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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坛出现了重新反思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这段历史的新伤痕小说，例如《英格力士》《后悔录》和《兄弟》等。 新伤痕小说把过去的时代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这种资源中，作家们关注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位置，是一种历史可能性而不是现实的必然性，所以他们的写作姿态更加优雅。表现在，作家们的表述情绪并不激烈，相反，他们愿意以更加幽默的方式呈现那个时代。当我们越赌《英格力士》《后悔录》和《兄弟》时，常被那些激愤的场景所感动，也常被充斥其间的滑稽和荒诞搔到痒处。比如在《兄弟》中李光头成人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固然其中闪透着作家在创作上的成人化倾向，但其在克服苦难上的智慧和乐观态度以及作者的叙事方式，常常化解了读者的急切心理。而伤痕小说中的荒诞里只有悲愤。由于这些新伤痕小说不再以政治控诉为创作前提，而又要从那种政治资源中获得动力，所以政治承担成为这类小说创作的基本姿态。 政治承担即意味着一种认同。在新伤痕小说中，政治仅仅成为一种文化的背景。一个写作者由于较少或干脆没有那种惨痛经历，在描写那段生活的时候，为自己设定了一定的距离，不投入情感，或者不放纵情感，所以在写作上既可以庄重，也可以诙谐。并在这种庄重或者诙谐中化解因过分的政治关注所带来的情感上的危机。 政治承担也意味着一种漠视与和解。漠视与和解是对政治的化约。可能人物的经历和生存现状来自于政治本身，但新伤痕小说的写作者们更关注常态的生活。他们一般假定特殊的政治环境就是本来的政治环境，因此在这种状态中去淘洗和分解人性的复杂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很显然过去那种过分的政治诉求被回避掉了，从而造成漠视或和解的态势。比如《后悔录》中的那个倒霉蛋曾广闲，一生在性上无事，但他从不苛求于造成他这种状况的政治以及那些执行者们。他的承担和忍受以及对他人的宽容，充分显示了新伤痕小说关于政治控诉和政治情感的另类态度。《兄弟》中的李光头，在畸形的政治环境中仍是快乐的，这种快乐也就是政治承担的结果。 政治承担意味着主人公们在政治伤害上的自我承担。他们是自己的政治施动者，他们自己所受到的政治伤害完全来自个人的积极追求。这就像战争类小说，人们不再反思是谁制造了战争，而是要说明自己在这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只有说明了自己的责任，才能确立好自己的位置。所以不论是《英格力士》《后悔录》还是《兄弟》，作家让人物尽情地调侃自己，不再向外延伸。这样做，虽然作品在外延上缩小了，但在人性内涵上却扩大了。刘爱（《英格力士》）对老师王亚军的无意加害就是这种所谓的政治上的自我伤害。曾广贤（《后悔录》）走得更远，他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一次次对其父实施政治伤害，但这不是有意的，而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一种政治理念或者政治运动濡化到生活每一个细节的时候，所有的细节都可能成为政治运动的帮凶。在这里政治已不是政治本身，而是束缚人们日常行为的文化参照，使文化制约了人们的行为，所以自我伤害必然发生。 由于政治控诉转向了政治承担，尤其是转向了人的自我承担，因此新伤痕小说也把批判锋芒由他者转向了自我，这是中国小说写作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在伤痕小说中，实际上蕴含了很多悲剧性因素，尤其是那种血泪控诉更具悲情，但“它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痛哭流涕、站立不已的诉苦者的形象”。本来这个诉苦者应该是一个悲剧形象，但由于没有很好地处理人和悲剧的关系，而最终不仅使悲剧毫无生力，而且还往往以团圆性的追求而结束。伤痕小说的批判（控诉）指向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集团和他人。但在正统的悲剧观念中，社会、集团和他人是不能成为悲剧根源的载体。真正的悲剧根源在于自我和承载了自我的文化。新伤痕小说就是这样。它将批判锋芒指向自我，不断地在历史叙述中寻找个人的缺欠，仅二在这个缺欠的指引下走向个人悲剧。比如在《兄弟》中，李光头本应姓刘，却随母姓。这个家庭无端的缺失绝不是政治造成的，李光头失去自己的生父完全是缘于其父的窥视欲与在窥视中的意外死亡，这和政治没有关系。在《后悔录》中，曾广贤的一生悲剧，虽然是由于政治所引发，但其性格怯懦、忠厚与愚钝应承担了主要的干系。所以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性格的问题。性格多少有些先天的因素，但我们不能忽视其在性格养成过程中的文化因素。新伤痕小说总是在最开始的时候设置一个缺定的文化场，但也并不具体言明它的文化时代，尤其是不会一再提及他周围的那些惨痛的人事。这种虚化的结果更加增强了悲剧产生的模糊性和不可知性。 批判锋芒的个人转向还涉及到度量问题。新伤痕小说与伤痕小说相比，显示了一种很有前景的度量。这种度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包容性，二是自我批判性。所谓包容性，特指这类小说在面对伤害尤其是面对政治伤害和政治苦难时的宽怀心态。本着这样的认识，就可以说，增广贤的一生虽然是苦难的一生，但也是宽厚的一生。他一辈子的后悔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放弃和不断地原谅的过程，进而显示出作为一个普通的生活在政治文化中的人的伟大度量。这种伟大度量的呈现还表现在主人公们乐观的处事态度，这一点或许和写作者的认识有关。作家们将自己从过于切近的政治环境中摆脱出来，因此从容而有距离。比如李光头“出卖偷窥屁股的经验”的经历就是一个荒诞的苦中作乐的过程。在那个贫穷困乏的年代，通过这种仅有的有吸引力的业余文化生活换得了五十六碗三鲜面，当别人面黄肌瘦之时，他却做到了满面红光。在这里他把个人由于偷窥所带来的耻辱与苦难，转换成一种因祸得福的生活资本而显得洋洋自得。我以为，这不仅是一个智慧问题，确实是一个度量问题。同时人们必须通过自我批判来实现包容性。我们看到，刘爱、曾广贤和李光头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批判过程，社会批判是退居其次的，这和伤痕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分离。自我批判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否定，是人性的自我检视。刘爱的自我批判始终伴随着对其父母的批判，同时为了使这种“弑父”、“弑母”不具有更大的违逆性，他经常强调自己是父亲的儿子，他通过这种血缘的延续，将批判转移到自身。自我批判的实现实际上是一种人性的深刻剖析，它一方面向读者呈现因政治文化所致的身份异化，另一方面又努力实现向自身及亲情的回归。 新伤痕小说也属于成长类小说，与伤痕小说相比，它们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伤痕小说的伤痕性或者控诉性不在于成长本身，而在于成长过程中的政治环境或者成分。为了说明政治对人的伤害，早期的伤害小说大多设置了亲情的分裂并通过这种分裂加强自我表述的力度。而新伤痕小说的亲情间的相互眷顾始终伴随着主人公们的成长过程。尽管在它们成长过程中，外在的政治压力不仅使这些孩子们走上歧义的道路，而且还经常在两辈人之间产生隔阂或者敌对，但他们终究没有像王晓华（《伤痕》）那样毅然离去。比如曾广贤给父亲带来那么大的苦痛和伤害，以至于连生父都要弃之而去，但他始终坚持这要回到父亲身边，甚至最终向父亲忏悔。简单地说，在伤痕小说和新伤痕小说之间，从情感指向而论，前者指向政治，后者指向亲情。新伤痕小说对成长（儿童）视角的选择固然与那个时代现实性相联系，但也能表现出写作者在技巧运用上的深层用意。与谢惠敏、宋宝琦、王晓华等不同，刘爱、曾广贤、李光头等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特征，或者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地位并不耀眼，或者并不处在政治的核心区域。这样就为他们营造了一个“自然”的成长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考察出他们成长的本真过程，那就是乐趣与苦难的纠缠与嬉戏，才使他们这样成长。 新伤痕小说还表现了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在冷峻的幽默和个人的夸夸其谈上，《后悔录》和《兄弟》表现了无比的先锋性。在他们的叙述中，往往不顾及历史的可能性和细节的真实性，只要能够用来表现主人公们与时代政治的距离，只要能够证明主人公们与时代须臾不可偏离的纠缠，都会被他们用来阐释他们所认定的历史和政治。而恰恰是这一点，与伤痕小说比较起来，表现出了更大的庸常的真实性。很多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常理的历史存在，相反有时候就是一种对历史真实的揭示。只不过是作家将人们压抑在内心的想象作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表现了出来。比如宋凡平参加篮球比赛异常的精彩表演及胜利之后的表现，李光头出卖“偷窥屁股的经验”的全部过程等，曾广贤在监狱的改造，以及刘爱与李垃圾之间的游戏性约定等等。尤其是在《英格力士》中，英格力士作为一个特定的词汇代表了一种文明的社会或者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但刘爱们的成长过程却是对这一文明追求的不断解构。在这里，社会文化发展的中心是偏离的或者是游移不定的，尽管最后所有的人都可能在政治强力压迫之下就范于现实力量，但一个真正的阅读者可能看到的并不是这些。如果说，在伤痕小说中，所有的对政治的顺从和反叛都是庄重的，而在这些小说中则无一例外地变成了诙谐的东西。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后现代主义）它以众多的方式重新阐释过去，从惹人喜爱的游戏似的，到反讽式怀旧的，而且包括诸如此类的态度或情绪：幽默式的不恭，间接的效忠，虔诚的回忆，机智的引用，以及自相矛盾的评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3页）所以，新伤痕小说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方式。 新伤痕小说有其特殊的审美意义，这种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它与伤痕小说的比较上，还表现在中国小说创作的自身进步上。当一个新的世纪已经开始，人们对于小说创作寄予不同期望的时候，如何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展示小说写作的可能性。如何利用传统和既往的资源，尤其是表现历史存在重任的状态等方面，这些小说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都具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 原载：《文艺报》2006年2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