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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立足于新时期的文化结构和话语背景，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期女作家五种写作状态的梳理，向人们呈现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从女作家写作到女性主义写作的演进轨迹。在此基础上，对女作家写作的实践意义及女性写作未来可能性作一探讨。 关键词 性别意识；女作家写作；妇女写作；女性主义写作；准女性写作 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国的女作家写作日渐丰富。时至今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范畴纳入我们视野已具备相当的意义。这里，牵涉到这样几个概念：女作家写作、妇女写作、女性主义写作、女性写作、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等。由于二十几年来的过度阐释和混用，要明确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已变得比初始更为困难。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与其纠缠于概念上获得明确、一致的理解，不如立足于具体的文本，从形态学角度去把握新时期以来女作家写作发展的潜在脉络，并由此发现意义。 宏观上把握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从女作家写作到女性主义写作，新时期的女作家写作呈现出五种不同的写作形态１，而隐含其中的主线是逐渐崛起的女性性别意识。必须说明的是，这五种状态并不是简单的时间上的承继关系，而是逻辑上的速进关系。 一、无性别意识的女作家写作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女作家写作是表征这一形态的现象，但它并不是特异的。因为“男女平权”意识己是五四以降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性”的一项基本内容，加之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对“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等观念的反复强调，特别是一些女子走进了一些本由男人从事的行业，性别的差异由此被弱化了。就创作而言，尽管“女作家”成为一个区别于“作家”（意义以往总是指向男性）的称呼，然而，这一时期强调更多的还是“作家”二字，“女”不过是性别的确认，并不具备特殊的文化意义。许多女作家与男作家切入生活的角度是类似的，她们的创作从题材选择、主旨到内容结构方式，均表现出“纯化”的“社会性”，作品也并不以彰显“男女平等”的意识为旨归，写作大多呈现一种“中性”状态，甚至相反，传统的所谓女性忍让、驯从的美德在某些作品中仍然成为被肯定和褒扬的对象。这种写作形态的主要代表有张抗抗、戴厚英、谌容、池莉、方方等。 戴厚英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在作品中强调人的本体地位的重要性，如她的代表作《人啊，人》。作为一个追求表现“社会深度”的作家，堪容曾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把自己的创作目标定位为“把人间的悲喜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探索决定人物命运的历史深渊，写出更深刻、更本质的历史面貌的作品。”从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来提出人们关注的某一社会问题，是她经常使用的构思方法。《人到中年》提出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处境、待遇的问题，而《永远是春天》、《太子村的秘密》、《散淡的人》等，都包含有探索“历史悲剧”的意旨。这一时期她们的创作暂时体现了与男性作家“同声”的状态，无论从题材的选择还是从结构作品的方式，都与男性作家保持高度的一致。 这一时期创作颇丰、成就也较高的是张抗抗，她在《我们需要两个世界》这篇文章中曾经强调： “我写的多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十年内乱中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个性的禁锢、思想的束缚，一九七八年以来新时期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的重新确立……这些对于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兴亡的种种忧虑，几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她们在我头脑中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对妇女命运的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作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苦恼还会是一个相当突出而又迫切有待解决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妇女解放不会是一个孤立简单的‘妇女问题’。当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起码的平等关系时，还有什么男人与女人的平等？所以我们如果总是站在一个妇女的立场上去看待社会，正像中国古诗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源身在此山中’。那个社会只是平面和畸形的。”２ 从其言说中可以看出，她对“人性”本体价值的关注超越了对“女性”的关注，体现了与男性作家相同的思考世界和言说世界的方式。她的代表作品《北极光》、《隐形伴侣》等也为她的宣言做了很好的注解。 我们也把池莉和方方纳入此类创作形态，理由是我们看到在她们的作品中，“女性”的“题材意义”大于“女性”的“文化意义”。她们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创作的所谓零距离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更强调一种在“人”的姿态上的写作，而非“女人”的姿态上的写作。 从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作家对生活本原的探讨而不是对性别的关注。 方方的成名作——《风景》以极其精炼的笔墨，通过河南棚子里一家人的生存，强烈地批判了贫穷和愚昧孕育的痞性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下产生的畸形人性。但在批判的同时，我们同样会发现方方对她笔下的主人公都寄予了几分无可奈何的同情。这种同情是“人性”意义上的，与性别无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池莉和方方的作品对于琐屑人生的执著关注正是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主流话语的一种解构，只是这种解构与性别无关：她们一反传统的英雄叙事，将自己作为一个普泛意义上的人，抛弃性别意识；她们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关注显然超过了对性别的关注。尽管这一阶段的女作家创作暂时还没有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却为女作家在文坛上赢得了阵地。这种“无性别意识的女作家写作”形态的成功，至少证明女作家具备了不容忽视的写作实力。 二、群体性别意识的妇女写作 如果说“女性”这一词更强调女人在“自然性别”上与男性的不同，那么“妇女”一词则强调的是女人在“社会性别”（“文化性别”）上与男性的不同３。这里不再称“女作家写作”，而改称“妇女写作”，实际上就是为了澄清此一形态的创作理念与前期创作形态的不同。 张抗抗曾经指出：“严格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森林中尚未长出‘妇女文学’这一棵大树，中国还没有形成妇女文学的主潮。”４这种论断实际上并小完全正确。在１９８６年的中国，确实还没有形成“女性主义写作”或“女性写作”的主潮，然而，已然有一些作家呈现出“妇女写作”的状态，这种状态之所以还不能称之为“女性主义写作”或“女性写作”状态，是因为这种“群体性别意识的妇女写作”在笔者看来，还是一种以“社会性别”为潜在话语的社会化写作。这一写作状态的代表作家有张洁和张辛欣。 《方舟》无疑是张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集体性的女性独立意识。在《方舟》中，张洁一改以往的温柔叙述，女性意识的锋芒卷挟着三个女主人公的深刻痛苦咄咄逼人，“理解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呼声震聋发聩。张洁对于女性悲剧生成原因的探讨显然较前人有所突破，它不仅来自男性——女人的丈夫，同时也来自女性（例如贾大妈），来自整个社会对于职业女性的不认可。女性要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首先要“社会”认可“女性”。这种对妇女身份——女性社会地位或公共空间５的自觉追求是张洁这一时期小说的鲜明特点。 如果说，张洁对“男女平等”的呼唤还相对含蓄的话，张辛欣则是一种毫无遮掩、近乎嘶喊的姿态。《我在哪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就像两封征讨男性压抑女性平等权利的檄文，火辣辣地甩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在哪错过了你》中那个刚强好胜、不甘平凡的女电车售票员，《在同一地平线上》中那个一心追求“女性化”而最终没有成功的“她”，她们的目标正在于寻找一种所谓公平的“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的追求折射出以张洁、张辛欣为代表的那一时期女作家对“女性”认知的曲解，她们将“女性”的不幸命运归咎于“社会角色”的不平等，归咎于男性的歧视，满心以为，只要女性获得了与男性相等的社会地位，与“他”站在同一地平线上，自由就会真正来到。实际上，这在另一层面上已经认可了男性社会身份的合理性，证明了男性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因此她们的创作与女性自身性别的觉醒尚有距离，只体现为一种“群体性别意识的妇女写作”形态。 三、群体性别意识的准女性写作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三恋”系列、《逐鹿中街》、《岗上的世纪》、《我爱比尔》、《长恨歌》等代表的是一种有别于政治话语领先的“妇女写作”的“准女性写作”。她们开始注意到女性“自然性别”与 “社会性别”的不同。如果说处于“妇女写作”状态的张洁、张辛欣们强调的还只是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问题，作为“准女性写作”的王安忆、铁凝们己经开始强调男女的“差异”——不仅是社会角色的差异，而且是“生理意义”上“自然性别”的差异。当然，这时候的女作家还尚未把“我”——女性个人嵌入文本，只表现为以群体为关照对象的准女性写作形态。这种形式的写作试图通过对女性欲望的渲染、男性历史的解构与女性历史的建构来书写属于女性的群体经验和未来想象。 １、欲望化书写。在“三恋”中，王安忆开始实践她欲望化的写作主题。通过把女性置放在与男性的情爱、性爱关系中，展现女性对生命欲望的感悟，在人物的爱欲与世俗压力互涉所形成的张力中，实现其对爱情以及人类原始欲望的理性反思。 在《岗上的世纪》中，王安忆不再局限于“性”的渲染，而是在“岗上”设置了一个充满诗意、情欲的当代“伊甸园”。在其中，女性李小琴占有了主动地位，颠覆了传统的性爱叙事模式。小说最终由功利的性关系到纯洁爱情升华的结局，是对女性人格、尊严的肯定与张扬，也是对男权审美将性爱政治化、世俗化的隐性叛逆。这种女性权利的张扬既有别于张洁、张辛欣对女性社会身份的追求，又有别于之后林白、陈染对女性个体意识的强化，体现为一种启蒙式的“群体性别意识”。 ２、女性历史的书写。这一主题的书写表明了这一时期女作家开始自觉追求属于女性的言说方式，她们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而这种历史以两种形式在文本中得以体现：男性历史的解构与女性历史的建构。典型文本是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 “纪实与虚构”本身就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作者在建构家族历史的同时又解构了历史的真实性。因为母亲是个孤儿（这里溯源“母亲”的历史而不是“父亲”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建构历史的方式），她对自己家族的传说不过是儿时记忆的碎片，不足以构成家族的神话，而王安忆就自觉肩负了建构这一神话的神圣责任，开始寻找“母亲”的历史。她从母亲的“茹”姓入手，在历史和典籍中寻找“母亲”的历史，并循着这条线索，用历史的典籍记载和个人的灿烂想象建构了一部从原始游牧民族“蠕蠕柔然族”的兴衰到蒙古族的英雄霸业再到江南茹姓箍桶世家和状元及第以及“我”曾祖父茹继生振兴家业，“我”外祖父败家出走上海为止，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家族历史。作者煞有其事，一本正经地记述着历史，却又不停地告诉我们这一历史漏洞百出，这样一部显赫的家族历史，不过是作者苦心孤诣虚构的结果。这样的书写以其巨大的张力解构了男人引以为豪的所谓家族历史、传统定位。它传达了这样一个隐喻：所有的“史”都是这样创造的，也可以这样被解构掉。真与假，纪实与虚构不过是叙述者一厢情愿的选择罢了。王安忆这一行动不仅向整个父权制文化叙述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同时也对建构女性历史的可能性提出了置疑。 王安忆的另一代表作《长恨歌》则完全就是一部女性成长的历史。与林白、陈染的女性个人成长的历史不同，王琦瑶的成长没有那么多自恋的因素，她稳稳的、几乎远离政治地生活在一种“民间状态”中。那些在王琦瑶生命中走过的男人与其说是她生命的男主角，不如说不过是些可有可无、随时可以置换的背景，无论是蒋丽莉的父亲，李主任，电影公司的导演，都不过是她生命中黯淡的影子罢了，就像挂在墙上的旧日的年历，除了用以回忆，早已没有了别的价值。这种对历史和男性叙事的自觉疏离，不仅表现了对男性世俗审美的抗拒，也维护了女性自身的一方生存空间，表现出王安忆对女性意识独立性的自觉维护和对女性生存空间重新书写的自觉追求。 从女性欲望书写到女性历史的尝试性建构，王安忆表现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表达了身为女人对女性世界的真实感受，完成由描述女性生命欲望的感悟到建构女性生命本体的发展历程。尽管这种女性生命本体的自觉仍不免在王安忆的理性烛照下被无情地解构，然而毕竟是一种建构准女性写作的努力，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个体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相比，它实际更近乎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 《玫瑰门》是铁凝致力于女性历史命运书写的力作。她通过以司绮纹为代表的庄家几代女性的命运，揭示女性生存与现代历史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这种溯源“母系”血缘关系的书写与王安忆有惊人的雷同，这似乎在给我们一个暗示：女性作家们正在试图摆脱男性历史对女性存在的一种漠视，她们开始用自己逐渐强大起来的笔，自觉地书写自己的历史。然而，这种仰赖“解构”男性历史和男性叙事来寻找“女性”的文化定位的行为，正是对男性权威合理性的另一种有效阐释。这似乎是目前女性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症结：她们的创作无法超越当下的文化语境。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承认这种写作毕竟为我们探讨“女性写作”的未来可能性提供了一个言说的基础范式，一个比个体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更接近理想状态的写作形态。 四、个体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 与“群体性别意识的准女性写作”多以第三人称切入作品，其文即使指向女性作家多不敢启齿的“性”，讲述的依然是“别人的故事”不同，“个体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开始大胆地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不难发现，这种叙述角度的变更正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女性主义作家们对自身性别自觉自信的一种昭显，她们不再诉诸对“社会角色”的追求，女性历史的建构也不是其终极目标，她们不过在追求“个人的声音”——一个女性在当下语境中的可能表达，而这种“个人的声音”在我看来则构成了一种女性个体英雄叙事。而她们的写作则呈现我所命名的“个体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形态，代表作家是林白、陈染、海男等。 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有一段著名的女性宣言：“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６女性意识的强化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极致。 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呈现出“女性个体英雄叙事”特征的书写方式有意识地成为她作品的印记。这种书写方式执著于“女性个体”的突围能力，以一种巾帼英雄般的决绝力量来对抗传统的男性文本。 然而，我们所关心的是，作品是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女性英雄”的合理形象。《一个人的战争》从一个宏大的宣言开始，给女人们布设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一个女子心心相爱的世外桃源，而最终，作者倾其全部心力支撑起来的主人公却在这场战争中颓然倒下。多米从一个“不正常”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女人，这个“正常”的女人在这个“正常”的世界里“就像是一个已经逝去的灵魂”。由于个人力量的羸弱，“她们”这些“英雄”不得不脱下战袍，收起利刃，成为归顺驯服的传统女性，从而被化合到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所有的突围，变成表演，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不成功的实践。作家面对具体社会文化语境的力不从心，在其文本之外的叙述中可窥见一斑：“指望一场性的翻身是愚蠢的；我们没有政党和军队，要推翻男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打倒他们，所以必须利用他们。”７现实的无能为力，使她只能停留在“飞翔”的口号上，充其量不过实现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者们对女性的一种理想呼吁。 同样尝试“女性个体英雄叙事”的还有陈染，她的《私人生活》从题目到内容都体现了陈染的创作宗旨——一种女作家的“个体”的经验书写。女性对“个体”、对“自身”的书写成为女性主义创作者的一个明显特征。她们将“个体”置放在“私人”的幽闭场景中自爱自怜，成为一种“疼痛的抚模”。 尽管作者介入文本的初衷曾试图超越传统的性别愤怒，正如陈染就曾自言一种“超性别写作”８是她的最终追求，然而，在其创作的过程中，依旧不免显示出在传统男性惯性思维下，“女性个体英雄叙事”必然失败的结局。这种失败只能获得这样的解释：这种突围式女英雄的最终失败隐含着作者对强大的“权威话语”的妥协，“个体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同样无法为女作家写作带来真正的自由身份。“女性写作”的理想状态并不是一个个人或几个个人能够建构起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预见：一种“群体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将有可能成为女作家写作的下一个形态特征走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五、物化了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 然而，当我们似乎已经寻找到一个女性写作的理想境界——群体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时，我们却被迫面对一个崭新的困境：一种反叛的“女性主义写作”开始出现了——她们就是以卫慧、棉棉、安妮宝贝等为代表的“物化了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形态。 她们的作品从三个方面呈现物化状态：一、作品精神追求的丧失。尽管她们与陈染、林白的文本在叙事策略上有惊人的一致性，然而却在精神上远离了陈染、林白对“女性主义写作”的人文追求。作为同样关注女性个人欲望的文本，陈染、林白她们的“欲望”呈现为一种精神化状态。而在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中，“欣望”则体现为一种物化状态，她们的性爱主题，将传统文学的传道使命、价值标准、道德规范等一切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内容统统抽去，只留下一片是自然、自在状态的形而下的生活和欲望，成为一种商业社会下、个人生活的“物化”呈现。 二、对物欲的描写成为主题。体现为作者对现代都市生活中物欲追求的津津乐道：住舒适的大公寓；到大江户日本菜、斑尼餐馆、澳洲餐馆等豪华餐厅就餐；在Ｇｏｙａ、“阴阳”等高级酒吧里谈情说爱；在高级百货公司里潇洒购物，在白领社交圈里顾盼自如，还有红酒、香肠、“德芙”巧克力、“七星”牌女士香烟、“资生堂”化妆水、顶尖的名牌时装、派对……一幕幕城市物化生活的场景成为作者执迷不去的欲望场所。 三、艺术上不断的自我重复。“欲望的城市”是他们不厌其烦书写的对象，并且成为被大量复制的场景。即使她们的人物情节也是大量复制的产物。这种物化的出现使本已被批评界逐渐接受的女作家写作再一次面临被“另眼看待”的危机。 然而，尽管危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主义写作在短期之内到达理想的女性写作的可能，但并不能认为这种可能性就此终结。因为女性主义写作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还是一个继续向前发展的写作形态，草率地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似乎为时过早。毋庸置疑的是，在二十几年的创作实践中，中国的女作家写作已然在性别意识逐渐觉醒的基础上走过了从女作家写作到女性主义写作这样一个过程。 注释： １本文中，将某一作家置放在一种状态中并不意味着这一作家仅代表这一创作状态，而是指一个作家在一段时期之内的某些作品成为这种状态的最佳表述。 ２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３正如理论家反复强调的，“妇女”是一个政治概念。 ４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５所谓“公共空间”——“主要指文学关注于女性与政治、历史、道德、人文关怀等领域，其特点是思想性、道德性、公共性。与之相对的私人空间则是指文学主要表现个体的女性欲望、意识、潜意识，其主要特征主要表现私人性和个人性，以私人空间为主的小说即使涉及到社会历史道德，也是作为私人空间中成长的羁绊和批判的对象而出现的。”（张洁：《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１年冬之卷）。 ６７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载《林白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８她的散文《爆竹炸碎冬梦》提到“超性别意识”。 原载：《福建论坛》2005.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