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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世言》自从被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先生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影印出版，至今已有11年。据笔者统计，十多年来研究《型世言》的论文达六十余篇，各种点校本也有十多种之多。可以说，在话本小说中，其研究热度仅次于“三言”、“二拍”。 研究者对《型世言》的评价也往往与“三言”、“二拍”相并提，《型世言》发现者陈庆浩也是第一个将《型世言》与“三言”、“二拍”相提并论者：“以后我们提到明末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就不能只说‘三言’、‘二拍’，而是要说‘三言’、‘二拍’、‘一型’，‘一型’指的就是《型世言》”（陈庆浩：《导言———一部佚失了四百多年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的发现和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从艺术上看，《型世言》不如‘三言’的生动活泼，自然天成，但却比‘二拍’写得细致、精练……自今而后，论说明代短篇小说集只提‘三言’、‘二拍’而不提‘一型’，那便是绝大的疏忽了！”（陈辽：《〈型世言〉研究三题》，杭州大学学报， 1994年第1期）“和‘三言’、‘二拍’一样，《型世言》也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璀璨明珠。”（张兵：《〈型世言〉：话本小说的又一重大发现》，复旦学报，1994年第2期）对《型世言》有类似赞誉之词的论文还很多，笔者不再罗列，虽有黄霖先生对此提出质疑（《怎样阅读〈型世言〉》，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4期），但占主导地位的评价仍是将《型世言》与“三言”、“二拍”并提，笔者对此类评论不敢苟同，并作一不同于黄先生的论述。 笔者并不否认《型世言》重新问世后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一）《型世言》的发现，解决了《幻影》、《三刻拍案惊奇》、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之间学术界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无疑对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二）《型世言》保留着大量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纯口语性的语言描写，为研究汉语词汇，尤其是明代词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三）《型世言》成书方式也是小说史上值得注意的新现象，陆云龙、陆人龙兄弟利用书坊主的便利，对该书的素材搜集采用了征文的方法。《型世言》这种征稿成书方式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迄今为止，这是最早的关于明清小说征文的史料。（四）《型世言》是明末话本小说中较早地突破了原有话本体制的集子，这表现在淡化头回，加重入话，取消篇尾诗，减少说话套语，基本上取消了边叙边议的做法，减少与读者的直接交流，也没有“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之类的韵文套语，而带有个人创作色彩的议论明显增加。它所改造的一套体制体现了话本小说在明末以后日益文人化和案头化的发展趋势，比《型世言》稍晚的明末话本小说编创中也陆续出现了这种现象，如《欢喜冤家》，《清夜钟》。清初以后，这种体制的倾向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五）《型世言》直接取材于明代社会现实，全书40回，除6回演绎明代的人物故事，但没有明确点出，其余34回，均明确说明取材本朝之事，较广泛地反映了明代特别是晚明的现实生活。 但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以上引起研究者注意的现象都是隶属于文学本身之外的附属产物，不能称其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前三条毋庸赘言，第四五条体制革新、取材现实只是体现了话本小说的发展趋势。《欢喜冤家》、《清夜钟》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只不过《型世言》出现得略早。题材有新开拓，但广泛有余，而深刻不足，止于泛泛列举现象，缺乏深层的社会文化批判，史料认识价值多于文学价值。换句话说，它们可能给语言、文学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资料，但不能提高《型世言》在话本小说这个文学群体中的地位。 相反，《型世言》以道德说教为出发点，与“三言”、“二拍”相比，对青年男女的自由平等恋爱的鼓吹、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都呈现倒退趋势，如第三十八回《妖狐巧合良缘，蒋郎终偕伉俪》，叙米商蒋德休暗恋邸主之女文姬，而被狐精所惑，后狐精行迹败露，为报蒋生救命之恩，用法术使蒋生与文姬结成良缘。《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篇亦演此事，但前者制造戒色戒情的世俗舆论，向读者灌输伦理道德说教，后者构幻了歌情颂情的浪漫氛围，让人产生审美愉悦，可明显看出两者审美情趣的分野。《型世言》成就不仅不能和“三言”、“二拍”相提并论，即便和普通话本小说相比也不见得高明，如《欢喜冤家》第八回奸夫怒诛情妇的故事和《型世言》第五回《淫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题材相同，但结局却截然不同：《型世言》中邓氏被看作淫妇死有余辜，世人皆曰可杀；《欢喜冤家》对犯规的女性要开明、宽容得多，并不认为她们一定要被处死。一方面是对杀奸者的低调处理，一方面是对通奸女性的宽容与同情。 既然《型世言》中充斥着陈腐的说教，其功利的创作观念也使其艺术成就大打折扣，那么其重新问世后，却引起广泛的关注，高度的评价，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除了研究者对新材料的发现如获至宝的激情促使，我们也不应讳言《型世言》研究中存在着有意或无意的炒作成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四十回《型世言》在北大本和文物本两种《三刻拍案惊奇》已存三十回，再加上“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的后半部分，则《型世言》在重新问世前实际上其中三十八回已为人所知，《型世言》仅新增了两回和补全了三回的少量文字，但却长期遭受冷落，并且评价不高，而被陈庆浩在韩国发现后一夜“身价倍增”，显然是一不正常现象。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关于《型世言》词汇的研究，《型世言》被发现前没有一篇专论《三刻拍案惊奇》词语研究的文章，而《型世言》重新问世后据笔者统计却有20余篇，其实这些词汇在《三刻拍案惊奇》、“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及陆氏兄弟的另两部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等书中基本都能找到，而此时却作为新发现材料一哄而上，除了称之为炒作，实在没有别的理由来解释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可否认新材料的发现对科学研究的意义，但即使面对新材料也应实事求是，才能使新材料的发现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态度。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