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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频频表态，会使文化批评简单化 如今，大众的关注点已经不限于文化事件本身，还有事件之外批评家的交锋。针对由此产生的文化研究“热”，批评家张念表示质疑，在她看来，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表态热潮是陷入了一种怪圈：“只要一发生文化事件，媒体就会找文化批评家，批评家就得表态。”“媒体的做法反映的是一种公众焦虑”，然而“文化批评家恰恰是最不善于表态的”。 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柠教授在谈起“陈胡之争”和“韩白之争”时认为：批评家不停地表态“会把文化批评带入一个危险的境界，使它变得越来越简单化，仿佛只要‘站对位子’就好了”。他不无自嘲地说：“现在的我们往往拿起电话，张嘴就说，我支持谁谁。谁谁年纪小我就支持谁，谁谁是网络写手我就支持谁。”“批评家面对‘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千千万万的网络写手这一方。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我们主动地放弃了以往的审美判断，放弃了接触的精英教育。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选择了支持韩寒，支持胡戈。”在他看来，造成这种“站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的“集团性思维”。知识分子理想化地将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将人想象成“精英”、“草根”这样的概念，同时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代表草根阶级，造成了当下的“站位”误区。 朱大可就这一问题谈到他的切身体会：“我曾站在精英立场上批评过‘人民’这个词。而当具体到芙蓉姐姐这个事件时，虽然对她的形象十分厌恶，但我还是故意地表示宽容。”他认为，“一个批评家的立场应该既不是大众的，也不是精英的，而是在这两者之间甚至更广阔的空间游走，不断改变自己的位置。”“每一个立场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弱点，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不断变化的态度。”他还提出批评家应有的“自由”一说：“批评家是给个案做诊断的。”“他首先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在他看来，批评家是用独特的话语进行分析，以感性的方式触摸着生活。 同济大学近日举行首届“城市、审美、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化批评”学术研讨会。沙叶新、朱学勤、许纪霖、崔卫平等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批评家及媒体代表就近期大众文化热点展开热烈探讨与争论。 该校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在开幕式的致辞中说：“大众文化的洪流，正在微妙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程。看不到这个强大的变量，就无法对中国的未来格局做出准确的判断。” 精英、草根的界限 简单地把大众与精英对立其实是陷入了一个误区 自从陈凯歌倾力打造的电影《无极》被胡戈短短20分钟的“馒头”短片抢尽风头，“陈胡之争”——以两人的官司传闻为导火线的争论就没有停歇过。即使在事件趋于平静的今天，只要一提到“馒头”，一提到《无极》，就能引发一场小型的论战。研讨会上，批评家探讨“馒头”，当然是从大众文化批评的角度分析，没有唇枪舌剑，却也存在分歧。 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将胡戈的一夜成名视作对传统权威的一种颠覆。同济大学郭春林副教授则表示：“胡戈绝不是一个草根，他的作品就证明了他是一个精英。”《新闻周刊》的丁尘馨提出胡戈身份的双重性：“他是精英，但他同时也是草根，他是用平民普遍接受的方式娱乐了大众。”一部分批评家还对陈凯歌的精英身份表示质疑。 精英、大众、草根的界限在哪儿？朱大可对此有如下看法：“今天的精英已经不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了。他不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吟咏者，而且他也成为大众的学生。‘陈胡之争’这个例子是相当深刻的。”“胡戈这个人究竟是精英还是大众并不重要，但他的立场，他的解构方式确实是大众的。”朱大可还表示：“我们现在简单地把大众与精英对立其实是陷入了一个误区。” 张闳从大众文化的定义出发，分析了大众、草根、精英的关系：“‘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所指涉的是现代社会中市民自主的、基于日常物质生活的公共交往关系，及其由此产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过程。”“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大众传媒的发达，大众文化由一种隐性的亚文化状态转变为相对主导性的文化形态。”“它们直接刺激了知识形态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他看来，“‘大众文化’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也不仅仅是一般性地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民间草根文化。” 互联网将掀起第二次文化变革 任何一场技术革命都会催生文化革命 “韩白之争”这样的文坛论争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1999年，王朔一篇《我看金庸》引发纸媒上一场大战。2000年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引发“二余之争”。但没有一场论争涉及人数能同近期的“韩白之争”相提并论。 许纪霖把这一变化归因于互联网的发展。在他看来，这场发端于网络，牵涉无数相关或不相关人士的“口水大战”反映的是“两种文化的冲突”。“这两种文化是传统的印刷文化与新崛起的网络文化。它们背后介入了两种不同的技术平台：印刷平台和网络平台。”他把互联网称作是“第二次文化革命”，将其与北宋印刷术并举。“印刷术不仅是一种技术的工业性提供，它的技术特点极大地改变了甚至决定了明清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以及大众和精英的关系。”“它更奠基了近代知识分子强有力的力量后盾——传媒和大学，然而这两者同时面临互联网文化的巨大挑战。”“一方面传统文化到了危急的时刻，一方面互联网文化却空前繁荣。”“过去我们研究时不太关注技术平台，觉得它只是文化的载体。现在从文化史的研究来看，任何一场技术的革命都会产生一场文化革命。”朱大可教授更将网络的意义提升到一个对话平台的高度：“过去精英是独家的，由于互联网赋予了大众相比以往更大的发言权，使得大众最起码获得了与精英对话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确实，不论“超女”、“馒头”之类的大众娱乐，还是“韩白之争”这样的“文学”论战，互联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然而这一新兴文化所产生的种种弊病也引起批评家的关注。批评家吴亮在《论民意的娱乐化滥用》中就冷静地表示，这种互联网上已经娱乐化的民意表达并不能构成对现实的批判力量。“在小说和戏剧都不能触动现实的今天，怎能设想娱乐有触动现实的功能？”一旦这种娱乐的意识成为主流，整个社会将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把握能力：“娱乐至上的时代必定是某个自满于低俗的庸众共同体不想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 互联网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文化趋势。对此，批评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许纪霖给出了他的参考意见：“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互联网文化究竟会带来何种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了解。” 众说纷纭“80后” “80前”对于“80后”的评判许多是“臆想” “韩白之争”事件使得以当事人之一韩寒为代表的“80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人说：“80后”越来越看不懂。也有人说：“80后”越来越不好惹。在这场40到80年代生人齐聚一堂的研讨会上，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会上最热门的话题。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小说家唐磬就是“80后”之一。她在开会前特地短信调查了部分1980－1982年出生的同龄人。他们给予自己这代人的评价是：“迷失、狂妄、狂乱、奔放、激情。”她总结说：“80后”的多元化程度越来越高。“你没法用单一的词来评价我们。”当与会者对她说出的“迷失、狂妄”等字眼表示同意时，她却提出，这些常常与“80后”联系在一起的特征，不过是“人类青春期共性在当下技术、生活条件下的折射”而已。青年批评家徐来则坦言：“80后”不过是一个出于商业目的被炒作出来的文化概念。他还将“80前”对于“80后”的许多自以为事的评判称为“臆想”，“这种臆想是老一代发现自己逐渐丧失文化主导地位以后的感喟。” 讨论中，也有批评家对“80后”的性格缺陷进行分析。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提到自己参加的一个葬礼，让他惊讶的是死者的女儿，一个“80后”，面对父亲的死亡竟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因此对“80后”的情感缺失表示忧虑：“他们的许多情感被时代逐步地消磨，他们已经变得不‘痛苦’了。”不少青年批评家立刻表示反对：“80后”有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会不会悲伤和哭不哭不构成必然联系。 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提出，群体特征只是一个带有遮蔽性的符号。“每个人都是单独面对生活的。一个人最直接的问题不是代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但崔卫平依然极大地肯定了“80后”自我认知、自我解析的能力。 会议临近尾声时，上海育才中学高三学生谢汝毅的一番话引起与会者的注意：“‘馒头’事件中大众对胡戈一边倒的支持几乎是一种‘群氓’行为。”在多数批评家倒向胡戈一边的时候，他的这份思考让与会者赞赏不已。 原载：《文学报》2006年3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