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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但文艺复兴是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的。当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这个社会必然出现文化与道德的危机。包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诚实守信这样一些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应是当下中国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文艺复兴 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著名学者刘军宁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理由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显然并未达到文艺复兴的目标，未竟的事业必须要完成，中国今天仍然需要有场成功的文艺复兴，“这样才能对今天的和未来的每个中国人有个交代，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1］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主张确实能够满足当下中国的精神需求，那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只能与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相一致，即看“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否已经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笔者认为这在实践上与逻辑上都是有问题的。 文艺复兴的性质与道德状况 毫无疑问，发端于14世纪、鼎盛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思想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日出，其意义应当得到、事实上也已经得到充分的肯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质疑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可以说，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 在肯定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对现代化的积极意义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其基本的性质：文艺复兴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的节日，它首先是新兴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解放运动，资产阶级在这场运动中以人的名义要求自己利益的实现；因而，恩格斯一方面将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称为“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另一方面又将他们称为“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这一论断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文艺复兴本身就是一个为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运动。法国现代学者米歇尔•博德就认为，“部分是根据宗教改革的思想，部分是由于在主权面前对个人权利的肯定，但大部分还是根据在伊拉斯姆斯、拉伯雷、蒙田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才确定了自己的方位。”［2］ 那么，文艺复兴是凭借什么来为资产阶级打基础的呢？那就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典型者如伊拉斯姆斯在《愚人颂》（1509年）中所充分肯定的价值取向：如果生活中没有感官快乐来调剂和平衡，那么人生就是一个令人讨厌、无法忍受和十分艰难的过程；人类是自己的强烈欲望和激情的囚徒；自负和阿谀奉承是幸福快乐的源泉；人越疯狂也就越幸福。美国雅克•巴尔赞在提到《愚人颂》时，特别提醒道：“愚人的父亲是财富之神普路托斯（那些把目前的‘物质主义文化’当做是我们时代的首创的人士，请注意了）。”［3］正是凭借对个人本位价值观合法性的确立，资产阶级才冲破一切宗教的、贵族社会的道德禁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4］ 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说，当然可以认为，文艺复兴为资产阶级社会打基础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与飞跃。但是，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比起来，文艺复兴带来的道德问题毕竟是不能回避的，而这一点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 文艺复兴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为什么能够在当时大行其道呢？除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外，14世纪后意大利各城市逐渐从共和制走向独裁，这些独裁者耽于享乐，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于是他们乐于保护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与称颂。与此同时，圣方济各会的宗教激进主义力图摒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具有戏剧性的是，罗马教廷当时也在走向腐败，历届教皇的享乐规模甚至要超过世俗独裁者，于是，他们也允许艺术偏离正统的宗教教条，去讴歌世俗的感性人生。 而风气与观念的更新影响了整个社会道德的存在状况。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著，其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状况的论述却不太为人注意，实际上这对于全面认识文艺复兴是很重要的。布克哈特认为，意大利在16世纪初已经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严重的道德危机中，甚至最好的人也逃脱不掉。作者引证了许多材料，证明当时赌博、凶杀、复仇、淫乱、弄虚作假之事比比皆是，“犯罪看来到处存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布克哈特指出：“要是我们现在试图概括一下那个时代的意大利性格的主要特点，如我们从研究上层阶级的生活中所知道的，我们将得到如下的一些结果。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个人首先从内心里摆脱了一个国家的权威，这种权威事实上是专制的和非法的，而他所想的和所做的，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今天是称为叛逆罪。看到别人利己主义的胜利，驱使他用他自己的手来保卫他自己的权利。当他想要恢复他的内心的平衡时，由于他所进行的复仇，他坠入了魔鬼的手中。他的爱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欲望，转向于另外一个同样发展了的个性，就是说转向于他的邻人的妻子。在一切客观的事实、法律和无论哪一类约束面前，他保留着由他自己做主的感情，而在每一个个别事件上，则要看荣誉或利益、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制哪一个在他自己的心里占上风而独立地做出他的决定。”“所以，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是更趋向于不道德的。”［5］ 笔者在这里并无意用这一事实来贬低文艺复兴的伟大意义，只是认为，文艺复兴是有自己的历史逻辑的：当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这个社会必然出现文化与道德的危机。 如何认定和评价中国的文艺复兴目标 一般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有过两次，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 发生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有意向文艺复兴学习的结果，胡适就直接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的目标是什么呢？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也是张扬个人本位，质疑“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道德规范，否定强大的社会权威体系。毛泽东当时就说过，“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6］这里的“根”，就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以及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礼教秩序。毛泽东提出：“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7］他明确地将矛头指向孔子，说：“中国什么‘师道严而后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8］ 欧洲文艺复兴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也产生了李大钊、鲁迅这样无愧于时代的“巨人”；在稍晚些时候，又培育出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杰出的革命领袖。由于五四运动将灾难深重的中国引向了现代化道路，找到了落后国家既学习西方又摆脱西方控制、掠夺的道路，这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兰西的启蒙运动，都无法比拟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显然并未达到文艺复兴的目标”之说呢？这就涉及到救亡与启蒙的关系了。按李泽厚的说法，以救亡为己任的中国革命“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9］ 应该说，李泽厚的说法确实反映了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事实：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还未充分展开就萎缩了（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未竟的事业必须要完成”便可以理解了。由此，当李泽厚身处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语境时，他意识到复兴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历史时机来到了，他说：“中国近代却没有这个资本主义历史前提，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紧接着便是社会主义，无论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上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上，都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也就是说，长久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渗透了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这就不难怪它们可以借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衣装，在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旗帜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以前，轻车熟路地进行各种复辟了。于是，‘文革’之后人们便空前地怀念起五四，纪念起五四来。”［10］ 所谓“文革之后人们空前地怀念五四”，实际上说的就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运动。还是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写道，“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泄而出时，这股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主题只有一个，人的复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了五四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惜和欢乐。”［11］ 当时，“人的复兴”首先是针对“文革”个人崇拜、思想僵化的。但是，如同文艺复兴本身一样，思想冲动的程度与力度往往取决于强大的社会需求，纯粹的思想不能构成运动。在为人道主义辩护时，有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人道主义思想与经济改革模式内在要求之间的联系。有学者说，人道主义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思想建设，也关系到我们的经济建设。所以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意义有四：有助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宣传；有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论证当前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有助于唤醒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把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并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有助于从现代化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中，引申出旨在开发每个实践主体潜在的创造力——人的生产性本质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12］ 剔除上述看法中自觉支持正确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之类的赞誉之辞，我们看到了个人本位价值关键的意识形态意义：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一种满足。丹尼尔•贝尔就这样肯定过“人的复兴”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意义，他说：（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这类‘新人’的崛起，开始了对社会机构的批判（这是宗教改革的显著后果之一，它首次把个人良知遵奉为判断的源泉），对地理和社会新边疆的开拓，对欲望和能力的加倍要求，以及对自然和自我进行掌握或重造的努力。”（由于“新人”的发展）“经济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企业家……货物与金钱的自由交换，个人的经济与社会流动性是他的理想。自由贸易在其极端意义上就成为猖狂的个人主义。”［13］ 中国20世纪８０年代经济改革模式的的主要内容就是：农村划分责任田、设置经济特区、发展个体（产生“个体户”一词）经济、国家开放价格、企业开始进行租赁承包等，整个国家的经济模式是逐渐朝着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运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个人本位价值观强调的个体的积极性，的确有利于激励个体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去主动争取，让个体看得到自己的利益之所在，给个体提供了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思想武器，使个体对自己的自由选择充满信心。可以说，如同文艺复兴本身一样，思想解放运动所追求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与市场经济、商业机制基本上完成了历史性的契合。 到今天为止，这一历史过程已经运行了20多年，应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总体上说不存在“未竟的事业必须要完成”这一问题。 当下中国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为什么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呢？很简单，那就是看个人本位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而答案是肯定的。 关于当下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以不自觉的方式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价值观，这种变化的意义将随着历史的延续而愈加显现。对物质生活质量（包括金钱、物用和享乐）的追求第一次成为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而精神境界的达致则不再成为与物质文明分离的追求，这两点正是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造成的最为翻天覆地的变化。”［14］这里，如果我们把个人本位价值观分解为对物质的感性生活的追求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那么事实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推动下，当下的个人本位价值观已经世俗化为物质的感性生活价值观了，越来越多的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2004年10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题为《中国人已经踏上寻找重建精神家园之路》的文章，如此描述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这几十年的确是一个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自由活动空间也在增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传统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没有能力、也不被允许寻找多样的、可能是更有价值的生活样式，整个社会都挤向了商业化的独木桥，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指标。政府、文化、学术等等方方面面的活动，都围绕着财富进行。地方官员拼命追求GDP，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基本的社会公正；庙宇中的和尚、道士热衷于赚取香火钱；大学则想方设法向学生收取费用；行业协会则巧立名目，向会员企业收费。”2006年2月24日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引用了中国问题专家劳伦斯•布拉姆的话，“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主义至上、不讲任何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状态。人们有所期望成为了普遍的现象。现在大家谈论的是‘用什么品牌’。” 那么，是否人人都在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庇护之下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呢？有此一说： “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15］ 从这样一个事实来看，难道还可以认为个人本位价值观在中国实现得不够吗？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提出，“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16］这说明，个人本位价值观在中国不是实现得不够，而是明显地、相当地过头了。 海外学者郑永年认为：“片面的商业文化的发展，以钱为本主导了整个中国社会。现在也应当是加以修正的时候了。这应当是文化崛起的契机，近年来提倡并为人们所接受的各种新观念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应当说是一种新文化开始崛起的标志。”“这种新文化无疑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人本主义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意在约束和修正贪婪的原始资本主义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提倡人道或者人本社会主义，那时是为了修正苏联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提倡人本社会主义则有了不同的内容，是为了修正毫无约束的商业化社会的畸形发展，纠正片面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营造一个和谐社会，达到可持续发展。”［17］这就是说，上世纪80年代的人道或者人本社会主义，目标是为了修正苏联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但却带来了贪婪的原始资本主义文化，这与文艺复兴的历史逻辑过程是一样的；也因此，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为内涵的新文化才能解决当下中国精神生活的问题，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其专业化的表述。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封建主义的价值体系、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还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都反映了人这个主体对自然客体和社会客体的需求，但是，在“什么人”和“什么需求”这一关键问题上，不同思想体系的回答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古代，先秦典籍《管子•牧民》里早就提出过核心价值体系：“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此后，“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融入儒家礼教思想之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应该说，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所反映的首先是封建王朝及其社会基础——地主阶级的利益之所在，是用礼义廉耻来遏制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 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体系，由于强调了个体的自由、权利、欲望，似乎要更人性化一些，但是，在实质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既不能沿袭中国封建社会的治理模式，也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当然也就不能简单袭用它们的价值体系。问题的关键是，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中的“社会主义”一样，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社会主义”也是画龙点睛之笔，不可或缺。这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封建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对人的发展的障碍。事实上，正是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导致人的异化和文明危机持续发展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价值观才得以形成；而这一价值观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现实的、有程序的、彻底的解放，或者说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相对于中世纪的神学统治而言，人的解放首先是人的地位对神的地位的超越。相对于资本的统治而言，人的解放是人从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私有制中的解放。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和学说都是围绕着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来展开的，他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视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奋斗的理想和目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价值观即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而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维系于全人类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追求，既克服了封建主义的奴役、愚昧盲从、守旧落后，也能够通过公有制的实现来克服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带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马克思就把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称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历史之谜的解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然包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诚实守信这样一些基本内容。 事实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只有提出并坚持这样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以公平正义的原则去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分配领域中的各种矛盾，才能以对人类未来文明和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去解决人的生活方式中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内在矛盾。反之，如果削弱这个核心价值体系，只寄希望于某些儒教观念或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那就会与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抵牾，也就不可能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任务。 一种可能的担心是：又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贡献与奉献等等这一套，是不是要否定个人的价值呢？实际上，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精神追求与物质享受，都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当一种倾向导致危害时，适当的矫正是必然的、合理的选择。在这样的关系中，即使是中世纪的宗教思想，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无可取。马克思的朋友，诗人、思想史家海涅就这样论述过肉体与精神的和谐平衡：“人们现在已经认清了这种宗教的本质，再也不会让人用一张到天堂里去兑现的支票搪塞过去。他们知道，物质也有物质的好处，并非完全是魔鬼的把戏；他们现在要求尘世的享乐，尘世是座美丽的上帝的花园，是我们继承到的，不可转让的遗产。正因为我们彻底理解了那种绝对的唯灵主义的一切结论，所以我们也可以相信，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观已经寿终正寝。”“可是我们绝不抹煞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观对欧洲的益处。唯物主义在罗马帝国发展到可怕的地步，大有摧毁人类精神的一切辉煌成果之势，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观作为克制这种唯物主义的一剂灵药，是必不可少的……［18］ 当然，要在今天已经市场化的历史条件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为人民——已经分化为不同阶层的人民所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一方面在事实上痛恨给自己带来灾难的资本主义的个人本位价值观；另一方面，一般的个体又会在生活中不断地去践行它。但是，只要执政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确认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认真分析价值形成的社会机制，总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参考文献： ［1］刘军宁. 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南方周末，2006.12.07 ［2］米歇尔•博德. 资本主义史：1500-1980.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11 ［3］雅克•巴尔赞.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53-254 ［5］雅各布•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45 ［6］［7］［8］毛泽东早期文稿.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86、152、368 ［9］［10］［11］现代思想史论.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32、38、255 ［12］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4） ［13］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三联书店，1989： 61－62 ［14］陶渝苏、徐圻. 人的解读与重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287 ［15］袁剑. 政府中心主义发展战略的沉重代价：全球化图景背后的另外一个中国. http://bbs.tecn.cn/archiver/tid-150334.html ［16］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 中国经济周刊，2007.1.29 ［17］中国要怎样内部文化崛起？. 信报，2006.3.15 ［18］论浪漫派. 海涅选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2—13 编 辑：李 梅 作 者：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主任、教授。（上海：200233）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