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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中国图书评论》编辑转来的邓晓芒先生撰写的书评，觉得写得很好。虽然他在中国文化未来的进路方面有一些不同看法，但这样的书评才具真正的学术价值，不同于那种一味溢美的吹捧文章。 说实话，在对待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我确实是有些困惑。与邓晓芒先生的激进西化观点不同，我认为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有着极强的文化惯性和以不变应万变的同化能力，它是不可能真正客观地、超出“中国特色”的固有窠臼去学习西方文化的。这不是一个价值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够的问题。事实上，德国当年学习英、法，日本当年学习西方，其情况也是如此。邓先生文中所说的“脱亚入欧”主张，当时就遭到了日本民间势力的强烈反对。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一方面大力学习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却以宪法的形式树立起天皇的绝对权威，并且把民间的神社确立为国社(国家宗教)。至于德国，我始终认为德国近代的启蒙不同于法国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力图把英、法所代表的时髦的理性精神与德意志固有的宗教虔诚结合起来。无论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都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培养了一种极其偏执的民族狂妄精神，这种民族狂妄精神最终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的出现。但是正是经历了这种必要的磨难，这两个国家才走上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道路。这或许也是一种“理性的狡计”吧。 我非常能够理解邓晓芒先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那种既爱又恨的心理，我也深知他之所以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出于对自己文化的一种深切之爱。但是我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在于邓晓芒先生总是从价值层面上来看问题，而我则更强调事实层面；邓晓芒先生喜欢说中国文化“应该怎么样”，我则喜欢说中国文化“只能怎么样”，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学哲学出身和学历史出身的差别吧。如果中国也像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一样，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之前基本上处于一种文化荒芜状态，那么它当然很容易全面地、客观地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事实上，这些地区的文明化过程与殖民化过程是同一个过程，所以它们可以迅速地、彻底地完成西方化的改造。但是中国的情况全然不同，中国文化有着太沉重的历史包袱、太强大的文化惯性，这样的文化是很难彻底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文化大换血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伊斯兰教世界和印度教世界中，这些地区由于有着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所以它们的西方化过程有着更多的坎坷与辛酸。中国人今天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从古代的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早在东汉年间佛教入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中国人加以“中国特色”的改造了，乃至于产生出讲究现世报应、极具功利色彩的中国佛教。从商朝时期的鬼方、昆夷、 狁，到周秦之际的戎狄、匈奴，再到魏晋以降的鲜卑、羯人、羌人、氐人、契丹、女真，最后到建立了异族政权的蒙古人和满族人，这些曾经来势汹汹的入侵者不是同样也被“中国特色”化了吗？！正因为“中国特色”的传统如此强大，所以要想如邓晓芒先生所倡导的那样，让国人完全客观地、不带自己文化成见地去学习和接受源于西方的民主、科学、理性、人权、自由、平等、法制等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些价值观念是普遍性的，但是中国人对于它们的理解和阐释却不可能不受到自己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认识，导致了我与邓晓芒先生在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上的观点分歧：我所提倡的在中国传统精神资源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基础上嫁接西方文化的主张，被看作是“置身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外的一种知识分子或士大夫的设计和策略”；而邓晓芒先生所提倡的“诚心诚意地向西方文化模式学习”、毫不动摇地跟在西方人所发现的那些普世性观念（如民主、科学、理性、人权、自由、平等、法制等）后面亦步亦趋的观点，在我看来则是一种无视于中国文化传统之惯性的理想主义。 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固守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而在于什么东西都不信仰，什么东西都不在乎，一味追逐经济利益，一味沉溺于短平快的感官刺激之中。这样一种浅薄之风正在败坏着人们的精神品位、腐蚀着人们的理性批判能力。一个人长期喝奶粉，牙齿的咀嚼功能就会退化；同样，一个民族长期沉溺于那种消蚀一切反思理性和批判意识的快餐文化中，长期处于一种无信仰的精神荒漠状态中，它的经济再繁荣，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缺乏深层内涵的滑稽角色。正是出于对这种迷失自我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忧虑，同时又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那种同化异质文化的巨大能力，我才强调中国文化只有在传统精神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批判，才能开出一条新生之路。而我在这本新书中所展现的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视野和西方文化更新的哲学反思，正是想在我们这个普遍疲软的时代精神氛围中注入一些发人振奋的阳刚之气和自强不息的责任意识。 近来我在许多场合中都强调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必须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第二，这种传统的文化资源只有经过彻底的自我批判才能生发出现代化的新枝。我不认为这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在这方面，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面对着中世纪天主教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虚假和道德沦丧状况，宗教改革运动恰恰是通过对基督教传统精神资源的批判性重铸，才开创了一个现代化的西方社会。 概言之，我既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也反对打着“开新”旗帜干着“返本”勾当的新儒家，因为这是不可取的。但是相对于这两个彼此对立的极端，我更反对那种解构一切崇高和深刻、完全“跟着感觉走”的无信仰状态或无精神状态。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