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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学边缘化”说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是西方解构主义。由于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阶段，在提出“文学边缘化”问题时，并没有西方解构主义者解构中心的自觉意识，相反，他们更期待回归中心，因此在理论依据上陷入混乱。文学超越有层次差异，意识对于机体超越，普遍意识对于个体意识超越，历史意识对于时代意识超越，以及道、神明、完满的至高层次的超越，这都表现为不同层次的文学超越。 关键词 文学理论 边缘化 超越性 近几年来，“文学边缘化”说法渐成气候，批评界与文论界不少学者认为“边缘化”对于当下中国的文学处境是一个堪称准确的概括。尽管对此说法至今未见系统的理论论证，但对它的频繁使用证明着某种普遍性认同。近来，更有一些学者据此撰写文章，或对文学的边缘化处境表示悲哀，或慷慨激昂要来拯救、要来力挽狂澜，这使得“文学边缘化”作为严重的问题，对于理论研究形成冲击。 然而，文学边缘化说法究竟有多少可靠性，却很值得探讨。 1 “边缘”是空间概念，对于文学而言，它又是一个文化空间概念。它的对应性空间或文化空间概念便是中心，基于中心，又生发出重心、主流、主位等对应概念。究其实质，则在于承认文学有高下、主次、轻重之分的社会序位身份。“文学边缘化”之说，是对文学序位身份的确认。这一确认转化为理论话语，即认为文学是可以划分为主次、高低、上下、轻重等序位的社会中的一个领域、一个行当，其中涉及社会领域或行当的序位分类，包含有社会等级制的某种确认。 社会领域各行当是否应划分等级序位，这是社会学社群权力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有过激烈争论的问题，但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民主、互补、共济的社会发展潮流中，权力等级论及与其相关的各种等级论，如政治中心论、种族优劣论、经济决定论、军事强权论、性别主从论等，早已在理论上溃不成军。至于时下不断被提及的对于强势群体、弱势群体的划分，也不过是有待在社会发展中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而绝非理论认可的现实合理性。自然，“文学边缘化”的说法，还没有达到把文学纳入强势或弱势等级的程度，但在社会学理论中已成颓势的主从轻重的等级差异理解还是渗透于其中。显然，把文学纳入社会等级序列这种思路本身就违背了文学属性，它步入了理论的歧途。 “文学是人学”，这一过于宽泛又确实涵盖了文学属性的命题，为历代文学研究者确定了一个大体不错的思路，即文学属性离不开人的本性，并且是体现着、实现着人的本性。黑格尔从精神超越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矛盾：“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是矛盾。人根本没有‘本性’——没有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人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奇怪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①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肯定了黑格尔的人的类本性的超越性见解，并将之纳入人的实践本性，指出“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②。 哲学超越于形而上之思，文学则超越于生存普遍性的想象。形而上之思所思者为人何以生存、何以如此生存，经由思，人在敞开的世界中获知世界普遍性；文学想象所想象者同样是人的生存，是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这样的生存世界之所以被想象，是有一种开启与引领想象的力量，这力量指向生存之维，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相遇。马克·爱德蒙森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曾提到卢梭和华兹华斯用孩子比喻文学，以此攻击哲学的固守，“哲学是一种力量，它向某一确定时代的诗人们发出挑战，恐吓他们，刺激他们。而文学呢？也许从一个角度看，正因为它，哲学家才竭力创造出一个能包容它的力量，他们渴望把文学转化为知识”，其实，文学与哲学的差异只是形态性的，它们是同一种超越力量的不同形态，“如果哲学家对诗人的训诫是长大成人，那么，诗人以他最饱满的信心说：‘人就应该这么活着，不顾一切，这样，死亡将留在它的彼岸’”③。西方学者把更多的超越期待投放于哲学，对文学超越则态度冷漠但并不否认，这与西方传统分不开。文学的非概念的形象性、非逻辑的想象性、活跃的情感性等，总是令哲学家头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诗人的放逐，拉开了哲学超越取代文学超越的历史帷幕。黑格尔揭示了文学的超越性，揭示了文学对于绝对理念的意义，但他仍指认艺术必定为哲学所取代。后来的西方哲学家中不乏对西方传统扬哲学而抑文学的洞悉者，如尼采、德里达、丹图等，他们对此的评价是“哲学起源于一种试图约束难以驾御的能量，即文学能量的努力”④。概括地说，西方学者对于文学超越与哲学超越的不同态度，主要不是建立在超越与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思辨的精纯与否的基础上。 这种文学态度在中国传统中基本上不存在。中国古人探入生存超越境界，主要是经由体验去参悟宇宙万物的运行节律，参悟人与宇宙万物的相通相合，进而把握人与宇宙万物的生机流转、互生互动、浑融为一。在道、一、虚、静这类宇宙生存的至高至博境界，个体生存既体验于其中又超越于其上，并且，这样的超越境界又随时融通于个体的现实生存。正是这样的超越境界，实现着人、事、历史、未来、天地、自然、精神、机体的浑融为一，随时都可以现实地生存又随时都可以在至高的境界中超越。刘勰深悟于此，在讲述了一番文、人、天、地、太极、神明、玄圣、素王互生互动的关系后，精辟地概括说：“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燿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⑤在这里见出的超越模式便是由自然而社会，由自然而社会而文学，由文学而自然而道，这是一个循环模式，这模式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其他方面的前提又是其他方面的结果，并又都蕴涵着其他方面；这一循环模式又具有两极性张力，向上一级是道的超越性的知，即“天文斯观”，指向宇宙万物的恒久普遍性，是充分的时空超越；向下一极是具体的现实之行，即“民胥以效”，指具体的人、事、景、物、人伦关系。在这个循环模式中，西方因超越而缺失的生存的有机整体性被完好地留存，西方的情感与观看的不在场成为不可或缺的在场者。在这样的超越模式中人们经由不间断的超越的修养而不断地实现超越。 对于文学的生存超越，东西方各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文学是生存的超越过程与超越形态。生存无可边缘化，生存超越无可边缘化，既然如此，生存及生存超越的文学又何以边缘化？ 2 无疑，当代物流大潮激活了文学的商业属性——这原本就是文学的一种属性，这种激活使文学超越性或是实现为商业性或是消融于商业性。商业性以物流大潮代表身份从文学内部拆解文学及文学批评界既有的（主要是得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意识，包括文学身份意识。文学身份意识由此被激发和强化。文学的超越性是普遍性的，但文学的所谓权力身份却是时代性的，用彼一时的权力身份向此一时的物流大潮讨说法，这体现出“文学边缘化”论者的手足无措而又心存不甘。其实，只要从文学权力身份的时代局限中提升一步，与文学的超越性相遇，物流大潮的时代压迫便会在文学超越性的恒久中失去强力。 对比之下，同样是面对物流大潮，西方解构主义者的态度与“文学边缘化”论者们的态度就有所不同，尽管后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不断地援引前者。解构主义者敏锐地感受着来自时代的物的压制力并绝望于人在物中的丧失，他们厌恶物使人丧失力量的整个现实权力结构，包括在历史中获得神圣性的现实精神权力，亦即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及逻各斯中心主义。对于物的解构是为了达到人的解构，亦即解构人的超越性。解构人的超越性便使人进一步沦为物。因为人而解构物，又在解构物中把人解构成为物，这是解构主义的理论怪圈。如德里达，他一方面因绝望于人沦为物而否定人的超越性特征，另一方面，又不断表现为对于物的憎恶，否定欲望与激情，在严格的禁欲主张中创构他的更为精纯的形而上学。这正如爱德蒙森所评价：“想象与形象不会被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保留或转化，他们必须被置换，变得纯粹而又简单。”“德里达的立场的弱点在于，为了和他一道超越幻想，我们就必须放弃某些东西。因为德里达以他最严格的禁欲思想强迫人们反对情感、反对观看的诱惑、反对世俗的东西、反对世上的事物。”⑥德里达代表的解构主义者们通过解构人的精神与机体有机统一的生存超越性，通过对人的生存超越性特征的否定，如形象、想象、观看与词语的在场等，来支持他们的精神的超越，即精纯的形而上学，这实际上是绕回到他们解构的出发点。由此，与生存超越伴生的文学自然难逃被解构或否定的厄运。“上帝之死”——“作者之死”——“人之死”，在这样一个生存滑动轨迹中，宣布“人之死”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终于“取消了文化，消除了知识的神秘性，消解了权力语言、欲望语言和欺诈语言的结构”⑦。 “文学边缘化”论者在物流大潮的冲击下受到西方解构主义理论启发，“边缘化”的说法正是由解构主义的解构“权力中心”而来。他们热衷于引用后者解构超越的精神权力的说法，指认文学贵族身份的失落乃当下时代的必然，甚至德里达本人对文学的冷漠也被用作边缘化的证据。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西方解构主义者包括德里达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文学边缘化”之说，所谓“边缘化”是中心论的变式，而解构主义所坚持的正是解构权力、解构中心的理论宗旨，他们就是要解救人们于现实权力结构，使之转入网络式平等结构。当然，平等结构实际上尚待建构，致使解救者与被解救者都难免陷入某种结构性上的混乱。因此，就这一点说，“文学边缘化”说法及伴随的失落于中心的悲观情调，其实是背离了后现代解构主义。这使它的理论根据陷入混乱。 超越是实践本性的基本规定。超越的最初等级是感官经验的反思与表现，感官经验依附于行为的即时性，在反思与表现中即时的行为成为意识对象，经验的时空定性被超越。文学对人的最简单行为的表现都具有超越性，其意义在于行为经验在文学中成为意识对象。 进一步的超越则在于个人意识进入普遍意识，个人意识经由某种经验相似性而借由自身经验理解他者经验，或在他者经验中验证自己的经验，从而获得普遍适用性。在这一层次，意识的个体局限被超越。这于文学来说，则在于文学不仅要把各种行为经验超越为可以阅读的意识对象，而且，还须使这样的意识对象超越为普遍意识，即具有经验普遍性。一部文学作品愈是能从具体的、个别的人物或事件中见出某种生存普遍性，如时代的生存普遍性、地域文化的生存普遍性、阶级阶层的生存普遍性，则作品的超越意义就愈强。普遍性比个体意识更具有稳定的延续性，这又构成普遍意识的历史性或历史意义，文学作品的历史超越性的获得，就在于该作品在具体的、个别的人物或事件表述中，体现了某种稳定的普遍意识，即历史普遍性或必然性。对此，卡西尔从生存的时间超越性，亦即康德所说的“内经验”角度阐释说：“有机生命只是就其在时间中逐渐形成而言才存在着。它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永不停歇的持续的事件之流……我们不能在描述一个有机物的瞬间状态时，不把这个有机物的整体历史考虑进去，不把这种状态与其未来状态相关联。”⑧因此，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愈具有生存的历史普遍性并愈包含其未来形态的，其文学超越性也就愈强。 而普遍意识或历史普遍性还可以向着更为深广的境界超越。各种可观看、可言说的经验或意识，包括实践意识与观念意识，均无法充分地揭示、描述、把握这样的超越境界。雅斯贝斯把这样的超越境界称为“大全”。作为最高现实设定的“大全”客观上不可知，“它逃脱了每一种确定的客体性。既不作为个体的客体也不作为全体的客体出现。由此它划出了人的概念范畴的界限。思想中总会出现越出思想自身的东西。人并不是在概念体系中而是在存在的决定和哲学信仰中才遇到大全。大全只是在它的不同样式中对我们显现或消失。大全的两种基本样式是‘作为自身存在的大全’和‘我们所是的大全’，这两种样式都在存在中具有它们的根据和生命力”⑨。“大全”虽不可知却在现实生活中随时地发挥作用，它是一种从总体上规定着人的生存水平与生存质量不断得以提升的力量，它因为无所不在而具有最充分的普遍性。因此 ，文学可以在不同层次里实现生存超越，将各种行为经验提升为意识对象，把血肉丰满的生存的意识对象提升为普遍意识。再进一步，文学能在不进行观念提纯的情况下，以生存的有机形态去呈现生存之大道。 3 从生存超越角度确认了文学存在与发展的根据，支持“文学边缘化”的各种理由不成其为理由，也就显而易见。 各种“文学边缘化”说法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三⑩：其一是文学属性已发生重要变化，文学的商品属性正日益取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与艺术追求，这是文学自身的原因。这种属性变化的说法确有其事，不同生活领域的商品属性的普遍活跃，使文学的商品属性被强化与突出。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指出：首先，如前所述，文学即生存，人的文学属性亦即生存属性，生存的丰富性规定着它的实践并展开的丰富性，生存属性的多重性也就历史地体现出来。社会分工，各社会生活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对应于人的不同的生存属性；生存属性的多重性见于具体生存者，则体现为同一生存者的集多种生活角色为一身，及不同角色的身份差异。文学属性既然是生存的基本属性，那它就不存在被取代或边缘化的问题。文学属性不是孤立的或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化为文学的各种条件性或构成性属性，如宗教属性、政治属性、教育属性、娱乐属性、商业属性等。独立于其他属性的纯然的文学属性并不存在。由此说，中国文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突出民族属性（民族救亡），五六十年代突出政治属性，80年代突出形式属性（不少文学创作努力于此），90年代至今突出商业属性，这都是文学属性的时代体现。这里并没有中心与边缘之说。其次，尽管文学的各种时代属性都是文学属性的体现，但它们对于文学的超越性而言却表现为不同水平或不同层次。商业属性所实现的只是文学的物的层次的超越亦即低层超越。这是文学的超越层次问题，而非中心或边缘的问题。文学边缘化的认可，是对文学的低浅超越的认可，是对于高层次的文学超越的逃避或者否定。 其二，文学边缘化的理由是文学的生存空间正被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新兴文化形式挤占，文艺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正在萎缩。其实，文学的阅读时间被挤占，这是文化时间问题，文学活动的文化时间的多少并不等同文学的生存空间状况。文学的生存空间在于生存超越，生存超越对于现实生存是一种反向活动，是一种否定性提升，否定性提升的层次差异形成前面所说的超越的层次差异，如机体超越、自我超越、现实普遍性超越、历史超越等等。就此而言，当下，现实生存正为与物流反向而动的生存超越提供了巨大的甚至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这是文学备受激励的时代。至于文学的阅读时间，它从来就是被挤占的。物的生产构成生存难题，阅读被物的生产挤占；民族生存成为生存难题，阅读为民族救亡挤占。但被占的只是现实生存，而超越总是超越现实生存，亦即超越被占。因此，文学超越即超越被占。用被占指认文学边缘化或文学萎缩，是面对被占的放弃超越，是对生存超越的背离。 其三，认为文学边缘化是因为与文学相关的知识和学科（如文学理论）已失落了曾有的中心位置和立法权力。这种判断来自对文学的相关学科曾经有过的中心或权力的确认。其实，这种被确认的权力或中心只是中心主义或权力主义的幻影，幻影中流露着对于中心或权力的渴望。在中外历史中，文学的相关学科什么时候曾成为其他学科的中心，什么时候曾获得立法权力，这很值得怀疑。 “文学边缘化”说法的根本问题，是无视甚至否定文学的超越性。这一说法的提出，其价值取向是物流现实，是面对汹涌物流的精神退避，由此而来的愤然或悲观则是已然退避又不甘失落的愤然或悲观。严重的是，持此说者的身份又恰恰应该是超越的文学家园的守护者，应该是在物流的喧闹中耐得住孤独的超越者。当超越者因耐不住孤独而放弃超越，他们就很难再属于文学与有价值的文学研究。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4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③④⑥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王柏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第11页，第107、119—120页。 ⑤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⑦哈桑：《后现代转折》，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⑧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3—64页。 ⑨F．N．麦吉尔主编《世界哲学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0页。 ⑩“文学边缘”的理由，《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四辑中多篇文章提及，比较集中的提法，参见马睿《“文学性扩张”与文艺学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原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