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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朱学勤 知识分子 在《书斋里的革命》中，朱学勤先生并没有专门谈论后现代的文章，但是许多篇什中却不时地会冒出批评后现代的文字，现辑录几段，供人赏析。 多少年后，当我把上述语言故事很得意地复述给她听的时候，遭到她老人家一个白眼，似乎早就熟悉了这一类语言花样，很不屑地说：“穷人生富嘴！”呛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我留意过多次，确实找不到一句话，能比这句近乎文盲的语言能更好地概括在我周围所谓精神生活中日益涌现的后现代符码。可见我那时在兰考虽然挨饿，却已经提前听到了黑色语码。当时居然不知道这就是很可珍贵的后现代。此情尚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确实够得着黑色幽默了，而且“酷”。 ——《火车上的记忆》 我读“后现代”，如读用中文写成的洋码文字，或是用洋文写成的甲骨文文字。你见到过电脑屏幕上突然出现的的那种恶性字体吗？原有逻辑被破坏以后，汉字偏旁部首恶性拼接，中间夹有乱七八糟的机械符号？ “后现代”的某些状况，确像一部使用盗版软件的电脑。一旦软件出错——而我们这儿偏偏流行盗版软件，这类软件的特点就是经常出错——屏幕上就会出现那些让人难以辨认的符号，我称之为“洋码甲骨体”。 ——《城头变幻二王旗》 把回避说成超脱，把软弱说成迂回，把自私说成无欲，把世故说成深刻，把形式说成实质，把嬉戏说成解构，把自欺说成勘破……最后，是把前现代说成后现代，把所有外来学理符号弄成内在心理的精致包装，把一些迫不得已的形而下生存哲学，涂抹成另一种形而上的高贵时尚。 每天这种时候，我就禁不住要作一种很不知识分子的恶作剧：将形而上的学理符号还原为形而下的心理。 ——《平静的坏心情》 知识界的舶来符号，投射在上述客观现实层面，并没有帮助人们减轻认识它的困难，而是在它的表层又涂上了新一层的西洋迷彩，使得中国人在认识自己的国情时增加了一层困难：在阐释自己的国情时还必须绕道巴黎，经过一次后现代语义换算。 ——《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从上面摘录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学勤是很不喜欢后现代的。为什么不喜欢？要说原因也非常简单。当知识界的一些人士用后现代话语来阐释中国的现实时，他们实际上犯了“过度阐释”的错误：由于中国还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度，充斥于其中的更多是种种前现代的因素；由于后现代话语是西方知识精英立足于西方社会总结概括出来的一种认知假设，其概念术语中渗透着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与运作逻辑，所以，用后现代的语码或理论解释中国的实际首先存在着一种错位。其次，这种解释又对中国的现实形成了一种遮蔽。第三，这种解释一旦上升到学理的高度，常常会对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构成一种误导。正因为后现代话语的问题如此之大，我们对后现代话语也就必须高度警惕。——我想，这大概就是潜藏于朱学勤讥诮、挖苦之文学化语言背后对后现代之于中国加以清算的真实涵义。 虽然用笔不多，但是在所有批判后现代的文字中，朱学勤无疑是批判角度选择最准确、批判力度最到位的学者之一。表面上看，这种批判是他对“新左派”批判的副产品或合理延伸，但实际上这种批判本身却也亮明了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实所应该采取的合理姿态。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在90年代初期顺利进入一些青年学者的接受视野、并成为90年代学界一度风靡几成时尚的主流话语，其主要原因应该与80年代后期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以启蒙为主调的宏大叙事遇挫之后，知识分子从广场退回书斋，他们一方面在暗淡的心情当中品尝着失败的苦涩，一方面分析失败的原因并进而为这失败寻找堂而皇之的理由。这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了后现代主义反启蒙、去中心、多元共生、怎么都行的魅力，因为这种理论既可以为知识分子的过激行为挽回许多面子，又可以为知识分子的继续言说开拓相当的话语空间，还可以为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后撤寻找到一种理论依据。——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后现代主义与当年法国的知识分子选择后结构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伊格尔顿指出：“后结构主义是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的混合产物。后结构主义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结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总不会有人因此来打你脑袋。学生运动从街上消失了，它被驱入地下，转入话语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P178）可以说，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聚拢在后现代主义大旗之下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不光是一种可以挂在嘴边显摆的时髦话语，它同时还是一种价值立场；不光是一种方法论，而且更是一种世界观。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只要与后现代主义调情，他们便不得不交出自己精神的底线、正义的激情和对社会所做出的种种承诺，在一种全面抹平的欢呼声中潇洒地玩起爱谁谁吧的奢侈游戏。而当社会转型把种种的社会不公暴露无遗从而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作出应对的时候，他们或者只能面对自己话语实践制造出来的现实进行一些不着四六的言说，或者与真正的现实已经生疏隔膜从而丧失了言说的能力。如果我们想想，中国那些哼哼唧唧的后现代诗歌在批判现实的维度上远没有来自民间的现代谣词实在痛快一针见血的话，那么朱学勤这种简简单单的判断就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正如‘大款’比‘中产阶级’准确、‘老百姓’比‘公民’准确，徐复观质朴的说法当然比诸多来自西方的术语准确。在中国，还有很多具有泥土气息的说法，它们更准确，却正在被来自西方的学术概念遮蔽。”（《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P379）实在说来，这不光是概念遮蔽、覆盖、偷换的问题，而是思维方式已经被扭曲了，因为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元素。 对于朱学勤来说，更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还是支撑其学术理念的现实经验和生命体验。在我的印象中，后现代经过“理论旅行”来到中国安家落户之后，对后现代颇有微词、或者对后现代猛烈抨击的主要是两种人，第一种人往往年龄较大，他们从感觉与经验出发，甚至从维护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对后现代及其后现代的鼓吹者口诛笔伐。这种批判由于无法上升到学理高度或由于其官方色彩而无法对后现代鼓吹论者构成真正的压力和威胁。最让后现代鼓吹论者头疼和害怕的是朱学勤他们这代人（除朱学勤之外，这代人对后现代持批判态度的还有徐友渔、韩少功、小李锐等），这代人大都出身于1950年前后，是所谓的老三届或新三届。文革期间，他们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文革之后，他们对文革又有着深刻的反思。这样一种生命体验与精神历险恰恰是鼓吹后现代这批人（他们大都出身于1960年前后）所不具备的。唯其如此，他们在向后现代发难的时候才能从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意识出发，动用自己刻骨铭心的经验储备，在形而上的学理和形而下的心理两个层面对后现代构成致命一击。用朱学勤与新左派论争时的话说：“这样的认识不仅是在学院图书馆里读出来的，也是从血肉之躯的切肤之痛中熬出来的。”（《书斋里的革命》P395）我相信从切肤之痛中熬出来的观点要更深刻些，离真理更近一些，所以，从感情和直觉上说，我更愿意接受朱学勤等学者的观点。 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我又觉得这一观点只能算是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文化全球化，随着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全面占领，中国社会实际上已出现了愈来愈多的后现代因素。这种因素已经不是90年代初期高高在上的学理符号，而是谁也躲不过绕不开的客观事实。尽管这种事实有被理论催生、固定之嫌（就像韩少功笔下的马桥人有了“晕街”这一概念才有了那么多晕街的感觉一样），尽管后现代进入中国之后马上会和前现代交配生出不伦不类的“中国杂种”，但是我们目前不得不面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当代中国交融并存的生动景观。我以为，只要不是乍乍乎乎地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只要不是积蓄了太多的弑父或弑兄情结利用后现代来抢占制高点争夺话语权，只要是小心翼翼地描述与辨析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当中的后现代因素，那么这样一种声音就理应受到足够的尊重。 然而，由于后现代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做好，由于后现代经过朱学勤等学者的当头棒喝迎头痛击之后后现代的鼓吹者已经灰头土脸心虚胆寒以至于想实事求是地思考后现代的人也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有可能抛弃后现代主义这个比较有力的阐释代码。而这种代码一旦弃之不用，我们在阐释我们所面临的生存状态与文化语境时就显得缺胳膊少腿以至于有些力不从心不知所措。诚然，“大款”确实比“中产阶级”更妥贴更本土化也更能传达出丰富微妙的语义信息，但是仅有“大款”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好比“文人”确实更能指称现在一些作家、艺术家、学者的作派但我们还必须同时使用“知识分子”这一阐释代码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后现代的批判者与鼓吹者都有些偏激，相比之下，倒是一些外国学者反而比较理性公允。比如，伊格尔顿就说过：“今天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改变的社会，正在努力寻找用以理解这个历史变化的最佳概念构架。后现代主义就是一个这样的构架，已经在今天的中国引起了某种兴趣。但是，也许对最新流行的无论什么东西抱有一点怀疑态度总是可取的：今天激动人心的真理是明天的陈腐信条。”（《后现代主义的幻象·致中国读者》，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我想，如果后现代鼓吹者能取一点怀疑姿态，如果后现代批判者能多一点宽容心理，他们也许会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握手言和。 原载：《书屋》2002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