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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衰落已有多年，不少作家、评论家都曾为它“把脉”，寻找“药方”，认为是由于自身特征与大众趣味的脱节，是由于文体本身的高难度苛求，是由于它最没有经济效益等等。实际上有一个更深层的“症结”和“危机”，那就是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演变过程中走进了一条自我封闭的高雅、精致的“隧道”，疏离了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失去了短篇小说应有的“野生性”和原创性，也就是说它背离了文体本来的“天性”。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呼唤着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重回现实、重回民间，涌现了一批表现社会人生的“原汁原味”的短篇小说力作，其通俗化、原生态的特色，比新时期文学初期更为鲜明。而随着90年代中后期文化多样化格局的形成，随着长篇小说的持续升温和中篇小说的稳步发展，短篇小说淡出中心。许多成名作家更青睐反响大、经济效益好的长篇小说，他们虽然对短篇小说一往情深，也偶有佳作发表，但已不再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了。而七八十年代之后的作家，一上手就是长中篇小说和电视剧，对短篇小说已经没有多少感情了。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短篇小说在“个人化”、“私人化”、“文人化”写作的文学潮流中，已越来越变为功成名就的作家们的精神寓所和智力游戏。短篇小说这种“雅化”走向，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当它成为整个短篇小说的一种主要潮流的话，它的衰弱、没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小说本来是一种来自底层、来自民间的入世近俗“下里巴人”的艺术品种。正如班固所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但当它到了上层的文人手中后，就会变得越来越高雅、精巧、模式化、圈子化。此时如果不再回到生活和民间，汲取新的营养和生机，它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短篇小说是一种对社会生活最敏感的文体，也是一种最精致、最苛刻的艺术品种。它的生命就来自对风云变幻的社会人生的天才发现，来自对整体现实中那些“焦点”、“热点”乃至“冰点”的强有力把握，来自对生活和艺术相遇时那种“诗性形式”的领悟。短篇小说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微缩的“袖珍”世界，但它的背后则是一个隐去的无限广阔的社会人生天地。它像诗歌中的绝句和词，自然要有一种“诗性”品格，这是它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迥然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年来着力强调的一面。但它更要有生活本身和文体本身那不安分的“野生性”，与世推移，充满创造。只有当“野生性”和“诗性”不期而遇水乳交融的时候，它才能充满生机和魅力，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走向更广大的读者群。 当下的短篇小说，整体上已经淡出中心、流落边缘，但也并不缺乏优秀作家和作品。譬如王蒙由系列短篇构成的《尴尬风流》，譬如刘庆邦写乡村、写煤矿的现实短篇小说，譬如迟子建一系列写农村日常生活和普通农民的短篇作品等等。这些作品所以受到文坛内外的关注与好评，就在于它们既饱含着生活本身鲜活的质感，又充满了作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新。而在不少著名的、知名的作家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精心创作的东西了。鉴于这样一种创作现状，我倒更愿意阅读现时的一些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如近期曹多勇写农民工在城里的生活状态和心理世界的《城里的好光景》，董立勃写一位大兵和他的枪的故事的《老步枪》，女真写破裂家庭中父亲、母亲、女儿之间心理情感纠葛的《我是太阳、月亮、星星》等。从这些作品中也许找不到多么高深的理性内涵，叙事方法和技巧也不够尽善尽美；但它们给读者撕开了被红尘遮蔽的社会、人生的口子，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深处和细处；它们裹挟着历史河流奔涌前行中的气息、韵律和脉动；生活自身的回环曲折和短篇小说的野生性情已经化合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可惜这样的作品还太少，可惜这些年轻作家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 强调短篇小说要回到生活和民间，冲破那种程式化、文化化的创作桎梏，从而唤醒短篇小说的“野生性”，决不意味着要放弃小说有的理性思想，削弱小说家的艺术表现手段。恰恰相反，愈是要表现变幻莫测的社会和人物，愈需要有现代的、科学的理性思想去烛照；愈是要创新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方法，愈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中国古代文言白话短篇小说的一系列表现方式和技巧，庶几才能挽救和重振短篇小说的命运，而这也正是文学面临的课题和挑战。 原载：《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