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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作家，常常是看不起批评家的。一些做批评工作的，除了抬高一些人，贬低一些人外，在学理上能独树一帜的，十分有限。所以，目前的批评家，大多数在作家眼里没有分量。有人说批评遇到了窘境，想一想，也是不错的。 外国的情况，和我们不太相同。在德国，近来有四位杰出的批评家，在一家影响很大的电视台主持一个批评栏目。这栏目对新出现的作品，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批评家们提出的观点，常常冲击当下的创作。德国这两年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一些是在批评家的启示下出现的。批评在德国，确实左右了文学创作。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是这样。以电影为例，东京大学校长；莲实先生的理论，几十年来对电影创作影响很大。几代导演，都受到了莲实先生的启迪。批评家的智慧，就像超前的预言，在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的批评，在今天为何丧失了应有的冲击力？是什么阻碍了它的发展？ 作家开始厌恶批评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有一段时间是在一种理论的指导下出现的。就白话诗而言，是先有白话诗理论，后有创作实践。“左翼文学”也是这样，为底层人服务的理念行之于前，大众文艺诞生于后。胡适、鲁迅、茅盾、周扬等人的艺术观，都渗透到后来的文艺创作中。一部现代文学史，就是中国知识阶层思想的历史，这个特点，前人已总结了许多，其精神的崇高性，感染了几代人。 理论可以影响创作这一现象，在今天变得麻烦起来。许多作家，是不关心理论的，而一些批评家呢，也不重视创作。难怪李国文先生，责怪批评家是“胡话专业户”，两者的隔膜，导致了思想的萎顿。当下一些走红的作家，如刘恒、刘庆邦、刘震云、毕淑敏，没有谁依傍在哪个批评家的门下。王朔就很少恭维过批评家的著作，王安忆虽关注过思想界，但她的美学观，大多是自己悟出来的。青年作家中，余华与残雪，是很有学理修养的。但他们看的大多是外国人的书，没听说哪位中国的批评家，影响了自己的写作。作家似乎不再信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批评家。在今天，作家自己承担起了理论训练的任务。 前几年围绕《马桥字典》的争论，是批评家受到鄙视的典型事件。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联名抵制张颐武，深层的问题是对“棒子话语”的一种恐惧。批评的武断，曾造成过文坛的许多悲剧，“文革”十年的记忆，使作家们丧失了对理论讨论的兴趣。远离理性，走进情感的世界，也导致了批评地位在文坛的下降。 王蒙对许多批评他的人有个看法，认为未搔到痒处。张中行对友人说，许多写他印象的文字，也未一语中的。前不久出版的《十作家批判书》，被作家们看成是场闹剧。书中的一些作者除了泛道德化的表演外，并未切中中国作家的要害。某些批评家对创作缺少应有的善意，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把握，甚至不及被自己奚落过的人。 求疵、诘问并没有错，问题出现在求疵者缺乏学理的训练。我们翻看一下目前时髦的批评，除了“后现代”、“现代性”、“全球化”这类概念外，有血有肉的地方，在哪里呢？ 作家的批评文本悄悄走俏 有趣的是，在理论类的图书中，作家写的批评、随笔，却大为走俏。余华的《我是否能相信自己》、残雪的《读解博尔赫斯》、王朔的《无智者无为》、王蒙的《行板如歌》等，印数可观。有的达到几十万册。批评家的书呢，除了个别的以外，印数几乎不到两千册。北大的学生，除了因写作业不得不翻看理论刊物外，大多对当下批评家的文字，不感兴趣。《阅读导刊》新近有一篇文章，批评中国社科院一位青年批评家的文字，味同嚼蜡，不知所云。 八十年代以来，文坛许多流派和思潮的出现，是翻译界和作家们自己搞出来的。寻根文学的概念、新写实的口号、都市小说的旗帜，最早都出现在小说家那里。这两年十分热闹的文学争论，如“断裂说”、“民间写作”等，乃青年作家的一种冲动。李大卫、韩东等人的文章，号召力较大，在他们周围，有许多热情的追随者。他们的口号，或许不成熟，文章亦有可推敲的地方，但他们的声音，比学院派和专业批评家要响亮得多。 在作家队伍里，王蒙、残雪、余华、王安忆诸人的文学评论文字，很引人注意。王蒙常以提携新人而让人关注，其指点江山的文字，每每引起争议。残雪对小说文本的敏感让人惊讶。她写博尔赫斯、卡夫卡，笔下色彩飞扬，且有哲思在里，冲击力之大，不亚于她的小说。余华对创作的关怀很人本主义。读他的评论，才知道他何以常走在众作家的前面。那种对人间的悲悯，对生存的诘难，很有一丝哲学味儿。王朔的语言更为孟浪，像揭穿皇帝新衣的孩子，让人发笑不已…… 缺乏学理是批评的症结 在一份青年作家的调查问卷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作家说不喜欢中国的批评家。北大中文系的高远东副教授针对这一现象，认为是批评家在学理上出现了问题。有的走红的人物的批评文章过于随意，逻辑上不通，缺乏应有的思维训练。李陀先生认为，不受欢迎的批评文章，概念使用含混，思想表达不清晰。陈平原则指出，纠正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浮躁之风，根柢在于大学的学术训练。这些呼声多年前就曾出现过，但对文坛似乎影响甚微，批评游离于文学创作的局面，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需要几代人的刻苦努力，我们的大学、科研院所，乃至作协、文联的理论工作者，尚未能真正适应这种现代性的转变。一方面，经院式的研究，缺乏钱钟书式的人物；另一方面，高校中文系，一直未形成“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急功近利者多，潜心治学者少。许多批评家，急于用西方的理论，去套文学现实。比如说王朔是“后现代”，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把中国作家丰富的个性，简单化。批评是艰难的劳动，既要与现实保持密切的联系，又要有丰厚的学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所以能推动俄国文艺的发展，在于他们是深刻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而我们今天的文坛，这一类的人物，有谁呢？ 原载：《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