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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由《学衡》的存在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准确地说,“学衡派”的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换句话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成员的活动开始于1915年的美国,是和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发生同步的。1915—1917年间,与胡适由酝酿、讨论文学变革到矛盾尖锐对立的是梅光迪。 1917—1921年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国内高涨,并成功地借助报刊等大众传媒和中小学教育的推动,取得了成功。“学衡派”作为反对势力形成之前的基本力量集结、酝酿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可称这一时期为“前学衡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中,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也正在鼓动,首先站出来批评胡适等人的是胡先骕(1)、柳诒徵(2),继之便发生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对《南高东南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6日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3)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对立的。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时自哈佛大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都在东南大学执教。“学衡杂志社”社员基本上是这批留学哈佛的学生,加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刘伯明、柳诒徵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师生。极少数为其它学术机构的成员。1922年1月—1933年7月的这一时段,可称之为“学衡时期”。 在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竺可桢、徐则陵作指导下,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与《学衡》同时出现的还有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的《文哲学报》。稍后“东南大学南高师国学研究会”于1923年3月又创办了《国学丛刊》。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4卷21期20册(有两期合一册的)。1922—1923年间,《文哲学报》出版4期。《国学丛刊》共出版9期。这三个刊物锻炼了学生,刊物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了《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 与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刘藜的“信古”。可以说, 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新潮派”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展开的。前者的阵地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顾颉刚主编,共出版18期)、顾颉刚参加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者的阵地主要是《史地学报》和《学衡》。(4)同时北京、上海的多家报刊也介入了讨论。柳诒徵及其学生反对“古史辨”派的“疑古”,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后,当时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缪凤林还写文章批评顾颉刚(5)。 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6)造成的。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7)。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8)。 1922年8月,“学衡派”成员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还办了一个《学衡》的外围刊物《湘君》(最初定为季刊,随后成了不定期刊)。这个刊物与《学衡》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反对新文学的几篇文章,《学衡》都转载(9)。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与后期《学衡》几乎共存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他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协编,每周一期,共出313期。 《学衡》停刊前的一二年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因不满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把持刊物,南京的成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于是开始酝酿新办刊物。实际上,《学衡》后期(1928年以后),南京的成员已经不再与吴宓合作,“学衡派”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1932年9月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国风》杂志,把原《学衡》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吸引过来了。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无力支撑《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之后,便宣布自第80期改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接办,交钟山书局出版。实际上,是《国风》迫使《学衡》停刊的。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没有再用《学衡》的名字,而是用《国风》取代。吴宓本人也只好加入《国风》的作者队伍。《国风》开始于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终,它把原《学衡》的成员重新集结,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期”。 由于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缘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很少人写白话新文学作品,而是坚持写旧体诗词。他们文科的五个主要刊物中,除与其它学校合办的《新教育》外,《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四个刊物上的 “文苑”或“诗词”栏目也只登旧体诗词。但在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出现了例外。共出版两卷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是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并存,许多期中有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剧本或翻译小说,并在第1卷第7期出了“文学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10)。但至第1卷第15期又出现“学衡派”势力的反弹。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1)。但到1932年9月《国风》创刊后,新文学被完全排斥,刊物只登旧体诗词。在文学古典主义风尚的笼罩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部分毕业生、在校学生组织的新文学社团“土星笔会”和刊物《诗帆》(1934年9月1日—1937年5月5日)也未能充分展开。 1941年8月—1948年11月,原《国风》的主持人张其昀与张荫麟等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学衡派”的成员在大西南再度集结。 1949年以后,“学衡派”成员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终止。到台湾的“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兵分两路:以张其昀为首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复刊《思想与时代》,影印《学衡》、《史地学报》等;以戴运轨(《国风》时期的主要作者)为首于1962年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随后恢复中央大学。 所以,这里的结论应当是:“学衡派”的活动时间不仅仅是在《学衡》时期,而是有这么一个长的不同时期的“时段”。时间的变化使“学衡派”许多人的生活、思想、学术都产生了变异,但基本的文化保守的精神没有变。 从空间上看其借大学营造舞台 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荟萃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想和新学术的生产基地。《学衡》时期的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少数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和其它行业。《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南京、沈阳、北京完成。出版、印刷、发行在相对保守的上海中华书局。 《学衡》初期,与之相伴的有三个外围性的兄弟刊物《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前两种的活动地点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后者的活动地点是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湘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是在长沙的部分学生和“学衡派”的部分成员之间。《学衡》后期,与之相伴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作者的活动多在北京,组稿、编辑在清华大学,出版发行在天津。《大公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新闻媒体,实际影响很大。《文学副刊》的影响也超过了《学衡》。“学衡派”成员由于没有《学衡》和《文学副刊》的印刷、发行权,因此要受制于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学衡》的停刊,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取代,也主要是由于吴宓等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能力,另外还有守旧的形象和反对新文学的办刊方针。这时候,“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这两大文化资本家。胡适与《大公报》社领导阶层良好关系的确立,必然促使创新的《文艺副刊》取代守旧的《文学副刊》。 吴宓及《学衡》同人本是反对北京大学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新文学派,北方的反击声自然是很大的,尤其以《晨报副镌》的声音为最。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12)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13),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 《国风》的印刷、发行在张其昀自己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国风》编辑、出版、发行是一体的,没有经济的压力。这是《国风》有别于《学衡》的地方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东南地区大片沦陷,中国著名的大学都迁到西南,“学衡派” 主要成员也随之散居在昆明、重庆、成都、乐山、遵义等地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思想与时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刊(贵阳出版发行),又将散居西南各地的“学衡派”成员“群聚”在一起。《思想与时代》在这时就是“学衡派”成员的阵地。1947—1948年,《思想与时代》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复刊,编辑部在杭州,出版发行在杭州—上海,“学衡派”散居各地的部分成员再次“群聚”于一刊。正如张其昀所说的,《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14) 抗战时期,胡先、王易等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胡为校长,王为《文史季刊》主编)。汪国垣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继续刊登旧体诗词,并极力主张尊孔。 空间的变化,所显示出的是“学衡派”作为相对松散的流动的群体存在。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虽然空间多有变化,但他们坚守的文化道统没有变,守望的精神是一贯的。(1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胡先:《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2)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创刊号(1921年11月)。 (3)《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关于《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共刊7号(期):1921年11月12日第19号上有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1921年12月1日第21号上有薛鸿猷:《一条疯狗》、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卜向:《诗坛底逆流》、东:《看南京(高)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1921年12月11日第22号上有缪凤林:《旁观者言》、欧阳翥:《通讯——致守廷》、守廷:《通讯——致欧阳翥》。1921年12月21日第23号上有静农:《读〈旁观者言〉》、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薛鸿猷:《通讯——致编辑》。1922年1月1日第24号上有幼南:《又一旁观者言》。1922年1月11日第25号上有吴文祺:《驳〈旁观者言〉》、西谛(郑振铎):《通讯——致凤林、幼南》和凤林、幼南:《通讯——致西谛》。1922年2月1日第28号上有吴文祺:《〈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随后此刊转向对《学衡》的批评。 (4)“古史辨”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中“疑古”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这里“胡先生”是胡适的乡友胡堇人。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第4期(1924年12月)转载。《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2、13、14、15、16期(1923年8月5日、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1926年1月27日)。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收入《古史辨》第1册。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收入《古史辨》第1册。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收入《古史辨》第1册。 反对“疑古”一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首先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学衡》第73期(1931年)转载此文。此文同时涉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的批评。《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批评顾颉刚。同时这一期还刊出刘藜、顾颉刚、钱玄同的讨论古史的文章。《史地学报》讨论古史的文章在第3卷第3、4期继续进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转载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作为“《说文》证史讨论号”的缘由,并同时注销顾、钱、魏、容的文章。双方的言辞激烈,针对性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又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收入《古史辨》第1册。《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读书杂志》第13、14、15、16期(1923年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收入《古史辨》第1册。《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与顾颉刚先生书》(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刊《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张荫麟此时为清华学校的学生。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6)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7)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 (8)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9)据《湘君季刊简章》所示:“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 。“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第一期所登的《湘君发刊词》中有“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第一期的负责人为吴芳吉。刊物分为“学习之部”: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戏曲类。“批评之部”:社论类、研究类、介绍类、通信类。“杂纂之部”:翻译类、图表类、民谣类、附录类。为《湘君》写文章的主要作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吴宓、徐桢立、刘先沛、李肱良、凌其垲、景昌极、贺楚楠、胡征、罗元锟、张璞友、刘鹏年、汪剑馀、苏拯、刘作健、陈鼎芬、鄢远猷、谢羡安、孙子仁、易俊(竣)、刘泗英、胡元、王凤歧、周光午、童锡祥、王光益、吕光锡、汤素民、张潜秀、曾安、刘颂、石漱之、刘植、钱无咎、屈凤梧、张镇湖、文大衡、李赓等。吴宓除刊登旧体诗外,还有《文学入门》的文章。在大量的旧体诗词外,尚有胡征少量的白话新诗《牵牛花》、《我是一个蚕儿》。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主要是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共分一、二、三论),分别刊《湘君》第一、二、三期。刘朴的《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刘永济的《迂阔之言》,这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学衡》有转载。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特别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以《学衡》、《湘君》同声气也。所微有不同之处,《湘君》旨趣但言文章,《学衡》范围更及他事。《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之人恪守典则。《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湘君》在第三期末介绍《学衡》的文章《学衡杂志》中特别强调:“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文章最后又说《学衡》杂志内涵丰富,“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等等。 (10)1930年1月1日。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11)1930年6月1日。 (1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吴宓错将《学灯》当成《民国日报》的副刊。《学灯》为《时事新报》的副刊。《觉悟》为《民国日报》的副刊。 (1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6页。《中华新报》的主编为张季鸾,同吴宓家有姻亲关系, 为吴乡友,因此时赞同《学衡》和与吴宓的这份特殊关系,1928年他作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人,使得吴宓能自荐主编《文学副刊》成功。 (1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页。 (15)关于“学衡派”的成员、文化精神和学术特性,见作者《“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原载：《文艺争鸣》 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