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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是所有文学工作者都热切关注的问题，因此就有了曾庆元对李春青的论争(文章分别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和第6期)。两个人文章的焦点在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从何入手，李春青主张把研究具体现象作为当务之急，曾庆元则主张首先应找到一个逻辑起点，确定一个“哲学背景”。我想作为任何学科的建立，这两点都是必要的。但问题也许并不在于学科建设方法之争，这里面总还是有着某种意识形态背景。 I、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政治批评”模式解体，这一话语霸权的脱冕使得“失语症”随之而来。但是中国人基于改造社会而具有的对文学理论的巨大热情，却不会让这一领域边缘化。于是，一批人全面引进西方理论，力主使中国的文化在接受西方理论合理成分及与西方对话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另一批人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尝试;还有一些人努力坚守既有的话语模式，试图以此保持住自己发言的地位。前两种人的工作无论存在哪些缺陷，其行为总是建设性的。后一种人则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真诚地相信旧有的理论和批评模式正是我们的立足点，因此反对以西方的话语符号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同时也不屑于把属于“糟粕”的古代文论移为今用;另一种人则带有明显形而下的目的，即在自身话语权遭到瓦解的时候，纯粹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对一切建设性行为给予否决。而这种否决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大家最普遍看到的是对西方理论“新名词”的拒斥。这一举动可谓击中要害，作为话语系统中的符号体系遭到解构，则这一理论话语可随之崩解。他们的作法是把这些符号用一种自拟的编码方式加以反讽使用，从而致使其处于可笑的境地，因为你的“学风和文风”已大成间题，你还有什么资格来谈理论建设。这种作法的效用是如此之大，它不仅消解了新话语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同时消解了自身面对新话语不知所措的尴尬。另一种作法是继续用旧的手段，把政治话语与文学理论话语结合起来，以政治话语统辖文学理论话语。即，我们又有既定的指导思想，则这种指导思想便是我们一切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一切理论又都包括在这一“哲学背景”之中，则我们不必费心再去“重建”什么东西。换句话说，经过某种政治逻辑的转换，一种哲学理论可以取代所有其他学科的理论。这种作法尤其厉害，因为它预设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前提，如同在自身包裹了一层钢铁恺甲去面对赤手空拳的血肉之躯，早已不战而屈人之兵。这里，我们必须申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可颠覆的普遍性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恰恰是承认一切都是在发展变化的。近来媒体上有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词叫“与时俱进”，我理解它正是对僵化的所谓“普遍性”原则的颠覆。因此，当我们看到有人在试图把某种特定的政治话语引人到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时候，除了要看到这背后的个人欲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任何一种理论的建设都是在变动中进行的，这才是一种没有原则的普遍性原则。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