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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念辨析：“城市”与“都市” 在当下的文化研究中，一般人对“都市”与“城市”是不加区分的。其根源主要在于西方城市社会学的“Urban”概念，在汉语中，它既可译为“城市”，又可译为“都市”。尽管这在表面看来好像没有大问题，但实际上却不然，因为它直接忽视了当代城市化的独特形式与内在本质。由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物质基础”（如经济的全球化与知识化）与“精神条件”（如文化市场与现代传播技术）两方面都与其传统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其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独特性恰恰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学理上建构“都市”与“城市”的本体差异，不仅可以为处在发生期的中国都市文化研究提供逻辑起点与学科基础，同时对于正确理解经常给人以“眩晕感”的当代生活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看，“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如两汉赋家写到的“两都”、“京都”、“蜀都”，如斯宾格勒所谓“每一文化中”的“首邑城市”，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特大城市”（Megalopolis）与“暴君城”（Tyrannopolis）。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内在结构（主要包括农村城镇化、城镇中小城市化、中小城市特大城市化或都市化三层面）看，“都市化”是作为城市化运动的最高逻辑环节出现的。把历史与逻辑、经验与构架加以整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人类城市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城镇、城市与都市三种空间形态，以及城市化在逻辑上主要包含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结构要素，因而可以说，“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的统一。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所形成、创造出的文化模式，即“都市文化”。 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在当代最高级的精神形态，都市文化特指当代国际化大都市文化模式。如同大都市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大都市而产生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在全球化了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中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与意义。这是因为，首先，国际化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大都市的新生活方式与观念一出生就是世界文化的主流话语，并迅速淹没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固有的、延续数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在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消费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代世界文化就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正如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在作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最高环节的都市文化中，也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并为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以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可能。在当代，只有把研究对象锁定在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层面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 二 经验语境：“超前”还是“落伍” 对于脱胎于农业文明传统、有着巨大非城市人口压力的中国，其城市化之路一直走得十分曲折与艰难。有关统计显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其城市化率只有10.6%，而当时世界城市化率的平均值为29%。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的城市化进展缓慢，直到2000年才达到36.09%，2004年的最新统计则超过了40%。面对这样的“城市化”国情，人们往往会说：都市文化研究太超前了吧，更有甚者则视之为“奢侈的学术与思想”。 对于其是其非，我想可通过三方面来了解。首先，按照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城市化率在超过30%以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城市化就已驶上了快行线。这正是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原因。目前，中国城市化率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5%，据预测今后15年也不会低于1%。按照这个速度，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或超过50%，在这些数字背后，既意味着有大约两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也意味着在居住、交通、医疗、教育等方面超负荷运转的中国各大城市将更加不堪重负。对这个进程产生的大量“城市问题”乃至于“城市危机”，当然需要给予最高度的重视。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不仅一般的乡镇、中小城市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中心城市，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开始取决于顶级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也就是说，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是不允许有任何国家或地区“遗世而独立”的，这是我们除了关注中国国情，同时更要“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根源。再次是都市文化对人类自身的影响越来越大。与传统的城市文化主要附属于其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有很大不同，在当代，都市文化不仅以较大的“自律性”参与到新政治秩序的建构中，也不仅是新经济生产方式的先锋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代表，同时，作为一种影响无所不在的精神生产与消费模式，都市文化还直接决定着人类自身在当代社会的再生产。 由此可知，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作为当今人类最重要的现实生存背景，既是每一个当代民族都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是他们特别想抓住的重大机遇。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城市化的起点低、人口基数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当今国际环境十分复杂等原因，其在都市化的道路上就更加任务繁重、问题众多、道路曲折，因而特别需要有一种系统的、先进的都市文化理论做指导，以便使这个进程可以理性、有序与和谐地进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都市化”绝不局限在有限的都市空间内，它的出现已经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其在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都是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的。而都市文化研究的主旨，即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用来整理人们在都市空间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生命主体与都市社会之间建立真实的社会关系与现实联系，以及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去探索实现生命自由与本质力量的道路。 三 中西之间：谱系与互补 在西方，对于城市化的关注已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其在学科上主要由城市社会学承担。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城市社会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社会科学，在研究范式上也应该表现出很强的实证性。与西方的城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术渊源与中国文学学科有密切的关联。对此可简要概括如下：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形态或“早期状态”；而在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看待这两种谱系不同的都市话语，也是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必须思考和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与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话语”冷淡与轻视不同，在西方城市社会学的内在理路变迁上，恰好可以发现一条“从实证走向人文”的逻辑进程。大体说来，这个内在进程主要经历了道德、科学与人文三环节，早期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道德价值比较浓郁，如社区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与贫民有关的社会问题”，其后则“转向以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分析”，使城市社会学获得了更为严密的科学形态。但另一方面，实证哲学家孔德早就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反对“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其样板”更是成为社会学的主流。这在某种意义上为人文学科介入城市研究提供了通道。另一方面，以“都市化”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其范围不仅更多地超出了经济社会与一般文化领域，同时还使审美、文化消费、人的感性生存与精神生态等问题变得异常尖锐与突出，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基本上不是传统的社会学的长项。正是由于社会学的理论转型与都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为主要来源于文学学科的中国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学术与现实的空间。就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研究而言，尽管它的缺点是由于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中国文学学科，缺乏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但其优点则是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恰好可以弥补西方城市社会学的逻辑缺陷。以西方的城市社会学与中国文艺学美学为双重资源进行都市文化学科与理论建设，可以为当代人了解他们在都市中的生命存在，正确认识与阐释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提供一种科学的思想武器。 总之，明确区分“城市”与“都市”，可以为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更确切的对象；充分肯定“都市化”与“都市文化”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可以获得一种更清醒的现实意识；在谱系与学理上揭示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对于在都市化进程中任务艰巨的中华民族更是十分重要。只有这些基本的问题首先得到清理与认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才能对人类有更大的作用。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