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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解读孙绍振先生的著作，首先给人的冲击的是：让我们能够真切地感知，我们本土一个特别优秀的学者和作家，整整20年，如何把他个人的问题意识与他的个体在世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的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又是如何跟他的文本阅读的实践立体地纠结在了一起，并取得了既无愧于本土先贤也决不逊色于当下一些西方权威的文化理论所达到的成就，或者毋宁说在他们各自展开的理论范畴以及各自做出的个体论证上，各有千秋，均有着不可重复的精神指归以及各自本土意义上的有效性。其次是，让我们不无激动而又无不心情复杂地阅读着一个曾经光荣与梦想的时代，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个重新树起启蒙理性思想大旗的激情澎湃的时代。我们知道，无论是那个遥远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五四启蒙时代，还是新时期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以及“敢于明智”的新时期启蒙，中国人的“启蒙情结”都跟19世纪的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他就是康德。尤其是新时期启蒙，李泽厚、刘再复先后在哲学、美学领域重提康德并各自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之后波及整个中国思想界。我们也知道，这两个为期均短的启蒙运动当中，美学与美育均是主角，影响之巨结果都深入人心。但是毋宁说，出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就如同我们五四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样，完全带有我们本土意义上的必然性，“以美育代替宗教”本来也便是我们自己几千年的“诗教”“乐教”的美学感性传统。作为1949年以后北京大学培养并成长起来一批高材生之一，孙绍振既沐浴了五四文化重镇诸多学术大师的思想余泽，又有幸得到当时云集北大的朱光潜、蔡仪、金岳霖、王力、高名凯、朱德熙、何其芳、王瑶等等各具代表性的哲学、美学、语言、文学大家的学术熏陶与逻辑训练，以及重复刺激，加上大十几年的僵化的庸俗社会学的教条的对他的伤害，则更是孕育了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这样，在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当中，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为肇始，孙绍振以挑战的姿态、雄辩的姿势、解构的精神以及“回到常识”的经验理性，向他一直所深恶痛绝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空洞苍白的理论权威（以及强权话语）和一切违背常识与艺术规律的虚假现象，进行坚决彻底的清算和解构。与此同时，率先进入了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与批评，其堪称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等，对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对美的结构进行重新思考，对艺术感觉的科学（情感的逻辑）进行系统梳理，与同时代的一批重要的学者和批评家一道，为中国文论重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以及现实性，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89年之后，出于中国特殊的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除了一度兴起的国学热外，知识界再度在一个非政治性的空间里选择了西方（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美学，然后差不多十年时间，把西方一个百年的文化理论与哲学思潮以及流派铺天盖地悉数译介了过来，恶补也罢，引进也罢，更多的时候是出于知识分子内心受挫的代偿性反应。营养过剩也好，消化不良也好，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西方新概念的横移挪用，既无关于本土现实，亦谈不上有效的论证，又遑论能够真正切实地促进我们自身的知识增长？当然关键还不在这里。我们熟悉、了解乃至做出选择，对于我们融入世界的学术视野与自身的文化理论建设，或者纳入所谓全球一体化，都是必要而且必须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的从此有了我们自身真切的知识积累，是否在这个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个真正经得起检验的理论范式？如果缺失了这么个起码的标准和要求，你又该当如何跟人家（西方）对话？问题倒不在于我们是否跟着人家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或者利奥塔、哈贝马斯或者巴赫金（也包括罗尔斯、布迪厄、阿伦特以及罗蒂等等不同学科的大人物）等屁股后面转，即便是西方本土，出了一个理论上的大人物，也一样要风靡他们整个世界，群起效尤也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我们学习了西方之后怎样？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重新解读孙绍振以及孙绍振的诸多理论文本以及文学文本，殊关重要；重新认识孙绍振多年醉心论证的理论范式以及相关种种的知识边界，事关我们自身的知识的有效积累和更加充分地发展我们的种种理论范式，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更何况，20年时间过去，而今我们特别清晰地意识到了孙绍振个人所作出独特的学术贡献的含金量，说白了，时间便是最好的检验。 实际上，孙绍振的重要学术著作基本完成于19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论变异》，花城出版社1987年12月版），与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所谓“观念年”、“方法论年”等等未必有多少呼应，但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分明看到了孙绍振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几乎一开始便是处于一种完全开放性的精神气度之中，特别是在不久之后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引入大陆，同时又有现象学文论以及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众多西方现代、后现代、后现代之后的文论的涌入，他既不把它们当作洪水猛兽，也绝不盲目跟从，尽管我们的一度所谓理论“前沿”干脆就是以贩卖西方的各种花样花色为要务的，并以此为荣。特别可贵的是，在这个文论空前“繁荣”的过程当中，孙绍振始终保持着冷静审慎的检测态度，不仅仅是检测西方现当代文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更是特别细心地检测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范式（这我们可以在2003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再版的《审美形象的创造——文学创作论》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入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中的论文集《审美价值界结构与情感逻辑》中，特别清晰地看到这一点），然后在1990年代，在自己已然确立的学术旨趣与理论范式的基础上，继续做出新的理论推导并往纵深发展，幽默学理论便是这个时期他醉心推出的研究新范式。而且同样取得了成功，甚至取得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意味深长的是，孙绍振的文论创造几乎跟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创造的时间大抵相同，二者各自面对的本土语境相去甚远，却也并非就没有可比性：首先一样是在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现代性话语的孵化与撒播，其次是本土的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比如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及此前的萨特、加谬等人的参与种种社会革命实践等，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的学生运动等，在不同的思想者那里都不能不打下鲜明的思想烙印和社会烙印。福柯、利奥塔等都曾是法国共产党员，却先后都告别了马克思，在不同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大多接受了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弗洛伊德。我们的现代性主流话语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尼采也好弗洛伊德也罢，基本都在拒绝之列。虽然孙绍振并非共产党人，但是他不能也不可能拒绝在大陆奉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正统马列文论，与此同时他又不能不跟所有有出息的理论家那样，对其当下的种种理论现实和社会现实实践，做出或深刻或深沉或全面或迂回的种种回应。用孙绍振自己的话说：“严格地把政治的实用和认识的真以及审美区别开来，是朱（光潜）先生对我的最大冲击，也因此使得我与老师蔡仪先生的‘美是典型’，周扬所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真），长期格格不入”。[1]但他跟法国的一批结构主义者“通过张扬结构系统自身的自主、自足特性来代替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体现了当代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之后思想界的主体性消释趋势”[2]，完全不同或者叫貌合神离。是的，孙绍振也非常重视结构系统自身的自主、自足特性，但他20多年始终张扬的恰恰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孙绍振的坚定的批判立场与颠覆意识，跟结构主义者的批判是试图取消一直支配着从笛卡尔到萨特之哲学传统的主体概念——主体仅仅被视为语言、文化或无意识的产物而被摒弃，或彻底非中心化，他们强调符号系统、无意识、社会关系的首要性，强调主体性与意义的——派生性，是处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的。准确说，孙绍振赖以操持的批判和颠覆性的武器，仍然是启蒙理性话语，可以说跟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理论对理性主义和启蒙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攻击所采取的立场完全相反。而且他们的种种主张，也是曾一度把语言看作思想的“载体”、“语言是物质的外壳”的孙绍振所不能接受的。也就是说，孙绍振面对的仍然是思维与存在的问题，而他们所面对的则是语言与存在的问题。面对的现实状况与思想状况也完全不同，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看，法国结构主义都是作为存在主义推向极端的主观主义的方法的对立物，作为它的科学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而孙绍振跟我国新时期启蒙的一些思想精英一样，是作为对一度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彻底反动与批判而出现的，所张扬的也一样是科学的旗帜与精神。 这样是不是说，在理论研究范式上就存在有高低之分？回答是否定的。实际上中西方所共同面对的均是现代性发生了种种问题，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现实与实践当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性质、侧面、层次均不同而已。自1840年以来，我们不能不学习西方，从思想资源与理论资源上说，而今无论是东方抑或西方，实际上大家所面对的是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孙绍振在《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一书的“自序”中，把自己的思想来源、理论方式以及所采用的具体的方法等等，交待的格外清楚。他说：“康德在审美价值论中对于非功利性、非认识性、非逻辑性的论述，为我的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经典根据，我终于有信心把我长期酝酿的《审美价值结构及其升值和贬值运动》写了出来，对真善美统一的传统学说发出挑战，我没有像康德那样让真善美三者在一般层次上处于对立的地位，而是让他们处在互相错位的关系中，提出了三维‘错位’的观念。从此‘错位’就成了我日后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范畴。”[3]一如法国当代思想家利科所曾经评论结构主义乃一种“没有先验的康德学说”一样，“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在孙绍振的学说中也一样没有丝毫的先验性。况且，如前所述，孙绍振接受康德，有一半是出于朱光潜，另一半也如前所述，可能是出于我们“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时候，孙绍振所采用的知识立场是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包括黑格尔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辩证法，而矛盾论、实践论也一样可以在他的体系当中看到诸多的活跃因素。这就是说，孙绍振既然接受的多少仍是马列文论的一套思想语法，那么他的颠覆性自然就有着一定程度的保留，而不像结构主义者颠覆存在主义学说那样彻底，而且黑格尔、马克思、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恰恰均是他们的理论要分别背离的对象。 由于深受长期以来的机械论、独断论之害，更是深受公式化、概念化之苦，孙绍振对所有的图解式的假大空深恶痛绝，也包括对后来汹涌进入中国大陆的所有文化理论，始终保持有高度的警惕。因而对文学的特殊性研究、对感觉和情感的科学性研究，便成了孙绍振终其一生不懈努力并不惜为之贡献出全部生命的学术理想和目标。一如朱光潜对康德所作的评价那样：“在西方美学经典著作中，没有哪一部比《判断力批判》显示出更多的矛盾，也没有哪一部比它更富于启发性。不理解康德，就不可能理解近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他的毛病在于处处看到对立，企图达到统一，却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只做到了调和与嵌合。”[4]显然当年受到朱光潜影响的不只孙绍振，我们记得新时期不少热衷于“美的本质”的美学讨论中，也便是从朱光潜指出的这一点纷纷转向马克思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一时间关于“异化”问题、“人的本质对象化”问题以及劳动、实践问题等等，热闹也够热闹，可惜仍然是停留在哲学层面上的居多，真正能够真切回答文学与艺术问题的理论，极为稀有。也便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绍振又跟当年的诸多理论家拉开了距离，用孙绍振的话说：“我选择的是创作理论，也许是可以叫做‘作家学’的那一种，而不是一般文艺理论。对一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我虽然也有所涉猎，但是却舍不得花太多的生命去钻研。我觉得，来自西方的那些抽象度很高的哲学、文化理论，不管它有多高的水平，总是学院派味道太浓，往往以脱离文学创作的实践为特点。”[5]不能说仅仅是另辟了蹊径，更为重要的是：“朱光潜先生所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不能统一于认识的真，又不能统一于道德的善，只能统一于美，由于认识价值和道德的实用价值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占有优势，所以只有通过艺术形式的审美规范，才能保证统一于美。这种统一中，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道德的实用理性的错位，和艺术的审美形式规范的定位是结合在一种张力结构中的。”[6]这就不仅是从理论层面上，而且从实践的层面上，对朱光潜先生的上述命题，进行了十分有效而又立体的全面推进。在具体推进和论证的过程当中，瑞士的早期结构主义者心理学家皮亚杰的构造心理学，给了孙绍振以重大启发，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等等，都被孙绍振进行了选择和改造，为我所用，均在孙绍振的理论体系当中成为某种细胞意义上的单位。这样一来，就让孙绍振的理论研究面目显得似乎有点驳杂，以至不少时候让人感到既有结构主义痕迹，又有实验心理学乃至创作心理学色彩，有康德体系的影子，有形式主义的因素，也有解构主义精神在。 尤其是形式主义因素和解构主义精神，将是本文要着重展开讨论的两大主要内容。众所周知，孙绍振特别过硬的功夫，是体现在他的文本细读和解读上的。这种功夫，是国内众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常常所欠缺的。而恰恰是这种功夫，又是自美国新批评以来，直至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乃至当下的文化研究等等，所极力张扬并取得诸多理论研究范式上的有效性的。孙绍振的个人研究范式的有效性当然也不例外。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又恰恰是这文本细读，让孙绍振的文论跟解构主义文论形成了一种特别意味深长的精神交叉。 那么，也许我们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是否才可能比较确切地接近孙绍振文论创造的本来面目和精神内核呢？
注释：
*此作为《解构孙绍振》（约12万字）开篇部分（载2006年元月18日《读书时报》）。《解构孙绍振》的主干文章，分为五个部分：《从文本细读到理论范式——初论孙绍振》、《二元转化错位：孙绍振的解构——再论孙绍振》、《幽默：错位范畴的拓展与延伸——三论孙绍振》等，将由《社会科学论坛》系列刊发，《回到文学本身：双重解构与多重冲击——四论孙绍振》将由《福建论坛》刊发，《经验解剖与文本人文的双向回旋——五论孙绍振》将由《东南学术》刊发。 [1]、[3]、[6]《我的桥和我的墙》，见《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 孙绍振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页，第3页，第5页。 [2]《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见《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31页。 [4]《西方美学史》下卷，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第2版，第406页。 [5]《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自序），孙绍振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