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和上海电视台的《文化中国》的连续播出，一种“正说”历史的传播样式，日益受到了各界人士和广大观众的瞩目与好评。在日前举办的研讨会上，本刊约请了部分学者专家就此撰文，并将他们的见解与观点推荐给读者。 借荧屏“正说”历史 葛剑雄 近期以来，上海电视台的《文化中国》就像中央台的《百家讲坛》一样，开播以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文化中国》适应了广大观众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迫切需求。长期以来，我们往往看不到观众这种需要，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只想看外国的、现代的东西。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现在的许多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缺乏了解，比如不知道孔子是谁，以及以为郑和是郑成功的父亲等等之类。其实存在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在今天的中老年人中，有学习和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机会的人很少，他们基本的来源是中学时的课本；在文革期间读书的人甚至连历史课也没有上过。今天的年轻人中有不少拥有高学历、高学位，有的还是海外留学归来。然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也往往只是停留在中学课本的水平，甚至连这些都忘了。但是另一方面，广大民众越来越认识到，了解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重要性。这样的社会需求，就使《百家讲坛》和《文化中国》具有了很好的接受基础。 其次，《文化中国》为适应广大观众的实际水平和欣赏习惯，采用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些年“戏说”成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批评，是完全应该的。《百家讲坛》和《文化中国》就是以“正说”历史的方式，对此形成比照。但是，既然它们是通过电视传播的形式，就不能天天开讲座，读原著，而仍然需要遵循通俗易懂的原则。我在央视准备《百家讲坛》的节目时，编导经常提醒我：“你面对的观众，百分之七十只是初中文化程度，你一定要考虑让他们听得懂。”我的理解是，这个“初中程度”并不是指观众的实际学历，而是指他们在你所讲范围内的水平。比如我讲历史，观众中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可以是只有初中历史课的水平。事实证明，将观众的水平定得稍低些，才能改变节目高高在上的心态，更多地为观众着想。所以，策划这类节目的前提，是要了解观众的实际水平。“雅俗共赏”是一种理想，在电视节目中只能理解为争取尽可能多的观众，实际上“雅俗共赏”是很难办到的。像《文化中国》这样的节目，虽属“正说”，但每期的容量有限，不可能一味趋之于“雅”，而只能深入浅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中国》没有自己的追求，完全跟着观众的要求走。从长远的发展看，一个成功的电视节目，应该对观众起到引导和提高的作用。尤其是像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大题目，总有一些严肃的、或者比较枯燥却又不可或缺的内容。主持人和嘉宾本领再大，也不可能将什么都说得像相声一样。这就需要两方面的配合和努力：一方面，观众应该逐渐提高自己的观赏能力，认识到这是一个学习和欣赏的过程，有一点听不懂是正常的。就像我们到音乐厅去欣赏高雅音乐，并非每个人都听得懂，每一部分都听得懂。但如果就此放弃，那就永远不会懂。如果坚持听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就懂了。我希望，《文化中国》的观众们也这样坚持下去。上海真正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市民的文化水平，包括对电视节目的观赏水平自然也应该不断提高。同时，有关方面要给予宽松的条件，鼓励尝试，不能什么都比收视率。《文化中国》不可能涵盖中国历史文化的全部内容，也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但是它正在做着有意义的努力。 历史文献的电视读本 姚淦铭 我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作“王国维”和“老子与百姓生活”的专题系列讲座，又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作“孔子”系列讲座。我的尝试，是把有关老子、孔子的所学所著、所思所得，来个“三转”式的“转换”，那就是“转变”、“转化”、“转活”。 其一是“转变”。学者面对广大的电视观众，需要从小书斋踱出来，从小课堂走出来。比如作为学术专门研究和教学，可以研究老子、孔子的许多问题、如生平史迹、思想体系、哲学概念、文本校读等等。但是面对广大的电视观众以及今天的新时期，我觉得就多发挥《道德经》、《论语》的某些内涵，通过讲演，让老子、孔子的智慧与观众、百姓沟通，将其文化的、智慧的琼浆玉液直接灌溉人们的心田，丰满听众的灵魂，从而转换生成为新的现代心智。这就需要学者多从电视观众的位子反过来看自己的演讲是否合他们的程度、喜好、口味。科学技术普及有“科普”概念，现在虽然还没有“学普”一词，但是理念是一致的。其实这对学者来说同样重要，学术内容如果能普及到广大的民众那里，那么其对于提高民众人文素质的作用不可低估。 二是“转化”。学者一辈子搞研究，就怕“食古不化”或“食而不化”。那么如何将老子、孔子推向大众，让他们看得进，听得懂，记得牢呢？ 我想，这就要聚焦于当代人的关注命题，深入浅出地把《道德经》、《论语》贴近当代百姓生活的智慧演绎出来。比如对于《论语》，就当下人们关心财富问题，就谈孔子的财富理念；人们关心养生问题，就谈孔子的养生做法；人们喜爱私家车，就谈孔子驾车的智慧，等等。又比如当代人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中需要心理调适，于是就讲了《老子与现代人的心理健康》；当代人在女性美、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上存在着许多的迷茫，就连续讲读用老子的智慧来看待这一切；当代人在竞争、职场、人际关系等方面有许多的困惑，就又连续讲了老子智慧的一系列的解读和运用。 三是“转活”。历史人物和事件活动的空间、文化背景早已“物是人非”，要一个现代人去理解沟通2500多年前的老子、孔子，不是一件很困惑的事吗？这就需要学者在讲述中让历史的人物“起死回生”，把那种背景活生生地描绘出来，把那种死了的语言活泼泼地讲述出来，把那种好像“过时”的智慧激活起来。学者讲述要赋予历史人物血肉、复活他的一笑一颦，并且让他在一举手一投足中生机勃勃、精气神焕发。如果我们把孔子还是讲得像哲学著作中那样，如果还是像孔庙中的泥塑木雕那样的形象，老是在老子“道”的概念上大谈特谈，在孔子“仁义礼智信”的理念中兜来兜去，那么会令电视观众人昏昏欲睡，更加不想越过这道鸿沟去了。所以我讲解孔子，选择先从孔子的生活切入，比如讲孔子是怎样吃饭、穿衣、坐车、交友、学习等，这样孔子就从遥远的历史中向今人走来，走得越来越近了。然后从中解读他的理念和智慧，最后达到和现代人之间的心灵上的沟通，从而借鉴、运用孔子的智慧。另外语言上也要“活化”，要有鲜活的时代感，比如文言的用白话来说，文雅的用通俗的来说，这样就会使讲述变得活泼生动起来。 古今中外的人生，当然有其变化的部分，但是还有其相对不变的东西，因此还是有许多可以共同沟通的地方。《老子》、《论语》中的一些经典语句就在百姓中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极具张力，而且形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的部分内核。 中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今天许多学者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为电视观众进行一番现代解读。 作为一名荧屏说客 纪连海 我在《百家讲坛》做的一些题目，主要是围绕一些热播的电视剧展开的。本来开始想说“批判”，后来一想批判这个词太大，就改成“揭秘”了。选择的对象首先是收视率比较高，影响比较大，第二是争议性比较大的，其次是貌似“正史”的比如《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等。 为了做节目，重新看这些电视剧，看了以后就觉得到处都是错。我们只能选择一些大的、原则性的、本质性的错误来作揭秘。比如说在讲到孝庄皇后时我们就选了一个感情线，实际上电视剧中的感情线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孝庄和多尔衮不存在感情线。关于《康熙王朝》，我们选了一些比较大的点比如说顺治是否出家，顺治怎么死的；然后又说苏麻拉姑这个人，是否有其人；再比如说郑成功收复台湾等等一系列的事件。 央视这个节目43分钟，掐头去尾，自己可以讲述的大概有三十五六分钟。那么，在三十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要保证收视率就需要有六个到七个悬念，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悬念五分钟，不能超过五分钟，不然观众觉得平淡没劲，他就走了。我讲的“和之死”，就设置了七个悬念，第一，除了贪婪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和被杀；第二，官员采取什么行动，和有什么疏忽；第三纪晓岚是否反对和；第四和有没有发现潜在的威胁；第五，与嘉庆大战四个回合结果如何；第六和的墓在哪儿；第七为什么他的家人没有受到牵连。这样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而且这个悬念一定要设置得环环相扣。这个节目也因此创造了《百家讲坛》开播五年来的收视率最高点。 在讲历史内容的时候，除了设置悬念，我觉得有争议是好事。我在内容上总希望讲一些既翔实又可能富于思想发掘的故事。比如说我主讲的吴三桂，这个人先叛明再叛李自成再后来叛清，在我写的台词里就有这么一段，说前朝有吕布，号称三世家奴，他吴三桂是怎么想的，四度为臣，最后自己当了皇帝再被别人气死了———这样我就把这个人丰满起来了。这是电视剧没有做到的，我要给大家塑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吴三桂。说吴三桂是汉奸不合适，所以我称其为“贰臣”。现在央视大概已经同意，要做一组系列叫明清之际的贰臣传。吴三桂这个人是怎样由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然后逐渐变成一个叛臣、贰臣的呢？吴三桂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在东北看到努尔哈赤在那儿折腾，就倾家荡产把全家所有的几千匹马卖掉，把家产全部卖掉以后投身军队，最后又和明朝部队中的一些官员一起把自己的妹妹、闺女等等下嫁给地方官员，他们就是要把大清朝给灭掉。吴三桂就生在这么一个家庭，他在抗击清军的战斗中曾经极其英勇，可他怎么就做了贰臣了呢？我不是在为贰臣解脱，然而吴三桂做了贰臣有很多很多原因，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要引起大家的思考。 再比如说施琅，讲施琅就必须得讲郑成功。我们都知道郑成功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有缺点，他没有缺点就不会有施琅收复台湾。施琅也是有缺点的。所以我们就要补充这些东西，要补充一些故事，引起大家的思考。我讲嘉定三屠，就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怎么人家八旗就二十万军队，当时明朝的正规军有一百万军队，怎么就打不过二十万；当时的满洲人一共不到一百万人，怎么我们汉人一亿人，怎么百分之一比率的满洲人就征服了大明朝的汉人？我在讲的时候往往会越来越激动，但是其实我是想让大家沉下来进行思考。 我在央视讲的“江阴八十一日”也挺受欢迎。当时有两个选择，第一选扬州十日，第二选江阴八十一日。然而后来为什么没选扬州十日而是选择了江阴八十一日呢？扬州十日中，史可法率明朝的正规军和清军的正规军作战，打十天打八天都是正常的。但是江阴八十一日那是老百姓的抗战！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有一句话叫兵民是持久之本，只有人民觉悟只有百姓觉悟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这个民族才有希望。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作选择的出发点。 我当老师二十年，开始我教学的时候，学生也睡觉。我挺认真地讲，他怎么睡着了呢？我讲的都是真东西他睡着了，听评书听相声往往都是假的都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他不睡着。所以我刻意地学了一些比如说相声评书一些手法，在语言特色上，我觉得要学习借鉴，同时要扬长避短不要是完全学别人，要保证自己的一些东西，完全学习别人肯定是不能够成功的。 大众传媒呼唤学术介入 姚大力 传媒对学术文化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大。它对学术界的要求，远远不止是所谓“放下架子”、“走出象牙塔”的问题，或者是只需要把我们习以为常地称之为“学术成果”的东西拿来向社会普及而已。它所体现的，其实也是中国学术正面临的提高自身品格的要求；也就是要把更多的对普世价值的关怀贯穿到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中去。这并不是指古为今用、“以史为鉴”，更不是借古讽今，而是要向现实生活的源头活水去汲取丰富的资源，从而赋予学术探索以更生动鲜活的激情和生命力。 中国的学术传统自有十分深厚的底蕴。它孜孜以求的“极乎高远而底于平实”的境界，从根本上为学术文化与大众传媒“对接”提供了某种天然的保障。这一传统向来具有两种很显著的取向：一是对普遍价值的真诚关注，二是在文本解读方面的方法与技巧。把这两种取向结合得很好的学者代不乏人，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即是最为人所知的典型之一。但二者也多有相互分离、各行其是。这就是假、大、空的“理论”，和墨守着旧式提问方式、又荒疏了真正精深的考据学功夫的僵死的“实证研究”。这样的学术是根本不值得加以“普及”的。幸亏它们事实上也无法被普及，因为除了在评学术职称时拿出来唬人和骗人，它们不可能拥有真正有兴趣的受众群体。 克服上述弊端，提高当前学术品格的一条重要途径，似乎应当是力求把新的提问方式（也可以说是新的学术视域）和传统的文本解读技术更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包含在新提问方式之中的普遍价值关怀一旦被注入研究者的思想进路，学术研究也就具有了它本应有的社会性，有了被其他学术领域中人以及学术圈以外的各种人群所关心、所欣赏的可能性。它因而也具备了与大众传媒实现对接的基础。 当然，为了使对接变得更加顺利，也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技巧问题需要解决。从学术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还应该注意到把专门化的学术讨论放置在更大众化的更普遍的认知框架中去展开和讲述。就大众传媒方面来说，“讲故事”在我们这个节目中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制片人和编导们相当足够的注意。这是完全必要和应该的。与此同时，我们是否还应当逐渐超越粘着于“讲故事”的眼界，更准确地说，就是要将强调“讲故事”转换为对“故事性”的追求。对话的主题本身可能不是一个故事，或者不能通过几个故事来表达；但人们认识、思考这个主题的思想历程，却同样可能是思想史上的一个或一系列曲折生动的“故事”，或者说它仍然具有高度的“故事性”。 原载：《解放日报》2006年8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