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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会昌）先生是我服膺的学者，其夫人沈子苾（祖棻）先生是我钦佩的词人，两位先生的著述均益我良多。千帆先生的见解我曾加徵引（见《清波杂志校注》353页，中华书局1994），而子苾先生的创作我屡作讽诵。遗憾的是未能如我当年拜访钱槐聚（锺书）先生那样，趋谒阶前，亲聆指教。 一 去年年底，听友人说，报上刊出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内容与我崇敬的这三位学术界前辈有关。于是借来2006年12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拜读了赵益先生《“钱学”已成清谈之助？》一文。自惭寡陋，此君之名还是第一次得见。友人说，赵君是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醉心道教，好写通俗历史读物，已年逾不惑了。 初睹其题，不胜惊讶：我平生治学，近汉而不近宋，更不知魏晋清谈为何物，如何也被归诸夷甫诸人之列？耐心看下去，方知他是在痛斥李洪岩、范旭仑先生与我三人叙事之非呢。非则非矣，我亦不敢自保其必是，然与“清谈”何干乎？难道在赵君的词典里，“清谈”竟是“谬误”的代名词吗？ 这里且不谈赵君如何批评李、范二君，且看他怎样纠不才之谬。判词是： 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故作笺释，代人言事。刘永翔氏《钱通》一文中述钱评程（千帆）、沈（祖棻）一则，可称其中之尤。 口气甚为凌厉，尽管他极其鄙薄魏晋清谈，但却颇有那个时代的名流所标榜的“礼岂为我辈设也”的风度。 我本是学界的无名氏，如今破题儿第一遭被人连名带姓加了一个“氏”字，未免受宠若惊。原来他纠弹的乃是拙作《钱通》的第四十八条： 子钱子曰：“程千帆之诗‘野野狐’（吴语“胡乱而作，勉强成篇”之意，较北人语“凑合”更带贬义），其妻沈祖棻之词稍胜，然闻其佳者多吴瞿安点窜之笔，未足窥其真面也。”（《蓬山舟影》34页） 他十分怀疑这条记载的真实性： 刘氏此文，自谓“裒集先生咳唾之得于亲炙者，益以平日闻于师友之言”。刘氏亲炙钱氏，不过一面，书信不过二三通。故文中内容当多出于后者，然均不注出处，其真假虚实，令人无从寻索。这也是“钱迷”们共同的毛病，且不去说它。道听途说，原非大过，然而代人言事，就涉及到一些原则问题了。 没错，我是只见过槐聚先生一面，这点赵君调查得很仔细，而且《钱通》中的确有“闻于师友之言”，但绝不是全部，如赵君提及的这段记载就偏偏不是妄采于道途之上，而恰恰是亲聆于钱府之中，时间正在赵君所揶揄的“不过一面”的那一次。如是我闻，我闻如是，退而记之，不意竟遭到如此呵斥，想必是触犯了某些忌讳之故。董狐、南史之笔竟不能见容于当今的民间与学界，不能不为之作长太息。 赵君分析说： 钱氏眼界极高，即使如吴梅等，亦未必能入其法眼，因此他不可能出此略带酸态之语。 钱氏出语峻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必要称沈词经人“点窜”而后“稍胜”。 揣骨听声，谈空说有，酷似“知言”而兼“知人”，然而在事实面前可惜只能流于“扪摸虚空”而已。 随后，赵君批驳了我对吴方言词汇“野野狐”的释义。他说： “野野狐”，吴方言中常用之语，其义本在，识者自解，而其中情境，亦各取所会。但刘氏不肯打住，偏要作一番郑笺：“吴语‘胡乱而作，勉强成篇’之意，较北人语‘凑合’更带贬义”，此乃典型的代人而言。如此作笺，非刘注钱，而真真是钱注刘了。默存先生地下有知，当不知作如何想。 这段话真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什么“识者自解”、“各取所会”，难道词汇是可以随心所欲解释的吗？再套用一下钱先生的句式：“我都说了一辈子吴语了，难道还会错解吴语吗？”还是送赵君几本词典查查吧！“野野狐”是记音，也写作“耶耶乎”。《汉语大词典》“耶耶乎”条释文云：“方言。有随便，马虎，不负责，不高明等意。鲁迅《集外集拾遗·公民科歌》：‘做个公民实在弗容易，大家切莫耶耶乎。’”《上海方言词典》（李荣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更释为“质量差、水平低”，《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中华书局1999）则释为“糟糕”。请看，“质量差”、“水平低”、“糟糕”，这一系列的轻蔑之词，难道不比“凑合”更带贬义吗？赵君将何以教我？ 二 接着，赵君又揭出了“一个重大的事实错误”： 子苾先生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方入金大研究班，尽管也上过吴梅的词曲课，但其词学乃受知于汪东而非吴梅，此世所共知，以钱先生之博闻强记，断不会如此张冠李戴。 一言以为不智，其是之谓乎！首先，赵君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抛出了一个荒谬的大前提，即博闻强记的人是不会说错话的，若是错话就绝不可能出自其人之口。难道世间的事情竟会如此简单吗？即以我所服膺的千帆、子苾贤伉俪来说吧，同样出名的博闻强记，也不是没有说过不符事实的话：比如，一个人的生日只能有一个，这点赵君不能否定吧？可是子苾先生的生年，千帆先生一再说是1909年1月29日（见《<涉江词>跋》，《涉江词》1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沈祖棻小传》，《沈祖棻全集》第一卷23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涉江词稿目录后记》，《程千帆全集》第十四卷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子苾先生自己却说是1911年（《沈祖棻自传》，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引自马兴荣先生《沈祖棻年谱》，《词学》第十七辑257页），相差三年，二者不能并立，也就是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必有一说为非。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举出一些千帆先生说过而与事实有出入的话来。至于槐聚先生，他尽管博闻强记，却从未以一贯正确自居，《管锥编》、《谈艺录》的不断补订足以为据。其实，说没说过是一回事，符不符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三尺孩童都明白的道理，怎么赵君都搞不清楚呢？既然他断言槐聚先生绝无此言，我们就有权利像胡适之先生那样，请他拿出证据来！ 吴、沈之间的词学传薪是不是真的如赵君所说的那样“张冠李戴”呢？槐聚先生是不是所言非实呢？先请读一读子苾先生的自述吧：“壬申、甲午间，余来成都，以词授金陵大学诸生。病近世佻言傀说之盛，欲少进之于清明之域，乃本夙所闻于本师汪寄庵、吴霜厓两先生者，标雅正沈郁之旨为宗，纤巧妥溜之藩，所弗敢涉也。”（《<风雨同声集>序》，《正声》诗词月刊三、四合期）又说：“在校时受汪东、吴梅两位老师的影响较深，决定了我以后努力的词的方向，在创作中寄托国家兴亡之感，不写吟风弄月的东西，及以后在教学中一贯地宣传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沈祖棻自传》）不忘所自，言必称汪、吴二师，子苾先生之言如是。而子苾先生的外孙女张春晓女士也说：“祖棻的词受业于汪东、吴梅两位国学大师，她在作品实践中充分继承了他们的词学主张和美学风格，《涉江词》甲稿词作，多为吴梅、汪东两位先生出题的长调习作，这是因为老师们要她们抒发才情，练习笔力。”（《爱国词人沈祖棻及其<涉江词>》，《词学》第十七辑45页）师弟间的词学授受如此清晰，而赵君却偏要抹杀吴、沈之间的“传灯”之录，是诚何心哉！ 再查瞿安先生自己的记载，原来子苾先生在入金陵大学以前就师从瞿安先生了。赵君自谓“阅读了大量有关近现代学人的掌故笔记”，而谈论起母校的前辈学人，却“网漏吞舟”，不去翻一翻瞿安先生的日记。这里，且抄几段《瞿安日记》给赵君补补课吧： 晚间王嘉懿率二女生至，一名沈祖棻，一名龙沅。沈极美，又是吴人，吾妇颇投契也。略谈去。（1932年11月9日，《吴梅全集·日记卷》231页，王卫民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这是吴、沈的第一次见面，时在子苾先生自上海转学至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的第二年，从此便往来不绝。子苾先生经常到瞿安先生家请益、长谈、吃饭、联句，甚至一起去看电影，师生间感情非常融洽。这证明子苾先生根本不是1934年9月考入金大研究班以后才向瞿安先生问学的。再照录几段吧： 午间龙沅、沈祖棻来。（1932年11月12日，同上232页）。 下午往城南一游，新奇芳一茶归。归而冀野、祖棻至，谈至晚，祖棻去，冀野留饭去。（1934年3月3日，同上397頁） 龙沅、沈祖棻至，余方布署客座也。（1934年4月23日，同上415页） 祖棻来视疾，略谈去。（1934年4月26日，同上416页） 昭燏、祖棻、桐荫陆续来谈，午时去。（1934年4月27日，同上） 这些都是子苾先生未入金大之前与瞿安先生交往的记录。进了金陵大学后，来往就更密切了： 沈祖棻来，取归词稿。（1934年10月12日，同上479页） 祖棻来午饭，饭后同至金大。（1934年11月8日，同上491页） 伯雷夫人至，留午饭。沈祖棻亦来，共饮茅台酒。（1934年11月22日，同上495页） 下午金大课毕，偕祖棻归，留夜饭，饭毕联句，得五律二首。（1934年12月4日，同上498页） 饭后偕祖棻、吾妇往观电影，四儿往约大姨、泮儿，及至国民，乃祖棻会钞，心不安矣。（1935年1月8日，同上513页） 午，沈生祖棻来，与长谈留饮。（1937年5月12日，同上879页） 究竟是谁犯了“重大事实错误”，赵君至此应该扪心自问了吧！南京大学自承是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的后身，供职于该校，却对校史上的名教授生平如此隔膜，不能不说是数典忘祖！ 再说瞿安先生，平生最喜为人改文。他最得意的门生是唐圭璋、卢前和王焕镳，尝评曰：“余及门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传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1936年1月11日，同上667页）。而这三位高足的文字他都不厌其烦地亲手改过（见同上310、363、422、424、493页）。但对子苾先生，品藻就有所高下了，曾说：“改金大生词卷，苦无佳者，只女生沈祖棻、曾昭燏，男生高文、章荑孙尚可。”（1934年10月20日，同上483页）仅认为“尚可”而已，异乎汪旭初先生奖掖子苾先生之不遗余力。试想连高度评价的学生，对他们的文字都要改个不休，于“尚可”者，竟会不加朱墨，放任不管吗？ 当然，在瞿安先生1939年3月逝世以后，子苾先生的词稿中就决不可能再有瞿安先生的改笔了。那么，槐聚先生怎样看待这些作品呢？言外之意自明，不劳词费。对此用不着奇怪，须知（不敢效赵君用“世所共知”一语）对许多众口一词称扬的作家或作品，槐聚先生并不心赏。如沈复的《浮生六记》，林语堂、俞平伯二公推崇备至，槐聚先生却称之为“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干校六记>小引》，《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219页，三联书店2002）。黄节的《蒹葭楼诗》，陈三立、张尔田、汪辟疆等均赞誉有加，梁鼎芬甚至叹为“三百年来无此作手”（余绍宋《寒柯堂诗》卷一《读亡友黄晦闻蒹葭楼诗集》第一首自注）。而槐聚先生却说他“号学后山，实则依傍散原，竭蹶张皇。散原尚能以艰涩自文饰，晦闻寒薄浅露，于是不通乱道处一目了然矣”（《容安馆札记》725则，《钱锺书手稿集》1839页，商务印书馆2003）。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嗜，所谓“众口难调”是也。我也不例外，比如对子苾先生那首受旭初先生激赏的《浣溪沙》并不觉其佳。末句“有斜阳处有春愁”，千帆先生笺谓“世人服其工妙，或遂戏称为沈斜阳，盖前世王桐花、崔黄叶之比也”（《沈祖棻全集》第一卷5页）。其实，这种“日暮增愁”、“日夕足添闺思”的意象，早已被古人道过而且用尽，槐聚先生曾拈出多例，如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之“愁因薄暮起”、皇甫冉《归渡洛水》之“暝色起春愁”、传为李白所作《菩萨蛮》之“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柳永《凤凰阁》之“这滋味、黄昏又恶”、晏几道《两同心》之“恶滋味、最是黄昏”等皆是。他指出：“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管锥编》101－102页，又397页，中华书局1986）此类句子，平居浏览所及，尚有赵长卿《江神子》的“愁满地，对斜阳”、吴文英《浪淘沙》的“秋色雁声愁几许，都在斜阳”、吴潜《更漏子》的“人独自，倚危楼，夕阳多少愁”、张可久《黄钟人月圆（春晚次韵）》的“愁在夕阳中”，例多不能殚举。且从沈词前面两句“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看来，作此词时，意中必有张炎《甘州》的“有斜阳处，却怕登楼”之句在，故子苾先生此词可谓了无新意。即使如千帆先生所说的那样有寄托：“喻日寇进迫、国难日深。”窃以为将气焰嚣张的日本军国主义比作萧瑟的“斜阳”，将日深的国难比作莫名的“春愁”，终觉拟于不伦。妄论如此，并非有意吹求，只是为了说明人各有好而已。但对子苾先生中晚年以后的词作，我是击节叹赏的，在这一点上与槐聚先生酸咸异嗜。 三 那么，千帆先生的诗词，与子苾先生相较如何呢？我想，应该和历来对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评价差不多吧，相信这也是世间的定评，千帆先生自己于此也是首肯的，他曾对弟子说：“你有感悟力，可以学做诗。在这一方面，我不如沈祖棻。”（《闲堂师语》，《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138页）闲堂老人自有千秋不朽在，原不必以创作传世。“野野狐”之评或许过苛，但我读程集时，却也发现许多不当律令之处。 尽管千帆先生说诗是他的家学，“我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桑榆忆往》，《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6页），但奇怪的是其所作近体诗的韵脚每有不可通押而强押之者。如五微之与十灰（《重过乌尤》，《程千帆全集》第十四卷《闲堂诗存》15－16页），四支之与八齐（《八里湖作》之一，同上25页），四支之与五微（《癸丑嘉平寄子苾》，同上28页），八庚之与十一真（《以旧藏诗集数种寄赠淡芳》之二，同上33页），十一真之与十二文（《挂冠后寄江南故人》之一，同上35页），一东之与八庚（《昆明杂诗》之三，同上45页），一东之与二冬（《辛未九月，君惠八十初度》之一，同上59页；《杂书往事，寄伊同匹刺堡，兼寿其八十》之二，同上62页），九真之与十三元（《以庐山藤杖赠永璋，媵以小律》，同上49页）。是皆其例。记得槐聚先生在评论清代董恂所译朗费罗《人生颂》诗时曾指其疵病云： 只是出韵两次。第二首把“六鱼”的“虚”字和“四支”的“皮”字、“期”字通押，幸而“虚”字在首句，近体诗容许所谓“孤雁入群”，第五首把“四支”的“羁”字和“八齐”的“萋”字、“鼙”字通押，“羁”字又在尾句，按那时的标准，就算是毛病了。（《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钱锺书集·七缀集》144页，三联书店2002） 槐聚先生诗云：“诗律伤严敢市恩。”（《赴鄂道中》之二，《钱锺书集·槐聚诗存》103页，三联书店2001）对古人如此，对今人想必也不会格外开恩。 除了韵脚以外，程诗还有平仄不调之处，“逾”字平声，千帆先生却读作仄声了，如“犹喜齐眉逾花甲，凤雏引吭欲成歌”（《子苾生日，长句为寿》，《闲堂诗存》29页）。此字古人皆读作平声，如杜甫《绝句二首》之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杜诗详注》卷十三）元稹《赋得春雪映早梅》：“积素光逾密，真花节暗催。”（《元氏长庆集》卷十四）今日亦无异读。又如“供给”之“供”平声，与“供品”之“供”异读，有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杜诗详注》卷十）、陆游《南定楼遇急雨》“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剑南诗稿》卷十）诸诗为证。但千帆先生乃读入仄声，如《与石臞印唐长亭茗话，时二君皆不乐居讲席，诗以解之》：“却喜江声绕浓绿，茗杯权得供低徊。”（《闲堂诗存》7页）其读法非但不同于古人，亦与建国以来字典所注的今音异辙。 对于近体诗的对仗，尽管千帆先生称赏槐聚先生诗的“对偶工稳极了”（《书绅录》，《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130页），但自己做起诗来却不甚讲究，如“横舍陆沉真左计，倩魂心结比天遥”（《重到嘉州，有怀子苾成都》颔联，《闲堂诗存》23页），“庞公语妙应难继，梁韵风流怅已休”（《寄怀孝章、君惠》颈联，同上30页），“翻悲益部推耆旧，剩觉秦淮堕渺茫”（《奉怀印唐》之二颈联，同上37页），“函腾雪岭风云气，眼乱虬龙偃蹇姿”（《君惠远馈灵芝，赋谢》颔联，同上41页），“妖鬟阅世旋成媪，宿梦萦襟略带欢”（《携兰游莫愁湖》颔联，同上44页），皆强联胡越、乱点鸳鸯，难以结成语言眷属。 至于遣词不雅驯、造句费解的，则如《咏慈禧》： 入内初承泽，兰儿唤小名。三千一身宠，九五百年情。故事罗衣雪，来生白骨精，恢恢视天网，异代总倾城。自注云：“后小字兰儿，对雪尝著罗衣。余少游燕，闻诸老监云。”（《闲堂诗存》51页） 第一个把与慈禧太后地位相当者比作“白骨精”并写入诗歌的当是郭沫若先生，他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一词有云：“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典出小说《西游记》和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用一句袁枚的话：“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随园诗话》卷五）千帆先生尤而效之，何也？又颈联将“对雪尝著罗衣”压缩为“故事罗衣雪”，不禁令人想起槐聚先生《管锥编》里的一段话来： 《权龙襄》(出《朝野佥载》)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云云，自释之曰:“鹞子檐前飞，直七百文；洗衫挂后园，干白如雪”云云。按压缩省削，衬字方可解，开滑稽诗之另一体。如《说郛》卷三二元无名氏《拊掌录》载“日暖看三织”五律，《七修类稿》卷四九《排笑诗》，载“布议苏昆李”五律，《烟霞散人斩鬼传》第四回不通鬼七律“生衙钱短忍书房”，《嘻谈录》卷上富翁五律“我本苏吴百”，《绿野仙踪》第六回邹继苏《花》诗之“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又《月》诗之“野去酒逢酣宋友，家回牌匿笞金哥”，皆权龙襄诗派也。（750页） 我以为，在槐聚先生眼中，“故事罗衣雪”一句很难不被视作“滑稽诗之另一体”而归入“权龙襄诗派”的。这样说，赵君大概又要怪我“以钱注刘”了，不，这可是以钱注钱。 行文至此，不禁又觉得槐聚先生对程诗的月旦之评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我在《蓬山舟影》的自序里说过，希望读者“对此书不留情面地匡谬正误，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正是寸衷所望”，如今赵君果然赐教于我，真是何幸如之。赵君名益，然于三益中，“谅”与“多闻”略嫌不足，“直”则稍感有余。不过，即一“直”字就已益我匪浅，这不，受此影响，我也不禁直来直去、实话实说了，这都是拜赵君所赐而然。但愿狂夫之言，亦能有益于赵君，益其谅与多闻，从而更能有益于我也。 原载：《文汇报》2007/06/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