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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在这里，严羽已触及到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初唐诗歌的兴盛、初唐诗人的辈出，才引发出唐廷对进士科内容进行改革，使试诗赋成为进士科（常科）的一项主要内容，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使诗歌成为有唐一代的首要文学。 由于寒门士子可以经诗赋考试而进士登科入仕，而男丁一旦入仕，还可免除赋役，这样，诗赋便自然与功名利禄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天下士子尤其是广大庶族寒士都倾心于诗歌学习与钻研并乐此不疲。高适、孟郊、张籍、韩愈、李商隐、聂夷中等大诗人都是少时家境贫寒，全靠私塾、家教以及自学而成才。孟郊在贞元十二年（796）进士及第（时46岁）后，写下《登科后》这首有名的诗，抒发自己跃登“龙门”后的愉快心情：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为登“龙门”，做诗真可谓“呕心滴血”。他与贾岛的“苦吟”，不仅在唐代，即在整个中国古代诗史上，也是出了名的。韩愈在为孟郊作的《贞曜先生墓志铭》中称孟郊做诗竟至“刿目鉥心”，“掏擢胃肾”的地步。不过，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识：“唐代以诗歌取士，做诗的人们因用心做诗而致身体瘦削，亦不是什么丑事。”[1]（笔者按：唐代民风以壮健为美。） 一方面，“以诗赋取士”使诗歌成为唐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求生求官之术；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也从诗人中造就出诸如贺知章、张九龄、王维、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一代名相、名臣和杰出思想家。而一旦求生、求仕特别是求仕不成、报国无门时，诗人们自然将诗歌用来作为抒发性情、表达心志的最直接方式。这样就不仅玉成了一批科举不第、仕途失意却诗名显赫甚至万世景仰的大诗人、名诗人（如李白、杜甫以及王之涣、孟浩然、贾岛、张祜、李贺、卢仝、罗隐、聂夷中、罗虬等），而且使得唐代诗歌更具有了人文方面的深刻内涵和丰富色彩。你看：“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甫《醉时歌》）；“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这是何等的张扬狂放、淋漓痛快！这是一种具有独立人格、自由头脑与开放胸襟的愉悦和豁达！ 当然，李白之所以可以“凤歌笑孔丘”、“欲上青天览明月”，杜甫之所以竟将孔丘与盗跖相提并论而轻蔑之；张祜之所以敢于以诗歌去“轻万户侯”……诗人们之所以竞相无所顾忌地敞开心扉，信口（笔）宣泄胸臆，不畏惧任何权贵、权威而抒发性情，粪土“万户侯”，其大前提均在于有唐一代尤其是初、盛唐开明、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开放自由的文化氛围，在于从武则天以降历代皇帝们“以诗赋取士”的人才政策或言知识分子政策。 陈寅恪说：“当时汉文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2]而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引起世家大族的强烈嫉妒与不满，其声讨之音时起时伏，一直贯穿于武后以后的两百余年里。仅载于《新唐书》卷四十四、四十五《选举志》有关上疏罢试诗赋、停进士科的大臣就有代宗李豫宝应二年（763）的礼部侍郎杨绾，德宗李适时期（779—805）的太常寺协律郎沈既济，文宗李昂大和八年（834）的宰相郑覃，武宗李炎时期（840—846）的宰相李德裕等。如“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新唐书·选举志上》）。这些反对者们其实很担心广大出身庶族寒士的知识分子抢去他们的饭碗，因此打着反浮薄的幌子去使绊、使坏。然而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君王们要的却是源源不断的大批新锐人才来参政议政，至于这些新锐的出身、地位如何，则是不予计较的。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反对以诗赋取士的大臣中，有的自己就是经试诗赋而登进士科的，如杨绾。他上书给代宗皇帝说，进士科造成“幼能就学，背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的“积弊”，要求予以停止。（《新唐书·杨绾列传》）可是，杨绾自己却忘了他本人就是以进士进身的。天宝十三载（754），他在玄宗亲自主持的考试上，以诗赋的华美得宠于天子而登科。“时登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新唐书·杨绾列传》）沈既济虽非进士出身，可是他的儿子沈传师、他的孙子沈询，一个在贞元（785—805）末举进士，一个则是会昌（841—846）初第进士。（参见《新唐书·沈既济列传》） 尚须指出的是，自朝廷以诗赋取士后得以登科的进士，不少本身就是名噪一时的诗人，如武后证圣年间的贺知章，长安年间的张九龄，睿宗景云年间的王翰，玄宗先天年间的王湾，开元年间的李颀、綦毋潜、王昌龄、常建、祖咏、王维、刘眘虚、崔颢、崔国辅、储光羲、李华、萧颖士、刘长卿、薛据，天宝年间的岑参、元结、张继、苏源明、钱起、刘湾、郎士元、韩翃，肃宗至德年间的顾况，代宗宝应年间的耿(氵韦)，大历年间的李端、李益、刘商，德宗贞元年间的孟郊、崔护、王建、张籍、韩愈、李翱、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白行简，宪宗元和年间的李绅、姚合、沈亚之，敬宗宝历年间的朱庆馀，文宗大（太）和年间的许浑、杜牧，开成年间的李商隐，武宗会昌年间的项斯，宣宗大中年间的曹邺，懿宗咸通年间的于濆、皮日休、聂夷中、司空图，僖宗中和年间的秦韬玉，昭宗龙纪年间的韩偓，乾宁年间的杜光庭等等，举不胜举。 注释： [1]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 [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1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原载：《文史杂志》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