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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的粗鄙化主要体现在趋利与媚俗等方面。这无疑是向报告文学举起了软刀子，是对这样一种特殊文体的致命伤害。 2006年的报告文学值得看重的应是介入现实“焦点”的一些作品。有评论家说过，报告文学是一种“刚性”的文体。所谓“刚性”在我看来它主要体现在作者主体的思想力度和作品叙写人物的精神硬度方面。 报告文学的复兴首先应是精神品格的复兴。报告文学精神品格的建构基于作家社会责任的担当、社会良知的坚守、人类悲悯情怀的确立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置备。 印象一：沉默的多数与响亮的少数 王 晖：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2006年的特殊意义：新时期文学30年，红军长征胜利70年，等等。但是，与前两年相比，在这样一些值得倾情倾力关注的现象面前，报告文学的反映显得并不那么迅速、敏锐和深刻，除去少数作家和作品呈现亮色之外，其它多为“沉默的大多数”，平实得很。在这些亮点中，我觉得有这样一些作品值得我们注意：王树增的“非虚构作品”《长征》、何建明的《为了弱者的尊严》（《根本利益》的姐妹篇）、王宏甲的《贫穷致富与执政》、徐刚以青藏高原为描述主体的《大山水》、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傅宁军的《悲鸿：未被报告的报告》、黄传会的《我是谁——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王新民的《炼狱——中国高考风景》、《高考三题》、郝敬堂关于青少年死亡问题的《天堂从此不再寂寞》、李振斌和李洋任的《孩子，你到底怎么啦？》、郭晓晔关于空军建设的《艰难的起飞》、南香红的《罗布泊的绝版典藏——彭加木》、王天祥的《东北虎，SOS！》、韩小蕙的《大儒无声》，王敬东的短篇报告文学《拯救》等。 丁晓原：正是这样，2006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年份。但是这其实也不能表明它与文学或报告文学的创作具有必然的内在关联。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希望报告文学在特殊的时候，出现具有一些特殊意义的大作品。的确，“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反映报告文学的年度景象。但是，作出这样的评价，可能与我们某种“先在”有关。我们已经习惯于甚至依赖于杨黎光、赵瑜们给读者创作出有影响力的作品，但实际上不可能。他们的逐步“退出”，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的发展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另外，也与我们视点的“片面”有关。除了《报告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外，《文汇报》《南方周末》等也是刊发报告文学作品的重镇，而且由于这些报纸的努力，直接推动了精短报告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如《集体离婚》一类的作品，篇幅虽短，但冲击力很强，值得关注。 印象二：粗鄙化与粗糙化的反叛 王 晖：粗鄙化与粗糙化，是当下文学为人所诟病的顽症之一，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这一文体的粗鄙化主要体现在其趋利与媚俗等方面。趋利，即相当数量的作品，甚至是发表在著名的、权威的期刊上的作品大抵都逃不脱为金钱写作的干系，比如为权钱在身的某企业家、某单位领导干部作廉价的歌功颂德。也许刊物发表这样的文字有其希图经济援助方面的考虑，但作为编辑，他们或许并未意识到其行为对报告文学这样一种特殊文体的致命伤害，这无疑是向报告文学举起了软刀子。而粗糙则显示出报告文学作家质素的低下、艺术营构能力的缺乏。2006年报告文学乏善可存，不过还是有令我们欣慰的作品。譬如，徐剑的《东方哈达》（《中国作家》2006年第2期）对大工程的再现就显示出作者极力宣示诗意描绘的匠心。对重点工程的描述一向是共和国报告文学的重头戏之一，但说实话，50余年的历程走过来，真正能留下来仍能让人咀爵不尽的作品寥寥无几。随着重点工程的完工，这些文字也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其中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作家们太拘泥于事件本身的叙述以及表扬稿式思维定势，缺乏艺术的穿透力和营构力，只讲贴近、写实，不知超拔与超越、诗情与写意。《东方哈达》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它融历史与现实、文明与乡土的“上行与下行列车”的独特结构方式、诗化语言以及包容性颇强的有关铁路、高原、藏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等的史诗性表达。这是大气之作。王树增的《长征》，我认为也是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的上乘之作。关于“长征”的写实性叙述，应该说在当下是一个难题。我的意思是，它已经被斯诺《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演绎过许多次，“审美疲劳”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但王树增仍然让我们眼前一亮——他的关于“长征”的再叙述充满了艺术气息，悬念、结构、语言、诗意，都显得自然、贴切与简洁，大气磅礴。我觉得这与作者的写作理念和艺术才华有关。他没有拘泥于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惯用表述，而是将长征提升至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来重述，这当然就会意高一筹。长征的故事，被不同的追述者、记录者在不同时域和境域下展示出来，真是说不尽的长征！ 但同时我也感到，在文学领域，具体到报告文学范围，题材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对重要题材的反复深入的开掘甚至进行深度的拓展也是至为关键的。比如对唐山大地震这个令当代中国人永远心痛的天灾事件，在2006年就有了另一角度的很好的表达，这就是张庆洲在唐山地震30年之际写下的《唐山警示录》，它的副标题“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刚好表明其叙说的维度，它与20年前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形成互补，后者无疑是全景描述的典范，而前者却主要涉及对当年地震漏报真相的揭露，角度虽窄，但挖掘颇深。作者张庆洲并不是报告文学界的明星，但我以为他的文体感觉和艺术传达并不在当红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下，他所表现出来的文风气质令人有久违之感，比如老道洗练的文字、深情而恰倒好处的抒发、人物形象勾勒的简明生动，以及建立在访谈口述和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强烈的纪实性等等。甚至可以这样说，这部《唐山警示录》，完全能够与《唐山大地震》一道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对中国当代史重大事件的杰出表达。 丁晓原：粗鄙化与粗糙化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病症。物质中心主义制导着人们的精神方式和行为方式，直接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低俗、庸俗和媚俗。反映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中，就是思想的软化、精神的矮化和情感的轻化。报告关涉国计民生的作品不多，展示私情粗俗生活的“大特写”不少；坚守文体使命，敢于揭示现实矛盾的、具有“硬度”的作品不多，借报告文学之名，牟取一己私利的“广告文学”不少；扎实采访、沉潜思考、精心结撰的“文学”报告不多，枝蔓芜杂、挥洒无度、滋味寡然的粗制滥造“随笔”不少。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你所提到的徐剑的《东方哈达》、王树增的《长征》和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等作品显得难能可贵。叙写唐山地震的，关仁山等的《亲历唐山大地震》也是可读之作。它的冲击力正是来自“亲历”，来自作者的“个人记忆”。不同于钱钢当年的写作，这一组由若干短篇文字构成的纪事，并不得之于采访，而是在对唐山地震30年再回望时，那种源自生命深处积淀的自然流淌。作者不是记者，也不是观察者，而是劫难第一现场的当事人，或者就是劫难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大地震对于他们所造成的生命之痛与他们的生命同在，“每每忆及恍若昨天”。记忆所留下的经过时间汰洗的，是最值得“记”下的。散文家韩小蕙的《吉妮丽吉情歌》则是一篇抒情散文式的报告文学，作品有关“中国南方喀斯特”的书写，其间瑰丽奇异的自然、美丽丰富的想像和美好的人情品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吉妮丽吉情歌》是一篇流光溢彩的文学报告。 印象三：现实的直击和反思 丁晓原：关注现实、突入前沿、报告有典型意义的当下问题，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而重要的使命。2006年的报告文学值得我们更为看重的应是介入现实“焦点”的一些作品。《集体离婚》作为一篇浸润着杂文滋味的报告文学，其间充满了一种阅读的张力。物质现代化先行与精神现代化滞后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在这篇作品中被“特写式”地凸现了出来，直指人的精神塌陷的严峻现实。“重庆市郊的人和镇，最近就有这样一幕活剧上演：1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到再婚，再到复婚，荒诞事让人目不暇接，旁观者或谓之‘儿戏’，剧中人却有不为人知的悲凉。”这一“活剧”的上演全因人和镇有村子划入了开发区用地，征地补偿安置的政策漏洞“鼓励”了人们创造“人和式婚姻”。婚姻原本是庄严的，然而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庄严不堪一击。在物化时代，人们精神的物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集体离婚》与其说是闹剧，不如说是现代人集体的精神悲剧。 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天使在作战》和《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赵云良著），从通常的作品指称说来，可以称之为“问题报告文学”，其功能指向批判。前者主要是医疗腐败这一中国老百姓关注的焦点问题，后者反映了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作为或非法行政的问题。两篇作品通过不少具体的实证性的材料，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作品更有意义的价值，我以为还在于大写了作为“非常公民”的人物的崇高精神形象。《天使在作战》中的陈晓兰是一位忠诚于病人生命的医生，也是一位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医生，她以一个“真正的医生”的良知、正义与腐败抗争。《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中的肖龙云虽然是一位市政府冠冕堂皇聘任的政务监督员，但是监督之旅“孤寂”而多有艰难。他是在自己的生存尚有问题的情况下，怀揣着“特困证”担当起政务义务监督员的职责的。陈晓兰、肖龙云的意义在于，当社会公平、正义受到践踏，公民的责任要求我们坚守并维护社会的公共理性。但这样的坚守和维护有时并不能成为我们共同践行的准则，很多人对于“非常识”视而不见，见怪不怪，明哲保身。有评论家说过，报告文学是一种“刚性”的文体。所谓“刚性”在我看来它主要体现在作者主体的思想力度和作品叙写人物的精神硬度方面。陈晓兰、肖龙云是两个具有“刚性”品格的人物。 王 晖：现实的直击和反思从来都是报告文学最为擅长的领域。2006年里，教育问题仍然是这一文体书写的重要一翼。黄传会的《我是谁——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王新民的《炼狱——中国高考风景》和《高考三题》《I恨文凭——被中考烤煳的人们》都对此有所涉及。其中《我是谁》将笔触直接指向社会底层，深入发掘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作品以多个生动的个案传达了教育公平与公正等理念。王宏甲的《贫穷致富与执政》则力图对当下农民、农村与执政者之关系做出自己的解释。他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浙江宁波农村为例，写出当下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全新课题。我最感兴趣的不是作者对农民致富过程的描述，而是其由这些描述中归纳出来的“文化”问题。也就是说，文化传承与文化振兴才是致富与执政的根本要义。这正是这部作品最为出彩的地方，它体现出报告文学在与其它虚构性文体比较之中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关怀、人生关怀、人性关怀的思想深度。 印象四：复兴——诉求和可能性 王 晖：最近有人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多次发表了呼吁中国文艺进行新世纪的文艺复兴的言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学边缘化所导致的自救心理；其二，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文化振兴欲望。由这个问题，我不禁联想到报告文学的复兴。2006年夏，在内蒙古召开的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报告文学生存的现实生态以及创作现状，总体印象是不乐观、不满足、不满意，那么，报告文学能够在新的世纪实现它的第三次崛起吗？说实话，我的内心对此很惶惑。报告文学复兴，敢问路在何方？ 丁晓原：我也看到了一些有关的表述。就报告文学而言，一般是用“怀念”较为含蓄地表明论述者对进行时态中的报告文学的某种不满。但是，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中国潮”不可能重来，表面化的“怀念”无助于当前报告文学的复兴。如果说报告文学的“复兴”是一个真实的命题，那么首先要复兴的当是报告文学的精神品格。报告文学精神品格的建构基于作家社会责任的担当、社会良知的坚守、人类悲悯情怀的确立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置备。在这样一个许多人惟利是图的时代，要求作家都惟崇高是举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就报告文学本身而言，其间也有各种差异。但最起码应有一些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能够“铁肩担道义”。事实上，像何建明、赵瑜、杨黎光、黄传会、王宏甲、徐剑等“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基本上延续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精神，并且影响着报告文学的创作。一些报告文学的“新面孔”，尽管尚不是“人多势众”，但由《集体离婚》《天使在作战》《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等作品可见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主体品格还在。另外，丰富而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也给报告文学的“生产”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活料”。报告文学的复兴是有着现实的可能性的。只是所谓复兴是一个过程，复兴从当下看并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缺少具有标志性的大作品。 王 晖：你这样的分析倒是给我很大的信心。2006年11月，我应邀去香港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在会外与香港报告文学学会的负责人有了初次的接触。我发现这个才成立一年多的学会在为报告文学事业倾心竭力。我为他们的精神所感染、所感动。他们创办了一份报告文学双月刊《华夏纪实》。在《华夏纪实》2005年第10期的“卷首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整体来说，香港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但相对来说，香港的文学则是比较薄弱的；而在文学领域，严肃文学又是最薄弱的；在严肃文学领域，报告文学更是最最薄弱的。薄弱的表现，一是队伍小，作家少；二是园地小，刊物少；三是市场小，读者少。尽管存在‘三小三少’现象，我们对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及发展前景，仍然充满信心，寄以厚望。”香港报告文学同人的这番话，对我来讲，很有暖意，也使我看到了内地与香港有志之士复兴报告文学的强烈诉求和实现这一诉求的可能性。 原载：《文艺报》2007年3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