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推荐到读者诸君面前。这两本书的出版，给我们重新言说1990年代的散文以一个新的契机。 我想着重提出的，是这两本书中因了我们不能用既有的价值尺度去评判而显得有些陌生的内容。这些内容最为突出的有二：一为个体人生的日常生活，一为女性经验。 中国历史虽然久远，但个体人生的日常性生活却从来不曾成为社会的中心话语，我们从来注重的是生命的社会价值，而将生命的个体价值置于生命的社会价值之下。1990年代以来，个体浮出历史水面，生命的个体价值渐次为新的时代所体认，而在生命的个体价值构成中，个体人生的日常生活无疑是其极为重要的部分。天性敏感于此的女性率先袒露了此中信息，这就是向来被人所误读的“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的出现。如上所说，中国历史上向来缺乏如何正确面对个体人生日常生活的价值资源，所以，当这一生活作为一个时代的表征浮出历史水面之后，体性的语无伦次、失语、手足无措就是必然的了。这主要表现为，一是认为人生诗意、价值、色泽的消失，认为平庸已然如潮水一样覆没了神州大地。一是由此而来的对“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的批评。这些批评提出“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在写日常生活时的局限。这些局限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生活状态目下的局限，就是说，这种生活状态本身目下还极不理想，如何使散文化平常化的日常生活潜隐着生命的诗意与质感，是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提出却还未能应对的问题。一个方面是抒写这一状态的作者尚无透彻、洞穿生活的能力。但无论如何，“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将这一命题率先醒目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已然彰显了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意义及对今天时代的表征意义。也正因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对“小女人散文”的厘清及对都市女性小品文的阐释，在对个体人生日常生活的集体性“失语”中，显得尤为及时，尤为深刻。 相较于新一代女性写的“小女人散文”，年长一代女性所写的注重个体日常生活的散文，因了其人生沧桑的历史积淀，显得更为深刻、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是让日常存在成为对个体生命的世俗消损，还是让日常存在成为个体生命的实现方式，有一个“我吃一日三餐还是一日三餐吃我”的问题。年长一代女性较之新一代女性在面对个体日常生活时所显示出来的差异，在某一个方面昭示着我们探寻个体日常生活的价值资源与价值向度——不是平面地应对个体日常生活，而是要将个体日常生活置于历史长河的流动之中，置于时代风云的淘洗之后。在探寻个体日常生活的意义时，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想到英美现代知识分子对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视。其实，早在1980年代中期，适应市场的阅读需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等1930年代散文作品的大量重印，即已预兆着时代精神的转向。而在今天，怎样看取上述两种价值资源在今天面对个体日常生活时的关联性，应该是一个需要提出的有深度的学术话题。 如果说，个体日常生活在浮出历史地表时，由于其与历史的血肉粘连，得以让我们有所把握有所依凭，那么，女性经验在浮出历史地表之时，却由于其与历史关联的陌生性而增加了我们对之理解的困难。我在这里，更愿意在女性经验的本体性层面上给以探讨。在我看来，女性经验在本体性层面上的核心是躯体经验，其文字外化方式是躯体写作。“躯体写作”是埃莱娜·西苏提出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知之不多，但经由我的“误读”，我觉得，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强调女性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更在于要建立自己不同于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话语方式。既然女性是被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形成”的，那么，女性要想在话语形式上，摆脱被“形成”的状态，就不能沿用、认可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而只有以自己鲜活的生命需求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所以，埃莱娜·西苏才会号召用躯体写作去“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等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才会提出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我们可以将之粗略地简化为：一方是由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建立起来的社会理性法则，一方是以鲜活的生命需求为依据的个体生命法则。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女性写作的真正意义，正在于以后者来挑战、修正前者。一个社会，是由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等构建起来的，所以，前者赫然屹立于社会的中央，后者，用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说，是“依靠经验幸存的孤儿”。 明了了上述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面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散文及其研究时，我们或许会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以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第一，女性代际关系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显示出女性找寻自身历史的努力，女性代际及其代际关系的演化轨迹，正是个体生命在社会历史长河中的浮沉轨迹。第二，亲情、友情、爱情、婚姻、性等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研究的又一重要内容，由此显示出女性在走向生命深处的努力，但这种努力还更多地是一种独白是一种自语，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将潜在的可能的实在的对话者付诸阙如，影响着女性的此种努力。第三，社会理性法则与个体生命法则，各有其合理性，在二者的二律背反中审视二者，或许会有助于女性散文及其研究的拓宽与深入。第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研究将女性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视为女性躯体写作的重要内容，这固然有着回到原初的意义所在，但也要小心，不要给人以将女性生理与女性生命等同起来的误解，不要让人将女性生命意义上的躯体写作误解为女性生理意义上的躯体写作。第五，对男性缺乏“理解之同情”，并因了这种缺乏而将男性付诸阙如，并因了这种缺乏因了这种付诸阙如而影响了女性对自身理解的深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的一大缺憾。人只有在对象化过程中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而对象化过程中最好的对象自然非异性莫属，这原本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没有了对男性的观照，也就不能更好地观照女性自身，只是这样一种观照，或许只有经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否定，才能在新的世纪构成其否定之否定吧。 性别，个体，将是新的世纪的时代关键词之一，只是对这两个关键词的解读才刚刚开始。 原载：《文学报》2006年4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