曾（今湖北随县）、夔（kui2，今湖北秭归东），直至江汉地区。”——其可能性不大。 西周建都于丰镐（今西安市西南）。历史上，丹江是古都长安通往江汉平原的惟一水上通道。昭王伐楚，其路线多半也是从今西安-蓝田-商洛-丹凤（龙驹寨）-荆紫关……再沿丹江入汉江 南征伐楚的。 由于楚国的勃兴，周昭王为了遏制楚国的发展，曾多次伐楚。周昭王在“丧六师于汉”之前，讨伐南夷东夷，能令廿六邦都来朝见，可见周昭王的声威，一度到达顶点。而在最后一次伐楚时，疏于防备，以至大败而亡。 楚国能打败周昭王的六师。其一，因为楚国地处山区，易守难攻。其二，楚人“甚得江汉间民和”是荆楚地区的首脑，能联合受朝廷欺压的土著部落共同对敌，得到盟友的支援。其三，楚人作战灵活机动，善用计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善于游击、偷袭。 （如，前701年，楚武王为了向东扩展，令屈瑕与贰、轸盟。而郧国，联合了随[东]、绞[西北]、州[东南]、蓼[东北]四国，将伐楚师。大将斗廉建议屈瑕坐镇郊郢[今湖北钟祥]，自己领精兵偷袭郧，大败郧军于蒲骚[今安陆境内]。就体现了楚人灵活机动的一贯作风。） 周昭王多次伐楚的相关资料。 宗周钟：“王肇遹省文武堇彊土，南国□子，敢□虐我土，王□伐其至，□伐厥都，□子乃遣闲来逆邵（昭）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成亡竞，我隹司配皇天王，对乍宗周宝钟。” [木下+土右+犬]驭簋：“[木下+土右+犬]驭从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作父戊宝尊彝。” 过伯簋：“过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 [上才下鼎]簋：“ 从王伐荆，孚（俘），用作愤簋。” 《史墙盘》：“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 《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咒。 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反。” 《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将亲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P38] 屈原《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P26] 正义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 五、熊渠在江汉间的发展 从熊绎至熊渠(约前1027--863年)经过一百多年，楚国由弱变强，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熊渠是一位有才识，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开疆拓土。向西征降服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再向东南，攻打位于今湖北中南部的扬越，接着远征鄂国。熊渠分封3个儿子为王，镇守长江中游的3个要地。虽然在周王朝的压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个儿子的王号，但楚国已在江汉平原扎稳了根基，力图在确立强国地位后，再北上争雄。熊渠之时，楚人活动中心在“江汉间”，楚国的西北界，可能尚未越过汉水。 《史记》：“当周夷王之时（前885—878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后来郢都所始，今江陵也），中子红为鄂王（“鄂”今湖北鄂州市境），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P326] 魏昌《楚国史》：“扬粤，即扬越。《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扬粤(越)在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以东地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8] 段熙仲《楚辞札记•伯庸即熊康》：“句亶即后来郢都所始，熊庸于兄弟行为伯，始封于郢” 《荆楚文化志》：“熊渠实行近交远攻。他在长江沿岸开拓了三块飞地，分别派他的三个公子去镇守。”[9.P25] 六、周宣王伐楚与“楚公（熊咢）逆编钟” 熊鄂在位为周宣王29年（前799年）至37年（前791年）。 ◇晋侯邦父（穆侯）墓M64出土的楚公逆钟一套共8枚，在钲、鼓部有铸铭68字。这是熊咢即位举行祭祀大典时所制作。是出土最早的楚器。 楚公逆钟铭文：“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夫（敷）壬（任）四方首。楚公逆出，求厥用祀。四方首休。多勤钦融，内（入）饗（享）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龢齐锡钟百肆。楚公逆其万年寿，用保厥大邦。永宝。” 该铭文中“纳享赤金九万钧”的记载，推测约合五六百吨，而其产地可能就是有名的大冶铜绿山。——说明楚国势力早就到达“鄂”地的大冶铜绿山。 ◇楚公逆钟为何出于晋侯邦父（穆侯）墓？ 段渝先生说：“楚公逆编钟当是熊咢（前799—791年）即位举行祭祀大典时所制作。”熊仪（若敖，前790—764年）二年（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宣王命方叔伐楚，毁庙迁器，俘楚公逆编钟而返，再将编钟颁赐与晋穆侯以表其功，作为对其战胜西北边防大患的表彰。此即楚公逆编钟之出现在晋穆侯墓地的复杂由来。”[《楚公逆编钟与周宣王伐楚》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402 P133～139] ◇《诗经•小雅•采芑》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率止，执讯获丑，……蛮荆来威”。《毛传》云：“《采芑》，宣王南征也。”孔颖达正义云：“谓宣王命方叔南征荆蛮之国。”朱熹《诗集传》曰：“宣王之时，蛮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就《采芑》，及“楚公逆编钟”在晋侯墓出土来看，是周王获胜“俘楚公逆编钟而返。” ◇而《国语•周语上》有：“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P9]则可能是周宣王，第二次伐楚失败，而“丧南国之師”? [“丧南国之师”有歧义。一是指由南国人组成的军队，二是指征伐南国（荆蛮）的军队。多倾向于后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