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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降，小说家构成蔚为可观的散文创作群体。该群体的写作大多呈现为“玩票”性质，如王蒙、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朱苏进、林白等；也有一部分是双栖并重的，如刘心武、李国文、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张炜、张承志等。比起真正的以散文为专职的作家，这批由小说家转化而来的散文作家，行文大致能够典雅稳妥，气定神闲，切近散文本色，且又多了些传统散文所不具备的放荡灵动的质素。小说家的身份，使得他们长于形象思维，下笔活色生香，行文跳脱飞扬，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散文创作构成良性冲击，促进了散文的扩容。但也因此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利益驱使下的商业性写作，导致作品数量泛滥，质量滑坡。尤其某些在1980年代即轻易掘得第一桶金的中老年作家，一俟功成名就，遂志得意满，以时代偶像自居，充分利用已有声望，漫不经心地大举炮制垃圾小品、喷嚏文字，以求名利双赢。在这方面，刘心武是典型的代表。近十余年，刘心武平均每年都能推出数本散文随笔集，可以同时在三四家乃至七八家报刊开设专栏，其内容从文学到艺术，从建筑到足球，从吃喝玩乐到《红楼梦》研究，无所不涉，出手快捷；急就章的风格，注定了刘心武散文追风逐时、媚俗猎奇的写作倾向，其行文往往东拉西扯，不痛不痒，立意、结构、语言均流于平庸无聊。刘心武的做法，亦是当今不少文坛名家的做法(如王蒙就曾一度沉迷于休闲类小品文的写作；早年以报告文学名世的陈祖芬，则不时会在报章赶制某类以“假天真”和“装嫩”为特征的肉麻型小品文)。毋庸讳言，良好的名人意识，使得一些作家在自我膨胀中渐渐生成某种谁与争锋、其奈我何的霸道心理和特权意识，自以为握有文学的“丹书铁券”，可以享受批评的赦免权，全然忘记了文学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常识。 不能妥切得当地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是小说家散文呈现出的另一问题。我们常常看到，某些小说家的散文，下笔放浪失检，无视法度，仿佛青草地上驰马一般，极大地破坏了散文的纯洁性。在这方面，贾平凹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我是农民》表现得堪称典型——文中写青年农民引生无钱娶妻而性欲旺盛，干脆用一把剃刀将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以了却烦恼；写作者来到渭北塬上，“弯腰捏起一撮泥土塞到嘴里嚼起来”，并感叹“这土多香啊”，均大违常理，怪诞不可信。而作家莫言未曾去过俄罗斯，却也以亲历者的身份活灵活现有枝有叶地写出了长篇散文《俄罗斯散记》，完全把散文与小说划上等号。散文当然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散文毕竟不是小说。没有对生活的尊重，对艺术的崇敬，仅仅凭感性写作，重美轻真，因文害意，无异于对真诚心灵的亵渎。这类不负责任的虚构笔法，悍然遮蔽了创作主体的真性情，也轻松抹杀了“修辞立其诚”的文学伦理。小说家散文所暴露出的某种轻佻的创作态度，当令广大的散文写作者引以为诫。 原载：《文学报》2006年8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