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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柳文中的驳辩作为切入点，具体论述了柳宗元的脊梁作风，并对产生这种脊梁作风的根源进行了追溯和深入挖掘，使读者了解到柳宗元除了文学成就外，还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后人。 关键词 柳宗元;驳辩;脊梁作风 一、“脊梁”一词的来源及含义 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荣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以文笔犀利、直指问题要害著称的鲁迅先生对当时消极舆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进行批驳的同时，对具有民族自信力、在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始终担当民族脊梁的中国人，对他们的行为作了分析，并予以颂扬。用鲁迅这一界定国家、民族“脊梁”的标准来衡量柳宗元，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柳宗元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位脊梁式的人物。原因有二:第一，在力主改革朝政积弊的“永贞革新”运动中，柳宗元是这场运动的中坚人物，并为此付出了后半生的仕途和生命代价。他的好友吴武陵的话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让柳宗元能早日从流放地回京吴武陵，在向当时显要人物孟简所写的信中谈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二十年，殆半世矣。”[2]第二、在理论建树上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柳宗元提出了许多反传统、反权威、反天命的观点和主张，这种驳辩和论争体现了他对那此根深蒂固世袭保守传统的反叛，表现了他特立独行的人格力量。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揭露，往往能站在同时代人的前列，抓住症结，提出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进步的见解，反映出他敏锐的洞察力和进步的思想以及哲学主张。本文主要从后者作为切入点来具体的分析和论证。 二、驳辩中体现的“脊梁作风” 柳文中的驳辩具有特异的风格。这种特异风格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他的“脊梁”作风。他出入于经、史、诸子百家之中，敢于破旧立新、向传统宣战和君主及国家制度等重大的社会问题相联系，并带有强烈的现实性。这和他“辅时及物”、“有以佐世”，意在解决“生人之患”、“利安元元”的社会大志向是一致的。虾面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勇于破“旧”立新。 破“旧”立新是古代许多作家驳辩的共同点。但柳文中的“破旧立新”有其特殊之处。柳宗元所批驳的“旧观点、旧舆论”多被认为是古代圣贤世代传袭下来的具有法律效用的主张或规定，是封建君主维护其统治和约束子民的法宝，具有不可侵犯性。而柳宗元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哲学主张，为了为民请命，为了警醒统治者，他对所批驳对象无所顾忌，而由此触犯了古代两大禁忌:一、圣贤，二、君主。柳宗元以个人的力量来向传统宣战，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悲壮色彩，就体现了他的脊梁作风。如《断刑论》(下)是用批判《左传》的方式来立论。《左传》奕公二十六年记载了蔡国声子对楚国令尹子木说的“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话。柳宗元指出这种“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规定不利于及时的赏罚善恶，因而也不能有效发挥法律的惩劝作用。他认为只有刑赏不越月逾时而行才能促使人从善远罪，从而达到刑措化成之目的。他议论问题的着眼点是强调发挥封建法制的效用，但对揭露那种“天人感应”的危害和荒谬却是深刻的。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他又引出“顺道”这一治世的一般原则:“或者务言人而不言人是感于道者也。胡不谋人之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为天时之可得顺，大和之可得致，则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谓天也，非所谓人和也。是亦无而亦已。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顺其时，以谄是物哉？吾固知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人也。”[3]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