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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先生在词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围绕着迦陵词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很多读者存在疑问，其焦点集中在词的美感特质以及中西文学批评之上。笔者拟针对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说明和补充。 一、关于词的美感特质 问题之一：“双重性别”与“男子作闺音” 迦陵词学之中的“双重性别”是特指词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男性作家在显意识中以女性身份、女性口吻（如怨妇、弃妇等）进行写作，而在潜意识之中，他们自身的遇合之感或者君国之思，则往往不期然地流露出来，使得其词作具有一种双重性。至于产生“男子作闺音”的客观环境，则是因为中国古代女性作家很少，所以绝大部分女性题材作品，作者也都是男性。在叶先生看来，“男子作闺音”现象可以大别为三类：一类是有心的、明确的喻托，其对象为意象中的女性，如屈原笔下的美人以及曹植诗中的臣妾即是；一类是客观的摹写，如一些乐府诗、宫词之中的女性，其对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词中如欧阳炯《南乡子》（二八花钿）所描写者也大体属于此类。这些“物”化的女性形象，自然都没有什么深刻的含意。而迦陵词学中所谓的“双重性别”则是第三种情况，最典型的表现如温庭筠词，词中的女性形象虽然也是客观的，而且作者本来也同样没有喻托之意，但是读者可以因之产生喻托之想。这第三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则主要在于作者的写作心理以及女子身份之不同。就诗而言，在“诗言志”的传统认识之下，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其主体的显意识都是很明确的。而早期的词，由于只是写给歌妓演唱的歌词，作者以为并不能代表自己的志意，而且其对象并非良家女子，又使其创作少了一份顾忌。正是在这种貌似没有任何拘束的写作之中，作者的一些潜意识反而得到了真实的流露。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所以“男子作闺音”的范围更大，“双重性别”只是“男子作闺音”的一种特例。 此外关于“双重性别”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实际上有些女性作家如李清照，也有一些男性风格的词作，如其《渔家傲》（天接云涛）即是；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女性的性别独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明清以后更涌现了大量闺秀词人，在她们的作品中，也颇有“女子作壮语”的现象，如秋瑾《满江红》（小住京华）之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也是一种“双重性别”，其实又不然，至少它与迦陵词学之中的“双重性别”不同。李清照的一些词固然有男性化的特色，但她的创作显然有一种有心与男性争胜的动机；而秋瑾词更是女性在男权社会压迫之下产生的反抗意识的爆发，是有心的性别角色的转换，而其感情喷薄而出一发无收，当然也没有什么无心产生的深隐幽微之意。 问题之二：“双重语境”与“知人论世” 迦陵词学中所谓词的“双重语境”，是指作者在无心之中使其作品产生了所谓“小语境”和“大语境”的两种效果。“语境”即语言的情境，就是作者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说的这句话。以冯延巳《鹊踏枝》（谁道闲情）为例，从“小语境”来看，冯延巳所写的不过是个人伤春之情；而从“大语境”来看，其时南唐国势已在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与李家王朝关系极为密切的重臣，冯延巳在潜意识之中亦不免时刻担忧。其词“双重语境”之形成，就是因为冯延巳在写个人伤春之情的时候，尽管显意识之中并没有寄托忠君爱国之念，然而其词却令人读之生此想，所以饶宗颐先生才会认为其中可见“开济老臣怀抱”。那么这种“小语境”与“大语境”是不是就是传统所谓的“知人论世”呢？也不尽然。如果与李商隐诗作一个对比，即可见其差别所在。李商隐颇具特色的《无题》诗，尽管传统上看来也认为是别有寄托之作，但在叶先生看来并不具备这种“双重语境”的效果。因为李诗固然也可称为要眇幽微、颇具词的某些审美特征，但是这仅仅是就语言风格而论。事实上李商隐的无题诗，不管是因为涉及政治而不敢明言，还是因为涉及隐私而不便明言，总之作者在创作之时完全知道自己所为何事。换句话说，这种深隐幽微是他有意制造的。至于读者也可以从中别有体悟，那还不能算是“双重语境”，而只是其诗的一种“文本潜能”。 迦陵词学受常州派“比兴寄托”之说影响颇深。叶先生曾明确指出，词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词中因“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而形成之此种特质者，往往就是好词；而常州派之重“比兴寄托”，其实也正是追求一种“耐人寻绎”之特美。其与一般寄托之大别，则在于作者之有心或无意。诗中的“男子作闺音”，即使有所寄托，也都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确指为作者的用心；而早期的词，如温庭筠冯延巳等人的作品，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则不能断定他们有显著的寄托之用心。作者主观上无意为寄托、而作品客观上使人有寄托之联想，这正是词的“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独特之处，也是叶先生自立名目之必要性所在。而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迦陵词学中所谓“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美感特质，实际上只是针对早期的“歌辞之词”而言的，当词发展到“诗化”、“赋化”阶段，作者的主体创作意识就很明确，词的思想内容也更为扩大，这种特质就慢慢消失了。如南宋遗民王沂孙等人的作品，就是明确的存有寄托之念；而一自常州派揭橥“比兴寄托”，从理论上点破了词的这种美感之所在，词的这种特质就更为难得了。所谓“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固然可以作为学词之轨则，然而“入”易而“出”难，受这种词论影响的词人在创作上都难免事先存有寄托之用心，所以创作往往流于做作和模式化，要想返回词在本色阶段（五代宋初）的那种特美几乎已经不可能。 问题之三：词的美感特质之“特”当作何解 不少读者可能会问，有“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词固然是好的，可是难道不具备这种特质的词就不好吗？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常见的逻辑问题，与叶先生的词论并不矛盾。因为从逻辑上讲，一个命题成立并不意味着其否命题也成立。在迦陵词学中，“有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词是好词”可谓是一个成立的命题，但是这只是表明，“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对于“好词”而言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它的等价命题（逆否命题）只能是“不好的词没有双重性别和双重语境”。而“没有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词不是好词”只是它的否命题，这个否命题不成立并不能证明原命题不成立。所以叶先生认为具备了这种“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特质的词是耐人寻味的好词，但从来没有说过只有具备了这种特质的词才是好词。词的美感特质自然也有很多种，如上文所言，“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的美感特质只是针对早期的“歌辞之词”而发，而对于“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各自的特美，叶先生也另外作过详尽的分析，那自然也不再是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所造成的美感了。 中国传统上有“文载道”、“诗言志”、“词言情”之说，但是实际上，这仅仅是就其发展初期而言，而当一种文体发展到极为成熟的阶段之后，这种差别就越来越小，体裁并不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限制因素，而真正的大作家也真可谓无所不能。所以文固然可以言志抒情，诗词也同样可以载道，词自然也可以言志（这正是词的“诗化”表现之一）。即便是传统认为更等而下之的曲，也有如《桃花扇》“馀韵”中《哀江南》套曲那样厚重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以为所谓词“要眇幽微”的“美感特质”，实际上有些诗也具备的原因。其实何止如此，诗、赋的一些美感特质词也可以具备。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词的这种“特”美，关键是对这个“特”字，不能理解为排他的、独一无二的。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3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