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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探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首先刊载了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文章《思想史能否取代文学史？》，在这篇文章里，他针对“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发表评论，担忧思想史是否会取代文学史，即关注以前鄙弃的“外部研究”，热衷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进入评论，并力图介入政治的、社会的批判，是否会忽略到文学本身的审美诉求。这篇文章很快就引起了讨论和反响，同年11月28日的《中华读书报》登载了南京大学赵宪章教授的回应文章，在《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一文中，他对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边界正在消失这一现象表达了同样的忧虑。2002年1月5日至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华侨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全国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泉州市国立华侨大学举行，吸引了全国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2006年第1期的《天津社会科学》开辟了“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笔会专栏，刊载了张宝明、张光芒、姚新勇、林岗等学者的文章；同年9月，《新华文摘》对温儒敏、张宝明、张光芒三人的文章进行了部分转载，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今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刊载了温儒敏教授《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温教授再次表达了对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史热”问题的担忧。 一个问题绵延几载，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并且反复被提起，表示问题仍在，对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研究与探讨还在继续。 不可否认，中国文学百年来的历史，是在各种力量的碰撞之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与中国坎坷的政治、复杂的社会相交杂的历史。从传统来看，有“文以载道”的古训；从现实来看，诸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十年“文革”、人文主义思潮的政治、历史事件或者社会运动、思潮等，无不给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影响。这就注定了完全脱离思想来谈现代文学、完全脱离思想史来谈现代文学史不仅没有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史，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等各个方面。但是，思想史和文学史这两个概念虽有交集，却并不完全相等。正如温儒敏教授在《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所说：“一般说来，思想史主要是叙述各时期思想、知识和信仰的历史，处理的是能代表时代特色或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主要应该是文学创作及相关的文学思潮的历史，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作品。”文学研究，要体现的正是其审美特点和艺术个性，而非其它。 “思想史热”典型地体现在对于鲁迅的研究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文学之中，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如《野草》等，的确具有独特的生命感受和哲学思想内涵，但是这些思想，仍然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的；我们研究的，应该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怎样在创作中表达出他独特的“人生哲学”，而不必将他放置到整个哲学史和思想史中去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阐释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论文，在这些文章中，鲁迅被拿来和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进行比较分析。更有诸如《鲁迅哲学思想研究》作为哲学史论著出版、《鲁迅的政治思想》作为中文系硕士生毕业论文的实例，这就偏失了文学研究的道路。类似的还有林语堂。写作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啼笑皆非》《中国人》等著作的林语堂，在“思想史热”中也不可避免地被当作了一位哲学家来研究，“林语堂的哲学思想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题目。而实际上，以《生活的艺术》为例，这只是他用感性的文字、闲散的笔调写成的个人的“抒情哲学”。他的文章虽然涉及不少的哲学学说，并力图用哲学的观点来解析人生，却没有系统的理性的阐述，并不能算是哲学著作，从文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更加合乎事实。“文革”结束之后，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文学流派的命名，明显地具有思想文化的含义。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作品的确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在对他们进行研究的时候，也不应当只谈其思想意义，而忽略了其作品具体的审美价值。 辩证地看，文学的“外部研究”可以拓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是有好处的。例如，有学者从经济社会的发展、稿费制度的建立等角度来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卓有成效；有学者研究沈从文在建国前后的思想变化，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他的作品。这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在文学的范畴之内。直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判定文学，发掘思想性，忘却文学自身的特质，就失去了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毕竟，文学不是哲学、社会学，也不是政治学、历史学，思想性的有无、强弱也绝不是判断一部作品好坏的全部标准。 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咀华集》，至今仍是文学研究经典之作。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李健吾先生的批评文字时，仍会对于他杰出的艺术感悟力赞叹不已。让我们截取《<边城>——沈从文先生作》一文中的两个片段，看看他是怎样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进行文学鉴赏与批评的： 沈从文先生便是这样一个渐渐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有些人的作品叫我们看，想，了解；然而沈从文先生一类的小说，是叫我们感觉，想，回味；想是不可避免的步骤。……他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大多数人可以欣赏他的作品，因为他所涵有的思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的。 《边城》便是这样一部idyllic杰作。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 李健吾先生秉持的最高标准，是艺术审美的。阅读如此美的作品和批评文字的时候，我们也在为今天充斥着理论与思想、惟独缺少美的发现的文学研究感到担忧，70年后，我们的文学研究反而失去了最为本真的状态。 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用人性的发展作为贯穿，从艺术的角度追寻历史，为我们奉上了精美的古代文学史盛宴，对于现代文学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同样，我们并不把《关雎》看作是“后妃之德”，我们欣赏的是它优美的旋律和文辞、对爱情的热切渴望；我们也并不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具有反封建思想的著作”来读，我们更愿意欣赏它诗化的语言、精彩纷呈的故事和各具特色的人物性格。当我们面对一部文学作品、一个时代的文学时，倘若不是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判断，而是苦苦追求其思想性、社会价值时，中文学科也就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地步。现代文学史被沉重的思想性——可能是社会政治革命，可能是伦理道德，也可能是思想意识——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不由追问：文学研究何时才能回归本身，恢复轻盈、婀娜的体态？希望有一天，掀起文学史的盖头来，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文学研究，而不是思想史、社会史、哲学或其它。 原载：《文艺报》2007-06-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