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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沦陷区文学评价中存在“三大分歧”。本文认为，对沦陷区文学要作具体分析；张爱玲不是“远离时代与政治”的人，她的作品也不是“时代的艺术”；对张的评价既要谈文，还要论人，讲究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 关键词 沦陷区文学 张爱玲 评价 2000年初，《文艺报》发表了我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的批评文章《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问题》）（注：《文艺报》2000年1月11日，作者陈辽。）。不久，《文艺报》又发表了对我进行批评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以下简称《前提》）（注：《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作者张泉。），该文为钱理群写的《总序》作者辩护。其后《文艺报》又发表了《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以下简称《误区》）（注：《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作者裴显生。）一文对《前提》提出批评。过了一年，《前提》的作者又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以下简称《个案》），又对《问题》和《误区》提出批评。经过这几次“过招”，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以《问题》、《误区》的作者为一方与《总序》、《前提》、《个案》的作者为另一方的分歧，集中在以下三大问题上： 分歧之一：对沦陷区文学是作具体分析，还是笼统地一概肯定沦陷区文学经历了“真正复苏、兴盛”（《总序》），“沦陷区文学的主体”是“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前提》）？ 沦陷区文学客观存在着。但沦陷区文学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四类作家、四类作品。第一类是在沦陷区开展地下工作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第二类是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服务的作家，即汉奸作家；第三类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第四类是不明敌伪文学底细和真相，只是出于爱好文学而写作的文学青年。四类作家，四类作品，《问题》的分类。《误区》一文的作者则认为，沦陷区文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沦陷区里艰苦地开展地下工作的作家和坚持爱国进步立场的作家所创作的坚持民族大义的爱国进步的文学。第二类是由日寇派出的“笔部队”以及为日寇作伥的汉奸文人炮制的沦陷区里的“皇民文学”。第三类是在沦陷区文艺报刊上大量出现的、在整体上适应了敌伪需要的风月文学、情爱文学、色情文学、鬼狐文学、秘闻文学、灰色文学、颓废文学等等。它们表面上不谈政治，脱离政治，实际上则粉饰沦陷区的黑暗现实，消磨沦陷区民众的斗志，因此为敌伪扶持和提倡。这一类文学多半由附逆作家和沦陷区里某些耐不住寂寞的、喜欢耍笔杆子的无聊文人们所写作。这一类文学面广量大，其对民众的无形毒害，超过了第二类明火执仗反共反人民的实际上的“皇民文学”。至于业余作者写的作品，或属于第一类，或客观上适应了敌伪的需要，数量也不多。《误区》作者对沦陷区文学的具体分析与《问题》作者大致相同。 在沦陷区文学中，《误区》作者所说的第二类、第三类文学，无疑在数量上占了压倒优势，从而构成了沦陷区文学的主体。关于沦陷区文学中的第一类文学，由于敌伪统治的特殊环境，只可能是少量的、少数的，构不成沦陷区文学的主体。但是《总序》作者却无视沦陷区文学第二、第三类文学的大量存在，竟说沦陷区文学经历了“短短几年时间”的“真正复苏、兴盛”，似乎在沦陷区竟出现了什么文学盛世。《前提》作者，更说什么“沦陷区文学的主体”是“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确，在对沦陷区文学的总体评价问题上，《问题》、《误区》的作者和《总序》、《前提》的作者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 分歧之二：在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问题上，是如傅雷所批评的，除《金锁记》写得成功外，其余作品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是断定她的作品尽管“远离时代与政治”，但仍然是“时代的艺术”，“它们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给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总序》），“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新质”（《前提》），她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个案》）？ 由于《总序》、《前提》、《个案》都对张爱玲的作品作了高度的评价，为了摆事实，讲道理，我只好在这里以较多篇幅对张爱玲的主要作品做一番简略的考查。 张爱玲(1921-1995)在她十五六岁时，就写出了《牛》、《霸王别姬》两篇颇有时代亮色的小说。张爱玲少年时代喜爱阅读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受到进步文艺的影响。因此这两篇小说，倾向很好。农民禄兴的牛，“活活给人牵去了”，春耕时节到来，“家家牵了牛上田”，但禄兴家却没有牛，只好卖鸡出租钱向蒋天贵家借牛耕田。谁知借来的牛却是一条蛮牛，耕田时不听禄兴指挥，反而用巨角把禄兴戳死。“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张爱玲的同情在禄兴及其妻子这一边。她在《牛》中对当时世道的不公作了控诉。《霸王别姬》里的虞姬，十多年来，以项羽的壮志、胜利、痛苦为自己的壮志、胜利和痛苦，深爱项羽。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她想到，项羽一旦成功，她老了，项羽会厌倦她，在她结束生命的时候，即使送给她一个“贵妃”的谥号，“她的生命的冠冕”也不过如此。因此，在项羽垓下突围前，当项羽对她说：“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去把你献给刘邦吧！”虞姬听后便自尽而死。临终前，项羽听见她在说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虞姬看出项羽当上最高统治者后一定会蜕变，所以，无论项羽能否突围成功，她都决定一死。张爱玲确有创作才能，16岁的她能对“霸王别姬”这一历史事件有如此新认识、新表现，不能不说是奇迹。然而，这奇迹恰好来自她那时与进步的政治相联系。张爱玲从创作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远离时代与政治”的人。 但是，年轻人的思想变化是很快的。1939年，她考取了伦敦大学，但因战争影响，未能去成英国，改入香港大学就读。她从上海去了香港。入学不久，好消息传来，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在上海《西风》杂志的征文赛中，获得第13名名誉奖。从此，成名成家成了她的奋斗目标。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寇占领了香港。这时，摆在张爱玲面前有五条路：一是留在香港；二是去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三是去海外；四是去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区；五是回已成了沦陷区的老家上海。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前四条路，她都没有走，而是走了第五条路。回上海和想成名成家，都不是坏事。果然，她于1943年发表《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后，一下子出了名。 《第一炉香》写一个女中学生葛薇龙受了姑母梁太太（实为姨太太）和花花公子乔琪乔的引诱，为了进入香港的社交圈，竟自甘堕落，事实上成了梁太太的工具，乔琪乔的玩物。这篇小说，尽管题材陈旧，但因为张爱玲对葛薇龙的处境比较易于体会，因此写来还能动人。但由于格调不高，对葛薇龙的同情多于批判，并非上乘之作。至于《第二炉香》写洋教授罗杰的心态，就显得很隔膜。那位罗杰教授竟然懂得中国人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孔孟之道，就显然不真实。果真如此，他在新婚之夜就该对愫细进行性开导而不会强行非礼而发生那场婚姻悲剧了。不过这两炉香在当时上海文坛上，毕竟是两篇文笔细致、富有才气的作品，这才引起柯灵等人的注意。《金锁记》确是张爱玲的杰作，傅雷（化名“迅雨”）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金锁记》的评价是正确、精到的，至今令人折服。《倾城之恋》与《金锁记》相比，已经低了一大截。傅雷说得好，《倾城之恋》“勾勒得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倾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么，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行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至于张爱玲的其它小说，即以被收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花凋》、《封锁》、《桂花蒸 阿小悲秋》、《留情》而言，没有一篇是上乘之作。《花凋》里的川嫦原本“痴心想等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式的人”。但是郑先生“非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他“忙着替川嫦定亲”，于是川嫦既上不了大学，也没有“合式的人”。她眼见姐姐们都嫁给了好丈夫，因而郁郁寡欢，得了肺病。而在她心里“最合理想的人”章某原先却已“另有了人”，她“又惊又气”，病情加重，终于死去。像这样一个想做一个“花瓶”而不得的没落家庭里的小姐，本来就不是一朵美丽的、有生气的花，她的凋落是必然的。虽然张爱玲对川嫦充满了同情（据说川嫦的原型人物是她的表姐黄家漪），但读者对川嫦却并无好感。《封锁》写银行里的会计师吕宗桢竟在被“封锁”的电车上与大学英文助教翠远“吊膀子”，而翠远也居然报之以芍药，“他们恋爱了”。及至“封锁”解除，电车开动：“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他俩只是相互吃了对方的“豆腐”而已。《封锁》思想庸俗，艺术上也极其沉闷。《桂花蒸 阿小悲秋》写一个为洋人做女佣人的丁阿小的琐屑的日常生活和卑微想头，但张爱玲对丁阿小却只有揶揄之心并无“哀其不幸”之意。《留情》写一对无爱的夫妻之间的相互算计，“然而敦风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当然是装模作样地“相爱着”。所以，就张爱玲的这一时期的作品总体而言，正如著名评论家李子云说的：“好像是在未经清扫的战争废墟之上长出来的一株罂粟花，妖艳炫目却又象征着死亡。”从上可见，所谓张爱玲的作品已达到了“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不过是一句过头话，当不得真的。 糟糕的是张爱玲和文化大汉奸胡兰成结识后，竟对他倾心爱恋。她赠给胡兰成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小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时，中国军民抗战已有六七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从防御转为进攻，日寇败局已定，张爱玲竟爱上了文化大汉奸并和他正式结婚，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能不使她蒙垢含羞。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后，胡兰成“只身来到武汉。因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创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汉炮制出一个日伪政权——‘大楚国’”。（注：《世界著名女作家传·张爱玲》（欧美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14页。）令人难以原谅的是，张爱玲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竟和敌伪政治相联系。她在作品中歌颂日本；嘲讽正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社会主义苏联；对还在抗日的蒋介石造谣诽谤。那些一味哄抬张爱玲的人，只字不提这些作品，嚷嚷什么张爱玲“远离时代与政治”，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这里对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曝光”。在《忘不了的画》里，张爱玲在这么一篇谈绘画艺术的文章里也忘不了对日本人称赞一番：“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而在当时，“对于训练的重视”的日本人正在灭绝人性地大肆杀戳中国人。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这样公开的媚日言论即使在敌伪报刊上也不多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区里与日寇作殊死战的军民都知道“日本的文明”究竟是什么。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哪怕是开电梯的丢了一只旧的牛奶瓶换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这么一件小事，张爱玲都没有忘记刺一下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而当时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在卫国战争中，伤亡2000万人以上。在小说《等》里，她竟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胡说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说了一遍不算，又说第二遍：“……里边蒋先生（即蒋介石）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①，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诚然腐败，但它毕竟还在抗战，而且蒋介石从来也不曾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依附敌伪的张爱玲的胆子多么大！这都是白纸黑字，赖不了的，能说张爱玲“远离时代与政治”吗？能说这些作品是“时代的艺术”吗？ 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又重新统治了上海。这时胡兰成“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但又不甘束手待毙，积极策划，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一起匆匆宣布武汉独立，并拥兵数万，妄想成立武汉军政府”。“‘独立’了13天，便分崩离析了。（注：《世界著名女作家传·张爱玲》（欧美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15-116页。）胡兰成逃到上海，曾到张爱玲处住了一宿，后又逃到温州，化名张嘉仪。此时，张爱玲一方面包庇汉奸丈夫，以稿费支持潜伏浙江乡下的胡兰成，还路途迢迢地看望背着张爱玲已和范秀美结亲的胡兰成，苦苦哀求胡兰成在她和小周（胡兰成在武汉活动时的情人）之间作出选择，在已被通缉的文化大汉奸胡兰成面前，仍然“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另一方面，她却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对抗舆论界对她的揭发、批评，大言不惭地申明：“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其实，当时舆论界指责张爱玲是“文化汉奸”，是有根据的。她不但作为知名女作家和大汉奸胡兰成结婚，而且和上海很有权势的日本人池田纪笃友善，出入汪伪第三把手周佛海的家门；日本军人宇垣大将到上海，也想与张爱玲结识。上面我引述的张爱玲的多处文字，更揭露了张爱玲所谓“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是骗人的假话。至于拿什么“津贴”，根本没这个必要。她的稿费多得很也高得很。《传奇》出版的第四天就再版，她还要“津贴”做什么？不过，当张爱玲得知国民党捉拿胡兰成不过是一阵风，胡兰成的生命已保无虞以后（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的“惩奸”，完全是装模作样给百姓看的，当不得真），她就立刻在文学作品里企图向国民党的政府靠拢。她在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里有意插进这么一段：“我注意到那绣着‘东怡剧团’横额的三幅大红缦子，正中的一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的，却供着孙中山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段文字，对于《华丽缘》的主题和“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都是不搭界的，只能理解为张爱玲急于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上海的年代里，又何尝“远离时代与政治”呢？如此作品又作能成为“时代的艺术”呢？ 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国民党统治区没有逃跑台湾仍然留在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抱欢迎态度，采取团结他们一起建设新文艺的政策。对张爱玲也不例外。上海举行第一次文代会时，正式邀请张爱玲作为代表参加。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上海文艺界领导人夏衍打算请张爱玲来担任编剧，后因为有人持不同意见，只好稍待一时。上海的《亦报》连载了张爱玲的中篇《小艾》和长篇《十八春》（后出版了单行本）。镇压反革命期间，对张爱玲毫无触动。共产党对张爱玲是争取、团结的。但是，我们后来从张爱玲的《浮花浪蕊》（收入《惘然记》，1983年）中得知，她以主人公洛贞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描写写出了她自己1952年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体验：“自从罗湖，她觉得是个阴阳界，走阴间回到阳间”。她把新中国视为“阴间”，这倒恰好用得着这么一句话：对新中国怀有刻骨仇恨！然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张爱玲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作品，却又发现她在字面上对共产党的政治比国统区留下来的任何一个作家跟得都紧，简直到了热衷为政治服务的程度。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张爱玲写在纸面上的全是假话。为了让读者了解张爱玲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阳一套、阴一套，我们不妨对《小艾》、《十八春》中的某些文字略作引述： 小艾作为女佣被主人席景藩强奸后，对主人景藩、主母忆妃，“她是恨透了他们，但是不光是他们两个人，根本在这世界上谁也不拿她当个人看待。她的冤仇有海样深，简直不知道要怎样才算报了仇，然而心里也常是这样想着：‘总有一天我要给他们看看，我不见得在他们家待一辈子。我不见得穷一辈子。’”比起《白毛女》里的喜儿来，小艾的阶级觉悟高多了。其后，小艾听说丫头连喜出逃被人骗卖成妓女的故事，“心里非常难受，对于这吃人的社会却是多了一层认识”。金槐大骂国民党，“说到后来上海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又十分愤慨”。小艾“听他说说”，“长了不少见识”。小艾和金槐后来结了婚，苦尽甘来，“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小艾在旧社会里带来的病还没有好，解放后的小艾对金槐说：“我真恨死了席家他们，我这病都是他们害我的，这些年了，我这条命还送在他们手里。”金槐道：“不会的，他们已经完了，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不会再让你死的。不会的。”小艾住进了医院，起初只是觉得那程医生人真好，三等病房那两个看护也特别好，后来才发现那原来是个普遍的现象。“她出院以后，天天去打营养针，不由得感到医院里的空气真是和从前不同了，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小艾到印刷所里做折纸工，“通过学习，把眼界也放大了，而且明白了许多事情”。小艾怀了孕，“有时候想着，现在什么事情都变得这样快，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象了吧？” 比起《小艾》来，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对共产党政治的服务更到了触目皆是的程度： “我觉得我姐姐（曼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指解放前的旧社会）逼得她这样的。”“我也不是个共产党，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指往苏区）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 “我告诉你一桩事情。别的朋友面前我都不说了，告诉你不要紧——我预备到解放区去。”（按：叔惠去的地方是苏维埃地区，简称苏区，那时还没有“解放区”的说法）“像我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可政治不清明，简直就没法子安心工作。”“其余都是些有名的乡绅，其实也就是地头蛇一流的人物，靠剥削人民起家的”。 “她（指曼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长大的，那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她都很习惯了”，“在她看来，善良的人永远是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人生俱来的，因此只有忍耐。她这还是第一次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她胸中充满了悲愤。”“到底是解放区那边什么人才都有。”“从前我们医院的院长（指张慕瑾）给国民党捉去了，冤枉他是汉奸，跑到医院里来搜，简直像强盗似的，逼着那院长太太叫她拿出钱来，把她吊起来打，拿火烧她的脚后跟。……”“你可以加入家庭妇联（按：新中国成立后并无“家庭妇联”那样的妇联组织，是张爱玲自己编出来的组织），她们那儿有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可做，有机会还可以参加学习，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思想很快就可以搞通了。”“老实说，我对新中国的前途是绝对有信心的，可是对我自己实在缺少信心。”“你（指世钧）要到东北去（工作）我也要跟你一块儿去。”“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我结果是弄得家破人亡！” …… 我之所以摘来这么多张爱玲在《小艾》、《十八春》中如此紧跟共产党政治的话语，只是为了指明：一、张爱玲及其作品不是“从来没有涉及政治”，而是从敌伪统治时期起她的创作一贯与政治密切联系，而她生活在新中国的日子里，她在文学上紧跟共产党的政治比任何一个原在国统区的作家都更要表面化；二、张爱玲在心底里把新中国看作“阴间”，但她在作品里却把“阴间”写成光明的“阳间”，把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解放前的旧社会写成黑暗的“阴间”，如此阳一套阴一套，也是国统区留下的作家们中间所仅有的；三、张爱玲把对新中国的仇恨隐藏得这么深，而对新中国的歌颂又歌颂得如此表露，这倒真有点难为了她；四、凡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有点感情的人，如果得知张爱玲一方面把新中国看作“阴间”，另一方面又在《小艾》、《十八春》里对共产党这样歌功颂德，对国民党这样大骂特骂，仍然还要做“张迷”，是不是有点儿“冤大头”？！ 1952年，张爱玲去了香港。很快供职于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新闻处。麦加锡是她的顶头上司。张爱玲在香港期间写出了《秧歌》、《赤地之恋》两部思想上反共、艺术上拙劣的作品。麦加锡后来很得意地告诉著名女作家陈若曦：“是他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秧歌》写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被勒索“捐献”，终于“暴动”。女主人公月香纵火焚烧粮仓，却丧身火海。不久，村民们奉命备齐年礼，扭着秧歌到军属家去拜年。《赤地之恋》写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在张爱玲的笔下，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土改”，反对腐败的“三反”，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全被写得面目全非，黑白颠倒。这时，张爱玲已明目张胆地、肆无忌惮与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密切联系，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服务了。当年曾经发表过张爱玲的较好作品《金锁记》的老作家柯灵直率地说，《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从上可见，有奶便是娘，就是张爱玲的“创作趋向”。不同的只是，张爱玲对敌伪、国民党政府、美帝国主义，是心里“叫娘”；而对共产党是心里“骂娘”。 所谓张爱玲及其作品“远离时代与政治”，完全与张爱玲的创作实际不符。“远离时代与政治”之作反而成了“时代的艺术”，也与张爱玲创作实际相悖。至于说张爱玲的作品达到“历史水平”，“给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张爱玲的“创作趋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新质”，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都和张爱玲的创作实际相去远甚。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张爱玲之所以在沦陷时期走红上海，很大一个原因即在于，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的优秀作家或到革命根据地或撤退到了大后方。被迫留在沦陷区的作家，有的忙于做地下工作，写文章只是余事，而且他们不可能有言说自由；有的隐居；有的暂时搁笔；加之，敌伪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柯灵语），所以，被《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费力收罗来的作品，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上佳之作。这也并不奇怪，正如迅雨（即傅雷）说的：“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 分歧之三：对沦陷区文学和沦陷区作家作出评价时，是既要谈文，还要论人，讲究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还是谁讲究民族大义，谁便是“仍停留在大陆地区九十年代以前和台湾《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的思维框架和定论之内”（《前提》），“在学术上是谬误的，在政治上是很不负责任的”（《个案》）？ 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既谈文，又论人，把“文”和“人”相统一。特别是在涉及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时，一点也不含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所以，尽管明末阮大铖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但因他投降清王朝却不齿于士人；吴梅村失足仕清，他在临终前的绝命诗中谴责自己：“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抗战时的附逆作家周越然也还有羞耻之心，曾在《从林庚白想到南社》一文中说：“我自己也做过南社社员。当时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文学气节，我真惭愧！”世界上有过多少文明古国，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早已不存在了。古埃及也已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所取代。印度在外国人统治时尚能保持国家的统一，一旦外国人离去，立即分裂。惟我中国，自有国家以来，从秦汉起始终保持中国的统一，即使有少数民族短时期入主中国，也很快融入统一的中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因而一直独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重要原因之一，即中国人讲究民族气节，讲究民族大义，当异民族入侵中国时，中国民众必奋起反抗，绝不投降屈服。凡是汉奸、民族败类，在中国只能身败名裂。出于民族大义，国民党人刘心皇先生“于1980年出版了一部《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派遣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伪文化部门的情况，把一部分坚持爱国、进步立场的作家、评论家也列入‘落水作家’，即文化汉奸之内，这是他的失误。但除此之外，这部‘沦陷区文学史’坚持‘以存史迹，而分忠奸’的民族立场是正确的，可贵的。他说出的‘落水作家’共分七类的标准，也是有道理的。”（注：《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作者裴显生。）这是讲历史。 再讲现实。1998年，在“统”“独”之争的背景下，台湾出现了“皇民文学”复辟事件。张良泽以《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为名，从1998年2-6月先后在台湾三家报刊上刊出17篇“台湾皇民文学”作品，并发表三篇文章表述了他对“台湾皇民文学”的观点。台湾的爱国人士——著名作家陈映真、著名评论家曾健民、刘孝春等先生迅即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正、严肃、严厉的批判。也许是偶然、巧合，在1998年12月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中，如《误区》作者所指出的，收入汉奸周作人文艺理论文章两篇、散文五篇，汉奸胡兰成散文四篇，汉奸柳雨生散文三篇、小说一篇，汉奸张资平小说一篇，附逆作家张爱玲小说六篇、散文五篇，附逆作家苏青小说四篇、散文八篇，附逆作家路易士诗歌十八首，共五十七篇（首）。其中除了《金锁记》外，并没有什么足称的好作品，从事过抗战文学和反法西斯文学创作的作家，绝不会承认它们是“抗战文学”、“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尤其令人惊异的，《大系》竟把周作人的鼓吹‘复兴中国，保卫东亚’的‘皇民文学’之作也选收在内。周作人在《中国文艺复兴之途径》一文中，赤裸裸地鼓吹：‘……用最通行的话来说，即复兴中国，保卫东亚。’”“这样的文章，编者应该是能警觉的，但仍以‘存目’的形式把它收入《大系》中。”（注：《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作者裴显生。）在此以后，《总序》的作者又为一本名为《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书籍作序，他说：“中国人真是一个既极为可怜又极为可怕的群体。”“由于缺少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彼岸关怀，缺乏一种精神砥柱”，“都成了一个个软体动物。”（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对中国人作了如此不符实际的反爱国主义的估价后，“序”作者和《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某些作者对中学语文教材宣扬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的作品竟一概予以否定。文天祥的《正气歌》，“充斥太多失败主义”，“让人提不起精神去欣赏”，不该收入教材。鲁迅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全已‘过时’”。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不但“过时”，而且“让学生学会‘仇恨’”，“语文课有必要选这种文章吗？”“《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压在心上的坟”，等等。尤其使人愤慨的，他们竟大肆攻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不仅否定该文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艺术性，而且公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美国说成和平的守护神，把中国说成和平的破坏者，说《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鼓吹民族间仇恨”（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由此可见，一些人不讲民族大义，不讲民族气节，不讲大是大非，已经滑进了为美帝国主义张目、污蔑祖国的深渊。《文艺报》于2000年3月11日发表长篇文章《拯救还是戕害》，对《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作序者和某些作者进行严肃批评，是完全必要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口加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