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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种种议论和指责由来已久，批评的公共性正在丧失已经成为没有宣布的共识。不仅一般读者认为文学批评可有可无，就是批评家们也相继指出：“文学批评作为职业已经消亡”（李书磊）；“批评的危机主要来自信誉的危机”（陈平原）等等。这些惊人之语看似危言耸听，但它恰恰道出了尴尬的文学批评的真实处境。 然而，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现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具体的评论的问题，比如捧场多于批评，事件化多于对真问题的接触，商业化对批评的学术性的伤害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相当表面化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潜隐在表面化背后的问题。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大概有以下两点：首先是学院的学科体制问题。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中，文艺学是二级学科。这个学科的基本体系在我国是20世纪建立起来的，学科过细的划分，适应了现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但它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学术机制。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中，现代教育只能培养出专门家，而难以培养出大师。另一方面，就文艺学本身而言，从一开始它就是西方的体系，学了三十年的苏联之后，近二十年来几乎都是学西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一种“身份”的焦虑：究竟是“学生”还是“对话者”。说是学生，我们的文化自尊心就受到了伤害；说是对话者，我们几乎没有可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或者在世界文论的格局中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我们甚至还没有找到可供对话的理论资源。倡导了多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旦落实到当下语境中，“转换”就无法兑现。我们还没有找到使古代文论再生的可能性。如果一种理论资源失去了对当下文化或文学阐释的可能，那么，它就仅仅是一种“历史知识”。 第二，文艺学自身的封闭。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我国文艺学且不论它的内部外部环境，50年来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我们只要读一下60年代初出版的《文学的基本原理》、70年代末期出版的《文学概论》以及当下流行的学院文艺学教材，大致可以了解文艺学发展的概况。增添的新内容，也大多是西方文论二十年前的理论。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文艺学对中国运动、发展的文学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无法总结出中国独特的文学理论来。我们常常提到的西方文论大师，他们对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化、文学现状是有相当的了解的。他们的理论与现实的文化、文学发展是有关系的。而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文艺学还基本封闭在一般性的概念、范畴中，或者限于对西方理论的阐释中，还是启蒙的课堂文艺学。这样，要建立自己的文艺学就只能流于一种情感愿望。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必须密切联系本土的文化、文学状况，从中提炼、概括出自己的理论。 批评问题的背后是理论问题，但批评现场的问题可能更多。近二十年来，我认为文学批评有价值的东西，可能还是对作品感受性的东西。因为一旦涉及到理论，我们几乎都是“预设”的：从“现代派”到“后现代”。难道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或文学的发展一定有“同一性”吗？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一定要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吗？对此我是充满怀疑的。当然，文学批评的问题或背后的原因肯定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我只能讲这两点。 原载：《北京日报》2001年4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