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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三闾大夫是世袭之职。 2、左徒——是近臣不是重臣。 3、怀王十五年“王怒而疏屈平” 关键词 屈原、《九歌》、流放、汉北 一、屈原是谁? （一）、屈原 是现存《楚辞》中最美的二十几篇作品的作者。 ◇屈原是谁?屈原就是现存《楚辞》中最美的二十几篇作品的作者。《楚辞》的存在就是很好的内证。 藏策先生说得好：“置疑屈原是否存在，有个颇难解释得通的地方，就是汉儒的作品无一能与《楚辞》媲美，难道他们自己都写不出好作品，却能在伪托别人时文思泉涌灵感大发写出惊世之作么？” ◇有人说《楚辞》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但刘安说较之屈原说，其理由更加站不住脚。 ◇有人说，《屈原传》叙事不明；汉代以前的史书中又从未提到屈原，这与司马迁的记载“身份地位极不相称。”——此逻辑推理不能成立。 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其“身份地位”远高于屈原。不但“汉代以前的史书从未提到”，而且《史记》等汉代以后的史书也从未提到，难道“曾侯乙”也不应该存在？ （二）、屈原作品的可靠性 ◇“‘楚辞’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楚辞》的结集是刘向等人完成的”。——“楚辞”概念出现的早晚，与屈赋的可靠性，关系不大。 ◇有人说：“楚国的语言/文字是异于统一后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语言/文字的”，“所以从楚国传唱的《楚辞》到汉儒编纂的《楚辞》间，尚有一个准‘翻译’的过程”。——此说缺乏依据。 ◇有人说：“就我们所知的部分，亦能洞悉汉儒们‘改写’《楚辞》的形迹”，“遮蔽文本中的‘诋君’而凸现‘忠君’，遮蔽‘去国’而宣扬‘爱国’等手段，改造了‘屈原神话’中的异端……” ——既然是“遮蔽”与“凸现”，就不是“改写文本”。不能把“评论”、“注释”，说成“改写”。 不论 刘安和司马迁的“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还是 班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罹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思苦神，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还是王逸：“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等等。——大多数人都是“依经论《骚》”，各执一端，用“评论”、“注释”去引导读者而已。也举不出几个“汉儒们‘改写’《楚辞》”的事例。 二、屈原任职问题。 凡是文献资料以外的推断、结论，都是猜想、臆说。只不过有的能自圆其说，说服力较强；有的牵强附会难以服人；有的信口开河令人齿冷。 屈原任职的原始文献资料，只有三条。 《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说明屈原曾任“三闾大夫”。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P626]——《史记》直接认定“屈原为左徒”，间接认可“屈原为三闾大夫”；但是，没有说“左徒”与“三闾大夫”的关联。 王逸《离骚》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P.1-2] ——王逸把《史记》之“左徒”换成“三闾大夫”。又增加了许多职能。看来王逸并不认可司马迁的“屈原任左徒”之论。王逸此说不知是别出心裁，还是另有依据？ 赵逵夫先生说：王逸“‘……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这后面几句实际上是用《屈原列传》中说明屈原任左徒之职时情况的文字来解说三闾之职”；“王逸是把前人关于屈原任三闾大夫的记载同《史记》关于屈原任左徒时情况的记载杂糅在一起。实际上他所说的那段话中只有‘屈原序其（按指公族及卿大夫）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才是三闾大夫职责的正确解释。”。赵先生之说不知是猜想，还是另有依据？ (一)、三闾大夫——可能是世袭之职 周朝各国的大夫，很多是世袭之职。有能耐、被重用则在朝参政，不被重用则可在其领地当他的土皇帝。 屈原虽出自贵族，可能（庶出？）早年贫贱。实际出身并不一定高贵。（《惜诵》：“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东方朔《七谏》：“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 由于某种机遇，屈原得以承袭三闾大夫之职。加上“生得日月之良”；“既有内美，又重修能”，真可谓前途无量。故写《橘颂》自勉。 大夫要定期朝见国君。年青的屈原大夫在晋见怀王之时，以其丰姿秀美，才华超群，被怀王看中，先做太子侍读。随后[楚怀王十年？]当上了左徒。 (二)、左徒——是近臣不是重臣。 屈原任左徒时，“上官大夫与之同列”。说明其地位与大夫类同。只不过受到怀王宠信，得以“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正如《离骚》中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满以为美政、理想可以实施了…… 同为左徒的黄歇，在楚顷襄王那里，就没有如此待遇，而是做太子之师“侍太子於秦”。说明“左徒”是近臣不是重臣。假若“左徒”是仅次于令尹的大官，黄歇不可能一直“侍太子於秦”一待十年。 ○《楚世家》[1.P344]：“襄王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顷襄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春申君列传》：〖（楚顷襄王二十七年）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於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於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应侯以闻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後图之。”黄歇为楚太子计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後，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度太子已远，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原赐死。”昭王大怒，欲听其自杀也。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秦因遣黄歇。 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三十六年）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1.P589] 黄歇冒死立此奇功，说明黄歇“贤”——忠、勇、善谋。考烈王才破格任用黄歇为令尹。 段熙仲先生曰：“春申君冒生命的危险，救了太子回国为王，功大事难，因此不一定是循着通常的阶级升官，而有着逾格酬庸的意味的”。《战国策•韩策二》“史疾为韩使楚”：“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P741]。“似乎令尹之下不是左徒”，“因此怀疑左徒官仅次于令尹的看法，而以为春申君的由左徒升令尹是破格酬劳而不是历阶而升。”（《楚辞札记》《文史哲》1956 12(总)52 P63）” 楚王破格任命令尹，并非罕见。 如：《春秋左传•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贱之有？”[P585] 又如：楚庄王任命筑期思陂(水库)的处士孙叔敖为令尹，不能说处士也是高官吧？[P46] 再如：《吴起列传》：“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1.P503]。——吴起非楚人，只因楚悼王素闻起“贤”，故“至则相楚”。 （三）、左徒可任太子之傅。 据《春申君列传》可知左徒黄歇就是“太子之傅”。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左徒黄歇兼任太子之傅；一是左徒就是太子之傅。由此推测，左徒屈原也可能担任过“太子之傅”。 （四）、楚之“左徒”近似于周之“太仆” 《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春秋战国时期，先路为诸侯的乘舆。“先路”与后文之“皇舆”相呼应。从“吾道夫先路”和“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看，这里的“灵均”（左徒屈原的化身）其角色近似于《周礼》中的“太仆”。“太仆”为下大夫，其爵位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 《周礼•太仆》： “太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王视朝，则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寝门之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祭祀，宾客，丧纪，正王之服位。诏法仪，赞王牲事。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凡军旅田役，赞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丧，始崩，戒鼓传达于四方。窆亦如之。悬丧首服之法于宫门。掌三公孤卿之吊劳。王燕饮，则相其法。王射，则赞弓矢。王视燕朝，则正位，掌摈相。王不视朝则辞于三公及孤卿。”[转引自 姚小鸥《〈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郑州《中州学刊》200105 P114～118，123] 三、屈原的疏与放。 (一) 楚怀王十五年“怒而疏屈平” 与“怀王怒而疏屈平”有关的文献资料有： 1、司马迁（前145—约前87年）《史记》 《屈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P626] （楚怀王十八年）“……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顾返……”[P627]。 《楚世家》：“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1.P344] 2、刘向《新序•节士》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 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 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怀王信左右之奸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斩首数万级。秦使人愿以汉中地谢怀王，不听，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曰：“以一仪而易汉中地，何爱仪！”请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属共言之王，王归之。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已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人使追之，不及。” 按刘向《新序》之义排的大事年表： ①约在怀王十四、五年，“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 ②约在怀王十五年，秦“患”楚怀王重用屈原。“使张仪之楚”，离间怀王与屈原的关系。造成“屈原遂放于外”。 ③怀王十六年，张仪第二次使楚，破坏齐楚联盟。怀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 ④怀王十七年，秦楚“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 ⑤约在怀王十七年底，或十八年“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派屈原使齐。 ⑥怀王十八年，张仪为了“和楚”，第三次使楚，王归之。 ⑦怀王十八年，“屈原使齐还，张仪已去”。 3、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 “屈原与楚同姓，仕於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 ◇、《史记》与《楚辞章句》均讲怀王听信谗言乃“疏屈原” 《新序》则说：“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 看来《新序》“屈原遂放于外～复用屈原。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已去……”，与《史记》的“王怒而疏屈平～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时间、事迹基本对应。也就是说《新序》“屈原遂放于外”与《史记》“王怒而疏屈平”是指同一件事。 ◇、按《新序》推测“屈原遂放于外”时间约在怀王十五年。故《史记》之“王怒而疏屈平”可能在楚怀王十五年。 结合怀王十八年的“屈原使齐”来看，还是《史记》的“疏屈平”，比《新序》的“放于外”更可靠些。也就是说，楚怀王十五年，“王怒而疏屈平”、罢黜左徒后，屈原仍旧任三闾大夫。——即“屈平既疏，不复在位”。 ◇、“屈平既疏，不复在位”，有两层意思： 其一，不再任左徒，不能近王；其二，非怀王特许，不得参与朝政。 既然两三年后还让屈原使齐，说明屈原仍旧是三闾大夫；也说明“疏”并非流放。 ◇、“王怒而疏屈平”后，屈原深感委曲而作《惜诵》。《惜诵》中没有离开郢都的迹象。而有“君可思而不可恃”之类的不敬之辞。则可能是触怒怀王，后来被放流汉北的原因之一。 ◇、屈原的政治主张是“联齐抗秦”。怀王“亲秦”时，则疏远屈原；不参让他与朝政。让他发挥“有才学”的长处——教授王族子弟（可能任过太子之傅）。 ◇、怀王十七年，秦楚“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吃够了秦国苦头的怀王，又想要“和齐”了，就招用屈原使齐。《史记》与《新序》所记屈原此次使齐，为怀王十八年。 (二)、顷襄王四年东迁鄂渚（陵阳？） ◇、頃襄王初立前后的历史。 昭雎“詐訃”於齊，接回太子橫，立为頃襄王。 《楚世家》：“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幼子公子兰）。昭睢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P341] 屈原与昭雎策划了诈讣于齐，接回太子横，立为顷襄王。虽打着维护正统的旗号，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与太子横有着较密切的关系。 太子横质于齐时，公子兰图谋自立为王，故顷襄王与公子兰之间已有矛盾。鉴于公子兰一派势力强大，为了缓和矛盾，顷襄王让子兰做了令尹”。 顷襄王三年时，怀王死于秦，秦归丧于楚；国人对子兰的不满也达高峰；而屈原不但才华横溢、富有政治抱负，又在立顷襄王时有功，顷襄王有可能重用屈原，屈原已成为令尹子兰的最大威胁，子兰必定要千方百计除去屈原。 顷襄王初立时，对屈原并无恶感。一方面襄王与子兰有矛盾，一方面屈原、昭雎刚刚立了大功，顷襄王不可能马上把支持自己的屈原放逐出去。 ◇、“子兰闻之大怒”为何？ 《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P628] 子兰所闻何事而大怒？一种可能是，怀王客死于秦，屈原指责子兰；另一种可能是，屈原《离骚》中“讥刺椒兰”。或两者兼有。 ◇、《离骚》引起顷襄王不满、子兰大怒的原因。 诗中完美的主人公，他的出现给读者一种无形的压力——完美对不完美的压力；完美对丑陋的压力；光明正大对奸佞小人的压力。 《离骚》隐隐有训诫楚襄王之意：“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 训斥奸佞、“讥刺椒兰”：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顷襄王四年仲春东迁鄂渚（陵阳？） 《屈原列传》：怀王至秦，秦留之，“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P627--628] 《太史公自序》：“怀王客死，兰咎屈原”。[ P949]。 故“顷襄王怒而迁”屈原，是在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于秦”之后。结合《哀郢》：“方仲春而东迁。”则屈原被放逐的时间，多半是在顷襄王四年仲春。 (三) “流放者”没有自由 屈原被流放不会是“给他限定了活动的范围，但没有限定在一个地方。”更不是自己想去那里就可以去那里。多半是楚王指定去那里就要去那里。 流放者没有自由。流放途中有人监押，沿途各地安排食宿和交通工具，到目的地后，地方上有人监控管理，安排食宿，关照生活。否则成百上千里路的旅途费用；十几年或几十年的衣食住行的花费，从那里来？光就写作用的“简”，他就背不动。 屈原是贵族虽然被流放，只要是按照楚王的指令行动，各地的官员还是要按规定接待的。 屈原虽出自贵族，但是早年贫贱，为官清廉，肯定非富有者。假如流放途中，没有国家安排食宿和交通工具；流放之地，没有地方官员按排食宿，关照生活。他早就贫病交加、倒毙 路野。更不用说他还要写诗作赋；还要讲就：“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 从屈原作品中也反映出屈流放后没有自由。 《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哀郢》：“曼余自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涉江》：“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四)、关于《天问》。 ◇、《天问》写于“郢东”鄂渚 有人说，“《天问》是屈原诗歌中最为失败的一首”。对屈原来说《天问》根本不是什么“诗歌作品”。它既是求真、求证的一种哲学思考，也是诗人内心郁积苦闷的释放。 有些学者说，《天问》作于流放汉北之时。但是，其可能性不大。 屈原流放汉北三、四年中，次年孟夏作《抽思》；第三年作《思美人》；第四年作《卜居》；同时酝酿写作《离骚》。不大可能同时写作《天问》。而在流放“东楚”，写《哀郢》前的九年中居然一篇作品未写？ 王逸的《楚辞章句》云：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以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王逸此论，有两个疑点：第一、以《天问》之长文，按屈原的写作速度，需要很长时间。屈原能一直停留在宗庙、祠堂里吗？第二、宗庙、祠堂以及里面的壁画，乃神圣之地、神圣之物。岂能在里面“书其壁，呵而问之”？更不用说《天问》所写尽是些怀疑不敬之辞了。 屈原被放逐“郢东”（鄂渚江北），身处逆境，又有大量空闲时间。回想起先前在官府看到的史册、文献；在楚宗庙等处看到的神奇壁画；以及在乡野翁妪口中听到的古今异闻……，对宇宙形成、天地日月、神圣怪异、历史传说、社会人生……进行了跨时空的思考。对当时已有的定论，大胆质疑、潜心探究，一口气提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他放言无惮，言前人所不敢言，问尽了古今宇宙的种种问题”。这无疑是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经过了长期、深邃的哲学思考；对其诗文进行了千百次的推敲，才凝聚成这篇空前绝后的奇文 由于埋头写作《天问》，心有所系。等到写好《天问》后，才发现“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这时强烈的愤懑不平之感、浓郁的思乡之情一齐涌上心头，故而很快写出了《哀郢》。《天问》和《哀郢》约完成于顷襄王十三年。 ◇、因《天问》和《哀郢》再迁溆浦。 流放者的一切言行均在监控之中，屈原所作《天问》《哀郢》，自有人向上呈报。 《哀郢》的要害是——“信非吾罪而弃逐，何日夜而忘之”！这是屈原遭受冤屈后，悲愤心情的发泄。屈原坚信自己光明磊落、毫无过错，他的愤愤不平，直接针对顷襄王。还指责顷襄王：“憎愠怆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哀郢》对王不敬。《天问》对天不敬。襄王看到《哀郢》、《天问》后，更为愤怒。不但不准屈原回郢都，反而把屈原流放到更僻远的南夷。 （五）、从《抽思》、《哀郢》、《涉江》看屈原思想感情的变化 屈原善于把纪实、写景与抒情相结合，以华丽的辞藻、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写出复杂的心态。 1、《抽思》：“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屈原对怀王一片痴心。恨少，忧多。 2、屈原、昭雎反对子兰自立为王，策划了诈讣之计，接回太子，立为顷襄王。屈原对襄王满怀期望，想不到仅仅三年，顷襄王就把屈原逐出郢都。 《哀郢》：“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悲愤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表。但是尚存有消除误解，重回郢都的希望。 3、《哀郢》呈顷襄王后，得到的是更严厉的惩罚，流放到更僻远的溆浦。 此时的屈原已经清醒，打碎了对顷襄王的一切幻想，思想感情反而平静许多。 《涉江》前十二句，浪漫的想象、华丽的词句，游瑶圃、登昆仑的描写都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但是，必竟是长期遭受迫害，倍受折磨的流放生活。心里的悲苦不平，还是有所反映：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佗傺，忽乎吾将行兮!”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反映出屈原在断绝了重回郢都的希望之后，不管流放到多么僻远的地方，已经无所谓了。同时也说明溆浦比鄂渚-陵阳（？）更为僻远。 四、屈原作品的流传问题 屈原也许不是一个高产的诗人。但是，他一生的作品应当超过现存的二十几篇。 特别优秀的文艺作品，其创作速度有些人比较慢、产量也就不多。如左思费时十年写成《三都赋》，使得“洛阳纸贵”。李清照的词一生也就三、四十首。 ◇屈原作品的流传 屈原写的诗，大多数是呈献给楚王看的。或许也有“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之意。晚期的作品，主观上不一定要呈献给楚王，但是，看管人员还是要把其作品抄报给楚王的。屈原的诗上呈朝庭后，就比较容易在王公贵族间流传。 屈赋不是一个学派，屈原后来也没有可靠的弟子、传人。现今的屈诗，多半是楚国国家“官藏典籍”的留存。屈原作品高雅难读，类似乐曲中的“阳春白雪”。尤其是《离骚》、《天问》等难记的长篇，要在文盲为主的“民间口耳之间散播、流传”，其可能性不大。由于屈诗受到有文化之人的喜爱，自然会有不少诗篇在社会上流传。文人之间当以文字流传为主。还有为数众多的模仿屈原的诗词歌赋、凭吊文章，也促成了屈诗的传播。当然不排除少部分诗篇有口耳传诵者，尤其是《九歌》等可歌唱的部分。在屈原“行吟泽畔”时，也可能流传民间。 屈原的作品在生前，多数是单篇独立传播的。其篇名应当是屈原自己所定。这些篇名大多源于对主题的归纳概括，个别篇名是从首句选词——如《惜诵》。或借用歌曲名——如《涉江》。不大可能没有篇名而在社会上长期传播。这些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之中，经过筛选淘汰和无奈的佚失，只保留了其中部分精华。 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拔郢。又西取西陵(今湖北宜昌)，再向东攻占竟陵(今潜江西北)直至安陆一带。大别山以西的江汉地区尽为秦有。 前277年秦之蜀守张若伐楚，拔巫郡，取江南。 前276年江南人民反秦。楚顷襄王收东地兵，得10余万，复西取秦所占江旁15邑为郡以抗秦……。 在“郢都沦陷”后的几年中，楚、秦反复争夺“江南”之地。在此兵荒马乱之际，原先流放在“江南”的屈原，假如他还活着，还写有作品。那也不可能把它呈献给楚王，更加难以留存至今。 从流传的角度上看，现存的屈诗之中没有“郢都沦陷”以后的作品。 秦王朝短命。汉初当权者中楚人很多，皇帝又偏爱楚声、《楚辞》，使得珍藏在原楚国王公贵族后裔家中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得以流传于世。 主要参考资料: 藏策《“文化诗学”视界中的屈原与〈楚辞〉》《淮南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 段熙仲《楚辞札记》《文史哲》1956 12(总)52 P63 姚小鸥《〈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郑州《中州学刊》200105 P114～118，1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