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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诗歌轻轻翻过 李舫 今天还有谁在读诗？这个问题似乎比问还有谁在写诗更荒谬，中国诗歌的萎缩和低迷无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过多地将这种萎靡归咎于市场，诗歌有什么用？没有价值的东西自然要被商品规律淘汰。可是，在为诗歌标注价码的时候，我们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不过给了文化浅陋的外壳，而我们内心真正能够景仰的浩然正气，能够救赎的光明朗照，还得由浩浩汤汤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对诗歌功能的最简捷、最深邃的描述。诗歌的确无用，雪莱在《诗辩》中说，但是，诗歌却可以直抵永恒，直抵无限和本原。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遗憾的是，中国诗歌却没有与中国文化一同生长。是谁在今天将诗歌轻轻翻过？答案应该不止一个，未必一定是市场的张力和读者的阅读习惯改变了诗歌的命运，正如诗人老巢所说，诗坛需要反省与自救，否则，历史将同样以空白的方式，把这一页轻轻翻过。 在这里，我们邀请几位诗人和诗评家，倾听他们对当下诗歌境遇的诉说，并希望，这些观点能够对中国诗歌的苍茫轨迹有所触动。 诗人桃园随想 梁小斌 某天，很多诗人赶到北京郊区一个叫朱岗子村的地方，参加诗人桃园开幕式。主人将他自家种的桃树全都馈赠于诗人们，我也分到了一棵桃树。于是，我在小纸条上写下诗又把诗挂在枝条上。 对这个举动，我有点难为情。诗人们都非常认真地往树枝上挂纸条，我也将红色的绸带拴得很紧。在桃花盛开之前，满目的纸条在风沙中抖动。可是，在我们离开后，风沙是否将这些诗全部吹走？ 世上最艰难的诗歌仪式莫过于此，诗人们裹紧头巾，压低帽檐，戴好眼镜，听凭沙粒碰撞镜片。在这个广阔的风沙的广场，我们唯一的姿态就是站立；或是三两人偎依，交换彼此的诗集。 诗人们也想到了要捐助贫困，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尚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贫困。诗人们的确要行动，我们的行动又在哪里呢？当我们离开了桃园，属于我们的那棵桃树，又由谁来浇水？我有种种理由推诿说我没有时间浇水，当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不会来，我要等到果实挂满枝头的时节。 我们谈起了风沙，以为吹到嘴里的是风沙，我们没见过遥远地带那真实的风沙，吹到桃园诗会上的风沙，甚至已宛如一种细语。 我想到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真实的风沙，犹如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过晨霜，这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起来得很晚。什么时候，诗人当他自己是在一个真实的风口或浪尖上呢？ 诗坛须反省和自救 老巢 诗人的处境显然是大不如前了，诗歌的悠久传统与当代新诗是割裂的。汉语新诗从产生到今天不过百年，尽管有许多努力，但始终没有打通与古典诗歌的隔阂，始终没能完成与传统的对接与继承。“五四”时期对汉字与古汉语过于偏激的态度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时至今日，不但没能肃清，起码在诗歌写作中还有着更加极端的表现。从翻译与模写西方掀开第一页的中国新诗从一开始就是可疑和不自觉的。当代文学翻译状况的糟糕有目共睹，而一味模仿蹩脚的译诗写出来的所谓新诗不想蹩脚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生真相，应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最难能可贵的传统之一。中国新诗的拓荒者、“五四”时期的大师们以及后来的追随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他们获得注目和长期纪念的重要原因。但今天的诗人们似乎更愿意把目光从现实人生收回而投放到个人生命脆弱与黑暗的病态部分。孤独、绝望、灵魂漂泊，这些从西方后工业社会舶来的灰色情绪弥漫于字里行间，诗人们似乎已经忘了他们生活的国度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这可能是当代诗歌和诗人不受待见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今天的诗坛还是很热闹：知识分子、民间、第三条道路、中间代、７０后、下半身，旗幡招展，群雄并起，争论、争吵、争斗。热闹是热闹，但却是自己的热闹，与时代无关与读者无关甚至与真的诗歌无关，言重些，只是一群边缘人在边缘地带的自娱自乐。说穿了，是诗人们的野心在作祟。 必须承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我们今天的中青年诗人是先天性营养不良的，对传统和西方都缺乏足够的知识积累。既不能像“五四”时期大师们那样学贯中西，又丧失了革命年代的激情，甚至拿不出起码的勇气与真诚，去探索诗歌语言新的可能性。没读过几本书没走过几步路，对置身其间的社会与人生无心也无力发言。再出色的诗人也不能脱离时代走到命运的外面写出伟大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及时反省与自救，任现在的状况延续下去，那么历史将以最轻描淡写甚至是空白的方式，把我们轻轻翻过。 守护人性 期冀绿洲 汪剑钊 诗是人性在语言艺术中的隐喻，是美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字呈现，亦即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没有诗歌的民族是一个野蛮的民族。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可是诗歌在中国古代的隆崇地位恰恰也为自己埋下了暗礁。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诗歌由于其表达的快捷性，人们赋予了一些它原本并不具备的特质，把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安放到了它的头顶，诗歌最根本的品质——抒情和审美的功能严重受创，诗歌由于其外延不加节制的膨胀，它也就在不知不觉间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并最终削弱了人们对这一文体的尊重和热爱。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部分功利主义思想和生活原则受到鼓励，悄悄地滋长了起来，甚而占据了舆论的主导地位，许多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逐渐向物质一极倾斜。想象力的萎缩、思维的简单化和幼稚化驱使人们轻易就选择了快餐性的读物，有时甚至更愿意在“读图”的快感中消磨自己。在琳琅满目的各种实用性、消闲性的印刷品中间，诗歌作品已成了一个比灰姑娘更可怜的角色，往往蜷缩在十分尴尬的位置上。 这里，我想说的是，诗歌目前的这种困境并不意味着诗歌不被人们所需要，恰恰相反，置身在一个诗性缺乏的时代，或许最需要的就是诗歌的出现和存在，这正如在荒漠中最需要的是水和绿色一样。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诗歌仍然是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他们渴望抵达的一种境界。这从“诗意”这个词被广泛地运用就可以得到证明，它几乎成了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而在日常生活中，一部分诗歌的智慧甚至转移到了广告词和手机短信的写作中。因此，我们说，只要这世界有人类存在，诗歌就不会消亡。 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守护着沙漠中的绿洲，我们期冀美好人性所缔造的美好人生。 数量不是繁荣的标志 程光炜 诗歌界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今天这个时代还需要不需要诗歌？而同类问题却很少被小说家们提及。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我想是因为：一是诗歌的自信心出现了问题。二是由于小说拥有的广大市场压抑了诗歌的发展。 于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是：诗歌杂志和读者的多少究竟是不是诗歌兴盛与否的一个评价标准？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读者和诗人“数量”的多少并不一定能说明某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水平，如“大跃进”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谓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其实是学者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因为他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当代意识”来“想象”和“叙述”遥远的“古典文学”。鉴于材料的缺乏，鉴于即使有“材料”，但它已经是经过无数人加工、改写、增删的历史材料，因此，这样的“古典文学”是否与当时的“文学”完全相符，实际是很可怀疑的。当然，这也不是说，读者减少的年代才能出现“天才”诗人和诗歌的繁荣。正如前面所述诗歌繁荣与诗歌市场和杂志的多少不成正比一样，诗歌市场和杂志的缺乏同样也不是诗歌发展的深渊。 并不存在一个诗歌的“时代”，关键是有没有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优秀诗人的出现，可能不取决于读者的诗歌水平，而主要取决于诗人所具有的诗歌素养，取决于他对诗歌本身的深邃理解。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这个道理已经为诸多事实所证实。优秀诗人，也许是贫乏年代艺术金字塔上的几粒钻石。他们的存在，证明“少数人”的艺术与大众文化是可以并存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在我心目中，能否拥有优秀诗人，这才是诗歌在“今天”的最真实的状态。 推助情感和现实 蓝蓝 衡量诗歌是否衰落显然有着不同的标准。在我看来，目前国内的诗歌在与急功近利的市场和“文以载道”拉开距离后，正稳步朝着诗歌艺术自身特有的规律发展，并呈现出多元的艺术标准和价值标准。 我以为，当前汉语白话诗歌在艺术表达上的整体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上个世纪所谓诗歌最红火的８０年代；有一批自觉的诗人在诗歌的形式和修辞上殚精竭虑，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影响深远的优秀诗歌文本。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它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文本呈现。况且，当很多人提倡诗歌介入现实生活的时候，同样也存在着一个问题。“介入现实”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诗歌还有着超出现实的那一部分，而且，这个“现实”并不是大众的现实，它是只跟“你”发生联系的现实。诗歌中的现实跟生活中的现实并不一样，诗歌不是对生活的直接叙述，相反，它的现实感可能比我们接触到的现实更为真实可信。 真正的现实感是现实在诗人心灵中被重新过滤、强化后的现实，是在想象力和人与万事万物同在这一基本感受中淬过火的现实，是经历了转变的现实。这种现实撕裂了诗人回避真相的梦想，也撕裂了经过诗化了的、粉饰过的文字表达，给敏感的心带来极度的窘迫和疼痛。它直接要求难以回到现实中的写作者去经历“诗学和社会学”之间那令人悚然的距离；迫使诗人直面当下的现实，从而使写作成为一种最具体的生活实践而不仅是一门“手艺”或者“职业”。 延续民族文化血脉 小海 谈论诗歌问题，必须和它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令人担忧的是，国外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会更加厉害，而且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直观的是国外影视文化和跨国公司企业文化所推广的文化价值观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力侵蚀。在这个大背景下，巩固我们的文化根基，建立民族诗歌的问题会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包括古典诗歌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曾经是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深入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不能肯定和挖掘其价值，那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一个民族存在的最终价值在于她文化的甄别性和自主性，比如中国式的人生及其审美独有一份儒雅、和谐、深藏、澹定……我们要融入世界文化的总秩序，而不是消失在这个秩序中；是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参与交流，而不是以牺牲自身的文化作为代价。中国诗人必须要对这种文化的危机感有清醒的认识。由此，我想到了中国诗人在建立民族诗歌中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应对和消除外来影响的焦虑。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兴起，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交流越来越广泛、深入，这就带来了所谓“全球化”的问题，其实质可能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即将西方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视作具有普遍性的绝对价值。作为中国作家、诗人，绝不应随波逐流，应该保持自身的美学观和价值观，去应对这种艺术上的所谓普遍原则，这也涉及到一个作家、诗人的归宿感的问题。 二是挖掘和利用民族文化和诗歌资源的问题。努力开掘和有效利用好自身民族文化、诗歌资源，需要我们走民族化的道路，创造出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走民族化道路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盲目排外，一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诗人要有平等的眼光、审慎的态度和超越的勇气，去学习外国文化。目前诗坛上充斥着自我和欲望。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诗人须采取开放的态度，兼收并蓄，进一步吸纳和融合西方文化，将传统诗学作为我们前进的支撑和动力，就能够找到自身发展的道路，有效解决困扰我们的诗歌民族化问题。 原载：《人民日报》2006年4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