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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学界名家任继愈、杜维明、许纪霖、杨念群、来新夏等著名学者接受本报独家采访，首次公开就“十博士联名倒于”事件发表看法。 任继愈先生说，解读《论语》的著作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研究和普及《论语》需要各种角色，有人打前站造声势，有人跟进作深入研究，挺好的。于丹的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百家争鸣总是好的。 杜维明告诉记者，他不反对有人对《论语》作个人化的理解。一部《论语》能流传至今，本来就是在不断地被诠释中获得生命力的。《论语》不仅能够、而且也需要从不同角度扩展其外延，获得当代价值。但是，他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毕竟，弄懂原意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心得才是个人的事情。如果第一步出了问题，则有损文化的纯正性和承袭性。他还强调,“把书读懂”是基础教育应该完成的工作，“个人见解”是第二步。现在，如果人们期望这两步一起走，自然是奢望。杜维明认为，这次争论提示我们，在基础教育中加强经典的传授非常重要，不能让大家都走上社会了，再去补课。 就“十博士联名倒于”事件的本身，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许纪霖评价为“学理讨论的味太少”。他认为，十博士可以在学院做研究，于丹可以在媒体上讲论语，当然于丹也可以批评，因为于丹有硬伤，但没有必要搞成一种“绝然”的对峙，一种联名抵制的“打擂台”的姿态，这显然与解决公共文化危机毫无补益。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也认为，如果于丹的《论语》讲得有问题，博士们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论语》的理解，批评的形式恰恰不应是通过这种媒体炒作的广告式行为，在这样一个层面上与于丹直接对话是没有意义的，相反这种学术姿态恰恰会变为市场化的牺牲品，因为于丹的背后有更加复杂的文化运作机制在起作用。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新夏先生认为，经典永远蕴涵各方面的内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才能把经典往前推一步。 “博士们的板子打错了”。杨念群认为，批评，不应该把矛头针对某个个人，不能就于丹说于丹，就论语说论语，而是应该质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机制产生了于丹这种解读论语的方式？于丹个人背后是中国整体文化的堕落和无奈。板子没有打到痛处，应该去建立起对整个文化机制和运行规则的批判。杨念群说：“于丹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火，于丹现象是被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十年前大众中就出现过一手拿着炒股票书、一手拿着禅宗语录的怪异形象，可谁也不会傻到会以为这些人真对探讨传统文化本身感兴趣。” 杨念群认为，国民阅读率近几年在持续下降，于丹成为主流媒体迎合大众心态的产物，是整个中国学术文化越来越“幼稚化”的产物，她个人扮演的其实是非常被动的角色。杨念群感慨，我们国家出现了很多怪异的文化和社会现象，但我们本身的学术批判反思能力却非常滞后，拿不出有力量的批判理论，没有真正适合中国自身的学术力量和队伍来增强对文化现象分析的力度，学术界对此也负有很大责任。 “中国士大夫历来是有教化传统的，这个传统在80年代，知识分子也承担过，为什么90年代以后我们放弃了呢？”许纪霖表示，这些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十博士在帖子里提出，“如果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但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文化积累传承的研究呢”？对此，许纪霖表示，在今天，媒体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已经分化，各自发出各自的声音。杨念群举例说，“学者没必要为于丹的成名而眼红嫉妒，学者要想成名，肯定不如歌星那样万众瞩目，如果真愿意投入到学术当中，就不应该过多考虑投入之后要获得多少轰动式的市场回报；考虑多了也没用，如果还想获得类似时尚文化那样的回报，那只能说明你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对象没有真正的兴趣，和自信心不够。”他表示，即使成为一名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获得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永远不会是大众化的承认，而更有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得到同仁的评价，以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 或者，由“于丹事件”，我们还应该考虑得更深。比如，为什么市场选择了于丹，大众接受了“心得”？很多人看得懂《论语》的原文，为什么还要去看“于丹”？“其实很多人对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渴望，只不过大家活得都很累，把于丹版的《论语》当作一个消遣罢了。喝心灵鸡汤的人永远比吃典雅文化大餐的人多。这就像那些清宫戏，现在已扩展到唐宫戏了，如果你针对那些戏说的成份再说三道四地认为不符合什么历史真实，那就会被看作迂腐，因为‘戏说’本身就是个大众消遣的形式，它作为时尚产品，其运行规则与真实的历史无关，你偏要去把它装在学术的框子里去评价它，结果就是没人看，不遭骂才怪呢！”杨念群说，大家未必会想从于丹版《论语》中得到真正的古典文化的熏陶和国学熏陶，就像人们想从戏说清宫戏里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一样，也就无所谓正不正说了。 而且，于丹弥补了一个市场空白。许纪霖认为，其实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并不关心“民主”和“科学”等大问题，但是每个人都会关心人生的应用问题。就像宗教和信仰的区别，高级宗教有几个人去钻研呢？一般人能从教条里获得人生原则和智慧，也就够了。 然而来新夏先生要提醒的是，于丹的“论语”讲得如何暂不评论，“但于丹的心得并不能代替你的心得，你的心得也不同于于丹的心得”，每个人只有走向原著，综合自己的学历、经历、人生等各方面感受，自己的感想才是自己所有。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