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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朱自清先生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经典常谈》，他在这部小书的序言里写道：“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里，朱先生揭示了经典之于一般国民的意义，很显然这种意义具有普世的价值。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国民对于其本国的经典都应抱有这么一种态度，这也是一个人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起码标准。 那一年，距挟“德先生”与“赛先生”风雷之势席卷九州大地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赛先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方兴未艾。而几近八十八年之后的今天，“赛先生”之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早已是“须臾不可离也”。同时，因了“赛先生”的引导，汹汹而来的，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的商业文明。现代化，便是商业文明持续发展的现实效应。毫无疑问，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加剧、信息极度膨胀的时代，现代化是大方向，偏离了这个方向，个人、民族、国家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的生存空间便会越来越窄，甚至会到捉襟见肘无立锥之地的境况。然而，现代化又是一趟没有终点的列车，置身于这趟列车上的人们，往往会因此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我们可能会在目盲五色、耳聋五音、口爽五味的现代生活中日见沉沦，也可能在充满刺激无休无止的商场畋猎中心智发狂，因为商业文明本身所倡导的是“物质至上”主义，奉行这个主义很简单，需要的只是忘掉人的理性，遵从人的动物性，即本能。 今天的社会，是所谓全球经济的社会，商业气味弥漫于科技触角所能延伸到的每一个角落，物质文明以其前所未有的强盛统治着人类的生活。五光十色的宣传、眼花缭乱的广告，其最终目的并不在娱悦视听，而是要刺激社会中人对其商品的购买欲，其采用的方式则是无所不用其极，最为显著的就是以电视、网络等先进的科技媒介，不断地向大众传播一种物质至上的观念。商业文明讲究利益，利益始终是最高宗旨，“惟利是图”的商业原则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大部分人服从于自身的欲望，不知满足地去追求它，而整个社会也在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渲染这种气氛。对物质的追求，是一个寻求“解欲”的过程，当某种欲望得到满足的那一刻，我们在有满足感、获得快乐的同时，先前的欲望也成了佛家所说的“毕竟空”，于是新的更高的欲望再度产生、积累，此即所谓“积欲”，进而复求“解欲”，如此循环不已。然而欲望的满足如果无所节制，其后果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分崩离析，古人云：“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形。 毋庸置疑，商业文明是人类作为一种智能动物在求生过程中不断演进其求生手段而日积月累的成果，其原动力来自于人的求生本能，从这个层面上讲，人比动物仅仅是“技”高一筹而已，两者在求生之道上并无本质的区别。人类社会的演变，始终包含着形而下的“器”与形而上的“道”两个方面，近百年来的历史是“器”大行其道的风光史，蒸气时代、电气时代的接踵而至，无一不表明物质文明的发展在晚近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二千年以前的世界，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唐宋元明的诗词曲语，从荷马时代之后的古希腊文明到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东西方社会的演进无不以形而上的“道”为主导、为核心，可以说，二千年来人类所积累的泱泱文化才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经典，代表着几千年来人类文化的精粹，是人类精神可资寄托的伊甸园，然而近代的工业科技革命不但使人类的生活重心偏离了文化主轴，而且使人类自身被文化所克制了十几个世纪的动物本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如果从1919年算起的话，我们对于经典(尤其是本国经典)的遗忘，已经差不多快一百年了，现在，该是我们重新认识经典、阅读经典的时候了。 商业文明倡导的是声色犬马的感性生活，而经典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倡导的则是庄敬平和的理性生活，因为理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理性文化倡导个体要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我，而不仅是在感官层面上满足自我，更不是放纵自我。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有理性的生活即有德性的生活，是至善。过这种生活，才有幸福。”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最根本的宗旨是教一个人“做人”，这与古希腊哲人的思想不谋而合，正可互相发明，可谓“天下百虑而一致”。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理性，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在这方面当今的商业文明（文化）不能给予我们一丝一毫的启示，我们惟有从百年以前的古代文化中去寻求古人的踪迹，探知当日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所以我们提倡重读经典，以之为理性生活重新开始的发端。 经典在文化上的价值，表现于熏陶一种正当人格的养成，同时经典具有调理人心、救治商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作用，我们所提倡的经典，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从整个人类的文化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讲“天道远，人道迩”，这里的人道即社会伦理，这是个体的人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社会基础，假使一个人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那么他的所有价值都将无从说起。 重读经典，除了儒家的传统经书，如众所周知的“四书五经”之外，还应包括先秦诸子的著作，如《庄子》、《墨子》、《韩非子》等等，以及历代的诗词歌赋，这些经典著作都是使人能够暂时从纷纭扰攘的商业社会中抽身而出的良师益友，让自己能够浸润于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作为人进行理性思维的愉悦，并感受因这种理性思维而存在的人生价值，而不致被现实的商业气息完全同化。 重读经典，一方面是个体通过文化进行群体认同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借助于个体得以实现、延续甚至进一步深化其自身的契机。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是一个人能够与商业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而不致完全陷入其中的基本保证。一种文化如果要绵延不绝地存在下去，少不了一代一代人的用心继承与精心发扬，因此重读经典不仅是个体提升精神状态的需要，也是个体进行民族认同的责任所在。 重读经典，我们才能在理性上反省自己，找回自己，确立个体存在的文化意义而不是功能性意义，从而使生活趋于理性。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说过，“文化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形而上的，否则将不成其为文化”，个体的存在，最终必定要在文化上找到他自己的位置，当形而上的文化成为一个人生活的主导时，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是理性的生活，是真正的“人的生活”，重读经典的目的便是在于“收其放心”，回归理性，去商业化，这是“为善去恶”还原自我的过程，个体在文化上便寻求到了精神的归宿。 作为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最尖鋭批判，赫伊津哈的言论一针见血：“现代精神反对‘形而上的’，这便把文化给废除了。现代精神之所以废除了文化正是因为它极力试图把文化的一些要素，如道德、法律和虔诚，解释为无数的禁忌……由于我们智力的这种脱节，可耻的错误观点也得以流传了，甚至可以被相信了。这一错误的观点就是：经济力量和物质利益决定了世界的进程。这样过高地估计经济因素是荒唐的。”我们倡导重读经典，同时就是在倡导道德、法律和虔诚，这些是一个和谐社会（即理性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唯有当文化而不是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时，这样的社会才能达成真正的和谐。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7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