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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经典是人类最优秀思想的记录与保存，它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生活中去。阅读经典其实就是与先哲进行对话，就是主动接受先人思想和智慧的辐射。因此，阅读经典始终是我们接引文明脉络、确认文化身份的自觉途径。现代人仍只有在经典传统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智慧源泉和灵魂归属。据不久前公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而网络阅读率则大幅增长。在这个网络化、视频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经典？在国民整体的阅读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如何提高经典的阅读率？这是一个应该引起广泛关注并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经典的平实与深奥 现代人看古代经典，有两种看似很不相同的态度。一种表现在一般读者中，以为经典很玄奥，离我们很远，读经是附庸风雅的事情。另一种则来自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经典说的都是大白话，卑之无甚高论，那不读也罢。这两种立场预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经典必定很深奥。其实，那是想当然的。人类文明中，有些伟大的经典，内容就很平实，例如《论语》。 如果我们承认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孔子是儒家的宗师，那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第一经典。其内容平实的程度，从宋儒朱熹的评论就可见一斑：“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孔门教人甚宽，今日理会些子，明日又理会些子，久则自贯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则周匝。虽有不到处，亦不出这理。”(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29页)朱熹是因注“四书”而青史留名的，在他心目中，内容平实也可以很经典。不过，另一个经典人物，西方的黑格尔态度就不一样：“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会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9页)黑格尔刻薄的说法，实际就是上述专业人士意见的原始版本。 表面上，这是对同一部经典的对立评价，而实情是，黑格尔对经典概念的理解有偏颇。在他看来只有讲思辨哲学才值得推崇，常识道德之类则免谈。不过，这一对立提示我们，经典是应分为两类的：一类是实践的，一类是理论的。实践应当平实，理论则可深奥。《论语》是关于实践的，黑格尔则期待它是理论的，阅读方式错位了。但黑格尔式的思路，今日在哲学专业人士中仍大有市场。 然而，内容平实的文本，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呢？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现代人从《论语》中读到“刚毅木讷近仁”或“巧言令色鲜矣仁”时，很容易认为这是我们也明白的知人的经验之谈，以为自己本来就与《论语》处于同一水平上。可是他并未细想，我们的这些观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文化中传承来的，而经典正是塑造我们文化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中引经据典的套语是“子曰”“诗云”，子曰的内容绝大部分便是引自《论语》。如果对比《论语》以前的典籍就能发现，中国人关于道德人格的基本观念，是在《论语》中成形的。由于它在文化中的渗透性，变成社会生活的价值坐标，结果才“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此看来，还有什么样的文本，比它更具经典的资格呢？ 说《论语》内容平实，是因为它是孔子与学生以及相关政治人物问答的记录，是片断式的日常叙事。中国经典中也有思想深奥的文本，如《易传》的内容就不平易。如果说《论语》是实践的，《易传》就是理论的，两者的功能不一样。在《论语》中，孔子关于仁的人格观念的表达，是通过不同类型的问答体现出来的。它包括：一、原则性论断，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通例，如上面的“刚毅木讷近仁”或“巧言令色鲜矣仁”。三、解惑，即针对某些特定的例子，如个人品行不高洁但治国有方的管仲是否可许其为仁之类。此外，更多的是对门下弟子言行的点拨，如赞颜回在困顿的物质生活中仍能“不改其乐”，喻能言善辩的子贡为器——祭礼上贵重而华美的瑚琏，揶揄子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等等。颜回之仁、子贡之智及子路之勇，在孔子的评点下各显精彩。而孔子本身的品格性情，也是在那些记述不连贯的情节中体现出来的。 这是一本生活的教科书，它提供的是孔门道德实践的各式案例。同时，这种教化的基本形式也符合人类道德生活的普遍经验。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觉悟不是靠读伦理学理论，而是在教化中获取与提高的。一般道德经验的形成都从童年开始，家长、亲友与老师则是我们的道德启蒙者，而教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讲述各种道德典范的故事，以及教育者通过行为示范即言传身教，从而慢慢让儿童形成应该或不应做某类事情的意识。在这一意义上，《论语》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现代伦理学是理论的，它解释道德现象，但不是用来提高道德觉悟的。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改造世界的知识。《论语》不是康德、黑格尔意义上解释世界的学问，它的立足点同样是改造世界，不过其重点不是改造社会，而是改造人，准确地说是培养人，使人成为有教养的君子。因此，把《论语》当作道德教化的故事来读，是一种平实的态度，而且是经典原本意义的体现。 当然，儒家经典并非只有平实的故事一个类型，也有很深奥很哲学的文本，除《易传》外，如宋儒极重视的“四书”之一的《中庸》。《中庸》开篇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与《论语》开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文义深浅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所有伟大的价值系统，其论述都既有切近经验的内容，也有抽象精巧的理论。朱熹有鉴于此，所以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深浅搭配，成“四书”系统。同时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通过自己的创造性解释，把浅显的解成深奥的，高深的读为平实的，互相贯通起来。《朱子语类》记有一则师徒对话：“或问：‘《论语》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无异。《论语》是每日零碎问。譬如大海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说千言万语，皆是一理。须是透得，则推之其它，道理皆通。’”(《朱子语类》第2册，第428页)儒学是实践的学问，变高深为平实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什么要把浅显引向深奥呢？背后是理性的倾向在起作用。孔子施教，并非随时随地提供系统的理由，常常就事论事，点到为止。对于朝夕相处且景仰导师人格与学识的弟子来说，大多数情况略加点拨也就心领神会了。但是，对于后世读者来说，没有对话者的背景，有些言论的理解就异常困难。这种跨世代阅读的困难包含两方面，一是知识的，一是道理的。知识方面，主要由汉儒的训诂注释来解决，而讲道理，正是宋儒的功夫所在。这样做，才能满足理性追求系统普遍理解的需要。朱熹们努力讲道理的结果，便是形成了以理为核心范畴的义理系统。这自然变得深奥，不过这是解释的深奥，它与西式哲学体系的建构不一样，而更类似于解释学通过深入的解读、阐明而表现出来的义理的深奥。 换句话说，经典的深奥，有时是读出来的。这种深奥可以是有价值的创造，但是，正如江河奔流不能甩掉其源头，高山耸立不能脱离其地基，对经典的深奥解读不能离开其平实的经验。朱熹就精通此道，所以，他一面用藏之名山的抱负注“四书”，一面结合日常道德生活的经验教学生读“四书”。后者见诸《朱子语类》中弟子大量的听讲笔录，其实它才是同《论语》性质对应的讲读方式。由此可见，无论是《朱子语类》还是王阳明的《传习录》，对现代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如何读经典，都有深刻的启示。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7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