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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当代文化的图像化转向以及向大众消费娱乐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学的转型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机”，同时也正遭遇着某些不容忽视的“危机”。关注和讨论当前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与危机，目的在于促进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使其不至于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随波逐流迷不知返，也不至于在“图像化转向”的潮流中被吞噬掉。〔 关键词 危机论生机论图像化文学形态文学特神 管怀国的《文学“危机论”是一个伪命题—与赖大仁教授等商榷》①一文，对我和一些学者在有关文章中所讨论到的文学“终结论”以及关于当前文学危机问题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危机论”是一个伪命题，既不符合事实，也缺乏理论和逻辑上的证明。他的看法倒也非常干脆毫不含糊:当今文学形势大好，没有“危机”，只有“生机”。其实，我(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如金惠敏、周宪等)在一些论文中讨论上述问题是具有理论前提的，而且对于当今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看法也是持辩证观点的。即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当代文化的图像了长砖向以及向大众消费娱乐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学的转型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机”，同时也正遭遇着某些不容忽视的“危机”。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下，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我们对当前文学转型发展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潜存着危机性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以期引起文学界应有的警惕，使文学不至于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随波逐流迷不知返，真的陷人西方“文学终结论”的符咒之中。我想，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不至于会有什么大错，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之处。但是，管怀国似乎出于一种论战的激情与冲动，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推到一个极端化境地，同时也把文学的“生机”与“危机”问题设置为两种对立的立场，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生机论”的正方，而将我和一些学者强行设置为“危机论”的反方，然后便以堂 吉诃德式的英勇姿态，拉开了论战的架势。不过，鉴于管怀国提出的质疑比较尖锐，所讨论的问题也比较重要并为人们所关心，可以说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所以我想还是有必要对管文中提出的质疑作出回应，请学术界各位同仁指教。 首先我想分辨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我所讨论的当前文学的危机，与管怀国所批评的文学“危机论”有什么不同。按照管怀国的理解和定性，文学“危机论”是西方“文学终结论”的中国版，是关于当前中国文学已陷入全面“危机”并将进一步走向“终结”的一种整体性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提出、也从来没有认同过这种所谓文学“危机论”。我在一些论文中讨论到当前文学的危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本前提之上的:从当前文学的整体情况看，既存在充满“生机”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危机”的一面，这种危机是指某些现象或某种局部性的危机。这就如同医生对人体状况的职业性诊断:一种情况是说你这个人总体上还算健康，但也存在一些病症隐患，如果不加注意任其恶化，将会酿成大祸。这能不能说是一种“危机”呢?另一种情况是说你这个人已病人膏育，没有救治的希望了。这两种判断和态度肯定不是一回事。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如管怀国所判断的那样:身体倍儿棒，一点毛病没有!以上几种情况，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当前文学的实际呢?能不能说当今的文学发展中一点儿“危机”也没有呢?我想人们自有判断，不过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 其实，在20世纪末希利斯米勒等人将西方“文学终结论”的话题引人中国后，围绕着文学的现实变革与发展前景问题，文学界曾经展开过很热烈的讨论，虽然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还是赞成用辩证的态度和眼光来看待当今文学的变革发展，就是既看到当代文学顺时而变的积极一面，同时也看到这一新潮流所带来的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主张以谨慎的态度加以应对。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曾作过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述评，并且也表达了自己比较积极的认识见解。①另外，即便是对于米勒等人所谈到的“文学终结论”，同样也不能简单化地理解和对待。他们谈论这个问题，也并不等于完全肯定这个命题，更不是要给文学下死亡通知书，诅咒文学早日消亡，而是直面当今文学所遭遇的危机，力图为文学寻求新的出路和生机。对此，我也曾这样表述过自己的理解和看法:“米勒虽然一方面看到了当今的文化研究转向，也预言了文学研究的终结，但另一方面，他又相信传统的文学理论依然活着，仍然执著于他终生热爱的文学研究，并以其开放性的姿态和变通性的策略，努力为文学研究寻求新的生机和发展空间。这就是米勒(也许包括德里达)式的悖论。从这一悖论式理论的解读中，我们所能获得的领悟是:无论文学还是文学研究，它是活着还是死去，并不一定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也未必取决于我们一味乐观还是忧心忡忡，重要的是要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执著的信念，同时还有一种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若此，就有可能使文学和文学研究绝处逢生，获得新的生机，开辟新的前景。”②这样的理解和看法，与管怀国所批评的那种悲观主义的文学“危机论”也肯定不是一回事。 在上述前提性问题分辨清楚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正如管怀国在商榷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的确是从两个层面谈到当前文学的危机问题:一是从文学形态的层面讨论，这主要与当代文化的“图像化”转向有关;二是从文学精神的层面讨论，这又与当代文化向市场化和消费娱乐文了长砖型有关。当然这两者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里先从前一个方面谈起。 关于当代文化的“图像化”转向这一基本事实，大家也许没有多少争议。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向将会带来什么?如果我们不分对象和语境，不加区别地把图像文化贬抑为低层次、轻量化的文化形态，似乎全是消极负面作用，这肯定不对;但如果以为图像文化是对语码文化的超越与进化，是更高级的文化形态，似乎只有积极作用而没有负面影响，这也肯定不是事实。仅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当下的文学正努力与图像联姻，打造一些新的文学样式与文本形态，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但另一方面，图像霸权的日益扩张，使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萎缩，或者在其威逼利诱之下迫使文学成为图像的附庸，而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想象艺术的一些本质特性正在被消解，这同样是一个基本事实。实际上，“图像化”转向在西方社会早已发生，它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都有目共睹，许多西方学者都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批判反思。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对这种现象就只能欢呼而不能批判，只能谈“生机”而不能谈“危机”呢? 实际上，从中国学术界的情况来看，也仍然有不少学者坚守批判立场，并不因为有人不高兴而放弃批判反思。比如，周宪是较早研究图像文化转向的，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再次论到这个问题。文中不仅以许多具体事例描绘和证实了当今文化“图像化转向”的事实，而且深刻指出了这种“图像化”已经形成了对于文字读 物的“摘权”，带来了文学不断被影视图像“殖民化”的 现实，甚至造成了当今的“图像拜物教”，“这个局面目 前尚难判断，究竟是有利于文学自身的发展，给文学带 来新的生存空间?还是潜藏着文学愈加边缘化的危 机，迫使文学‘沦为’影视强势文化的‘奴仆’?”①要对此 作出准确的判断分析，的确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 对于主要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学来说，面临更严峻 的危机和挑战，也许并非虚妄之言。在这样的现实面 前，我以为不能只看到图像化转向给文学带来的“生 机”，同时也有必要指出图像霸权扩张可能带来的负面 影响，以及文学有可能遭遇的“危机”，从而保持应有的 警惕，使文学的本质特性不至于完全丧失掉。这样的 立场和态度有什么不妥或不能理解呢? 而管怀国等“生机论”者却另有一种逻辑，即认为时变道亦变，时变形亦变，无论文学的形态还是文学的概念定义，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移动变化的。管文还列举了一些中外文学史上的例子来加以论证。如此推论下来，得出的结论便是，如今既然已是“读图时代”，文学当然就要图像化，而“图像文学”作为新兴的文学形态，未必就不优于传统的文学形态。如果说它已不具有传统文学那样的特性，那就应当修改文学的概念定义。这种理论逻辑表面上看来似乎挺符合历史发展观，但如果细加思考就会发现它的似是而非。 我们当然承认历史发展观，承认事物是与时俱变的，从文学形态到文学概念定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变化，这是个常识。但问题在于，事物的与时俱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度”的考量。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作为一个事物，是不是应当有一个最起码的“质的规定性”，如果某一事物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或基本不具有了这种质的规定性，那么还能不能继续叫做该事物就值得怀疑了。在过去千百年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文学的形态和概念怎么变，作为文学“质的规定性”的东西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是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和“想象的艺术”，人们也正是以此来给“文学”下定义的。我这里想说的是，在图像文丫匕法向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文学形态的“泛化”发展肯定不可避免，但问题是这种“泛化”有没有限度?如今被称为“文学”的名目越来越多，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摄影文学、图像文学、广告文学、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断“泛化”而来的文学形态，究竟是标志着文学的繁荣发达呢，还是意味着文学将在这种主动或被动的“泛化”中走向“异化”和自我 消解之途呢?我姑且存疑。 仅以“图像文学”而论。如果其含义是指在文学文 本中插人图画，其实过去的绣像小说和后来的插图小 说便是如此，其中图画是少量的、起点缀作用的，而且 图画是根据文本内容来画的，写作者根本不考虑图画 的因素。这种文本形态的文学特性与价值无人怀疑。而如今一些“图像文学”，一是在高技术条件下图像越做越精美足以夺人眼球;二是图像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乃至以图像为主;三是把“以图配文”改变为“以文配图”，文字成为一种附庸式的说明和注释;四是从观赏角度看，读者一册图书在手，显然首先为直观图像所吸引，而且图像越精美，越具有感官刺激性，就越会在最大程度上吸引乃至占据读者的全部注意力，这样对文字的关注就极为有限了，至于作为文学所特有的语言艺术魅力和文学性的想象力，在直观图像的挤压与遮蔽之下可能就更无从谈起了。还有所谓“广告文学”之类，无非是在商业广告中借用诗意化的语言，或者说运用某些文学性的手段来强化商业宣传的效果，其本质性的东西究竟是“广告”还是“文学”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此类新的“文学”形态，除了盗用一个“文学”之名，究竟还能剩下多少属于文学的本质特性呢?当这类新的“文学”形态失去了(或所剩无几)作为文学的本质特性之后，却仍然冠以一个“文学”之名还有什么实质意义呢?或者如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干脆把关于“文学”的概念定义改掉算了!但这样是否合乎情理逻辑呢? 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朴素，图像文化就叫图像文化，广告文化就叫广告文化，在当今“读图时代”，它们自有存在的根据和意义价值，对此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只不过我同时认为，即便是在当今“读图时代”，也仍然有必要肯定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和想象艺术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价值，并进而关注它在当前所可能面临的间题与危机，积极扶持它健康发展，使其不至于在“图像化转向”的潮流中被吞噬。这有什么不对吗? 我在文章中的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说当前文学存在危机，不只是图像转向或文学“泛化”所带来的危机，而是其生存前提即“距离”消失所带来的危机;不只是“文学性”的危机，更是“文学质”即文学精神的危机。我并且强调，这是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来看问题，认为这种文学的危机，说到底还是反映了当今社会生活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人的生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匾乏。①如果要稍加补充的话，我想指出，这种情况显然与当代文化向市场化和消费娱乐文化转型有关，与娱乐至上、消费至上的后现代文化观念的盛行有关。 显然，管怀国等“生机论”者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当今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时代，并不存在人的生存的片面性和精神匾乏，尽管问题依然存在，但问题不等于危机。文学的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精神的自由与身体的自由是不可分的，因此任何文学都是人的精神欲望也同时是身体欲望的产物，并且身体欲望还理应是最底层的动机基础;即便是文学中对身体欲望的“过度”表达，也可以逻辑地理解为对身体欲望历史进程的一种恢复性地反拨。②应当说，他站在现实立场上所作的这番辩护是相当有力的。然而，这种辩护并没有切中我所讨论问题的实质，并且就其基本观点而言，无论从学理逻辑还是实践原则上都是值得进一步质疑的。 不言而喻，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以及所带来的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但问题显然还有另一个方面，从人的合乎人性地生存发展要求来看，显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出现了另一种人的片面性和精神匾乏现象。比如，电脑网络技术的发达及其网络世界的创建，无疑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另一方面，网络却也可能带来人性的迷失，使人(尤其是青少年)深陷“网瘾”，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中而不能自拔，乃至酿成种种人生悲剧。现实中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再比如，相对于过去时代的僵化保守、贫穷落后、人性欲望的严重束缚压抑，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性解放，包括对身体欲望的解放，对人生快乐的追求，的确可以看作是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恢复性反拨，甚至可以说标志着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但另一方面，从一个时期以来的某些现实情况看，这种历史性的反拨又有导向另一个极端发展的趋向。在一些人那里，金钱至上，享乐至上，消费至上，身体欲望的满足至上，几乎成为唯一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确是“穷得只剩下钱了”;对于消费的追求，也正如苏珊 桑塔格所说“消费的自由已经等同于自由本身了”③。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其近著《理论之后》中描述说:“把快感作为终极现实的享乐主义者，其实与义愤填膺的清教徒们是一样的。他们都受到性的折磨，他们都把认真等同于真理。以前，清教主义的资本主义不让享受人生，好像一旦有了这样的享受，我们就再也不会朝工作间里看一眼了。……而现在这个令人愉快的、提倡消费的资本主义，则劝我们要不知羞耻地尽量满足我们的感官需求，不仅要消费更多的商品，还把这个体系的延续看作是我们的成功。谁若不能销魂般地享受感官的愉悦，那么夜深人静时分，一个可怕的歹徒、即所谓的超我就会造访他，它对他不尽情享受的惩罚，就是让他感到无比的内疚。可是，既然这坏蛋横竖都要来折磨我们，那就让我们索性跟着感觉走，痛痛快快地享受吧。’，④这不也正是我们当今现实生活中某些现象的写照吗?这些能不能说是人的生存的片面性呢? 而且，从文学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关系来看，两者显然存在着彼此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的生存发展状况会在文学中反映出来;另一方面，文学对人生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价值观，又必然会对人们的生活实践发生影响—正因此，文学的价值导向问题才值得引起特别的关注。 毫无疑问，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性解放(包括身体欲望的解放)和对人生快乐的追求相关，当代文化与文学也随之向市场化和消费娱乐文化转型，这显然也包含着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要求。但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代文学发展中也出现了过度追求欲望化表现，以及娱乐至上、消费至上的极端化倾向。在相当一部分文学写作中，“人性”被抽去了人的丰富内涵只剩下了“性”，文学被消解了审美精神而简化为搞笑取乐，于是，文学在大众化的名义下不断走向低俗化，在人性化的名义下不断追逐欲望化。这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现在许多人一窝蜂地扑向“性”，简直就“像一个禁欲了半辈子的老光棍，他在无意之中撞上了性之后，便急吼吼地非要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甚至在当今的一些文化研究中，“身体成了极其时髦的话题，不过它通常是充满淫欲的身体，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体。让人有强烈兴趣的是交靖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⑤。如果说这种现象在新时期初还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与人性解放的意义，那么到了如今所谓后现代消费主义时代，这一切差不多就只剩下消费和娱乐的意义了。 问题还在于，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人的身体欲望还被作为潜力巨大的商业资源而无尽开发，文化(文学)消费和娱乐创造出巨大的商业利益，反过来商业市场则会不遗余力地打造和张扬消费至上、娱乐至上的人生信条，由此形成商业利益与消费娱乐之间的不断循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有一句名言，“市场没有心”。通常市场只讲商业利益而不管道德良心，当文学被驱赶或引诱进人消费娱乐市场时，它还能保留多少自由与超越精神呢?如此“一边倒”的状况难道不是另一种人性与审美精神的扭曲吗?管文中说“表达身体欲望既具有本质意义上的合理性也具有伦理道德上的正义性，’;“符合法律规范下的愉悦，可以是也必须是自身的目的”。这个命题在人的生存的最低限度，即“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律底线范围内当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文学的自由精神仅限于此吗?文学除了坚守法律的底线之外，是否还有必要担负起守护精神道德家园和提升人性的责任呢?俗语云:人性之逐欲逐乐，犹如水之就下。如果人的生存放弃了从身体欲望的满足向人性丰富性(包括精神自由)的提升，“一边倒”地追逐欲望消费和娱乐至上，甚至如美国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娱乐至上”的观念在当今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娱乐至死”的精神，并且发挥得越来越淋漓尽致，而当一切包括政治、宗教、教育等都变成娱乐的时候，我们人类将走向危险的境地。当今的文学是否也正在走向这种境地，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关于文学艺术的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关系问题，也是管怀国质疑的一个重点，这里有必要专门讨论一下。我在文章中认为，当今文学的泛化转向，很大程度上是朝着世俗化和消费性转向，不断导向与日常生活的合流，由此带来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消失。如果说现实生活的逻辑是力图消灭“距离”，那么艺术的逻辑恰恰就是要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将精神引向对现实的超越与升华。如果文学艺术完全世俗化了，它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消失了，那就意味着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消失了。①管怀国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文学艺术的逻辑和现实生活的逻辑与其说是相反的关系，不如说是一种双向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保持着同构性，‑w。我觉得他在这里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搞混了:一个是文学艺术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 题;另一个是文学艺术的“逻辑”和现实生活的“逻辑” 的关系问题。就前一种关系而言，的确可以说“两者构 成一种双向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最本质的意义上保 持着同构性”，这无须过多论证。而后一种关系就未必 如此了。这里所谓逻辑，是指客观的规律性。文学艺 术和现实生活虽然存在着互动关系，但毕竟属于两个 不同的领域，它们各自的“逻辑，，即所遵循的规律性应 当是不同的。 按我的理解，现实生活的逻辑在本质上是追求“实然”的，即人们都真实地面对各自的生存现实，真实地追求各自愿望(欲望)的实现，以及真实地获得相应的生存体验(包括肉体与精神的真实体验)，并以此为满足(或不满足)。而文学艺术的逻辑在本质上则是以“应然”为追求目标或参照尺度的。如果说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审美，那么艺术审美的本质及其内在要求便是以“应然”为价值取向，以表现审美理想为指归。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艺术的逻辑与现实生活本身的逻辑判然有别。事实上，真正的文学艺术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拉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并以“应然”为价值取向，或者对现实生活加以审美观照与反思，以艺术的方式张扬其美，批判其丑;或者借助于艺术想象与幻想，表达超越现实的审美理想。我们说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距离”，这个“距离”的本质正是“应然”与“实然”的距离。正因此，我认为文学艺术的逻辑与现实生活的逻辑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是“异质性”而非“同构性”的。如果真要像某些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极力消解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差异性，抹去彼此间的距离，混淆两者的逻辑，所造成的结果，就只会像当下一些“私秘写作”、“身体写作”那样，把现实中的个人生活隐私和感官体验直接移人作品，完全是“实然”性的描写和欲望化的叙述，没有距离，也谈不上什么审美意蕴与审美理想。这样的文学恰恰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违背了文学艺术的逻辑或者说规律性，因而“文学性”价值极低，甚至完全不具有“文学性”价值。这正是当今文学的“危机”之一。 在这里我注意到，管怀国一方面并不赞成我和一些学者关于“文学即距离”的观点，也不同意我们关于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距离的消失将导致文学“危机”的判断;但另一方面却又承认，文学与现实生活总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只不过他对这种距离做了另一种理解阐释:“无论文学世界具有怎样的形态、反映怎样的内容，它总会具有不同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特点和形式—文学性。……这种经过思辨过程并注人了我们情感、趣味、意愿和欲望的‘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永远都是有差异的。语言即存在，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与日常生活中那种存在的语言永远都是有距离的。”文中引用一些学者的话反驳道:“难道有不以‘距离’为其存在前提的文学吗?’’“图书市场再怎么向着消费主义发展，所有被归结在文学名下的作品，都不可能脱离文学性 一不管它局限于多么有限的范围，它的存在就是所有文学作品的根基。”①很显然，在管怀国理解阐释的逻辑中，文学的距离片文学语言(包括图像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的距离二“形而上”的思辨过程=文学性;因此，所有被归结在文学名下的作品，都是具有文学性的。 我以为，管怀国的这个论断是有问题的。第一，文学语言、图像乃至其他一切符号化的东西，就其所创设的符号化世界并非现实世界本身而言，它们与现实生活之间无疑是拉开了距离的。但这就是文学的距离吗?就必然具有“形而上”的思辨特性吗?就必然具有文学性吗?倘若有人用语言(而且还可以是非常艺术化的语言)、图画、图像等各种符号形式，绘声绘色地大肆描写淫乱、暴力等场景和过程，甚至还可以借助于想象把某些东西渲染到极致(事实上这一类写作现在并不少见)，它的确是符号的(或姑且说是文学的、想象的)世界，而不是现实中的淫乱、暴力行为本身，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是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的。那么，能不能因此说这一类的作品就具有了“形而上”的特性乃至文学性呢?它们算不算“被归结在文学名下的作品”呢?如果算作文学，为什么会招致社会众声唾骂，乃至需要“扫黄打非”呢?如果不算文学，那又为什么不能算，这类写作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用上述理论能够解释清楚吗?第二，也许正是由于对文学的“距离”、文学的特性乃至“文学性”作了如此极宽泛、极低层次的理解，因而从理论到实践，都带来了文学性的无边“泛化”的趋向。而文学性“泛化”的结果则是文学与生活现实之间距离的日渐消饵乃至“趋零”化，于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或“审美日常生活化”便合乎逻辑地成为新潮观念，使一些人趋之若鹜。更有一些人以此为新潮时尚，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下，把日常生活中的个人隐私、“下半身”体验以及种种糜烂生活加以所谓“审美化”描写，堂而皇之地以“文学”的名义出卖。这种文学性的极度“泛化”，导致文学根本精神的消解，这难道不正是当今文学危机的症候之一吗? 总之，我感到管怀国等“生机论”者的基本立场和逻辑，一是“存在即合理”，无须怀疑;二是变化即进化，进化即进步，就应当肯定叫好，因此回避现实问题，讳言危机。而笔者从人的合乎人性地生存发展的要求出发，认为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变化也未见得就是进步。事物的变化如果违背它自己的本性，变得不是它自己，甚至排斥它自己，这就会走向“编洲七，，，就会带来“危机”。人的现实发展是这样，文学的“泛化”发展也是这样。 原载：《学术月刊》2006年6月第38卷6月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