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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中华读书报》刊载的《许建辉著〈姚雪垠传〉失实举隅》，笔者感觉是在被“枭首示众”。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明显偏离了学术讨论轨道的断然定性———“任意裁剪、拼凑”、“有违……史德”、“人为地扭曲”、“煞有介事的编造”、“改篡”等等，更是让笔者心惊肉跳，惶恐万分。一个无名之辈写了一本无谓之书，为什 么竟招来了这般“杀伐”？何况笔者与吴博士好歹也认识8年有余，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如此剑拔弩张一棍子打死呢？ 平心而论，吴博士的文章虽洋洋数千言，但去掉大段的引述之后，真正的分析文字并不多；而不多的文字所谈的问题，真正有分量者只有两个：其一是关于姚雪垠“被取消预备党员的公案”，其二是关于姚雪垠“被诬为‘特务’的公案”。吴博士抓住这两个问题展开批评，也许是因为他自觉在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上花过大心血下过大功夫，因而掌握着大量的史料、有着大权威的话语权。所以他敢言之凿凿地判定：“当年，竹沟某‘负责人’是否与姚谈到陈独秀，姚是否因陈独秀事‘拂袖而去’，此事未见于历史在场者的回忆，也未见之于姚本人的回忆录。”判定“《新华日报》广告删去‘著作人姚雪垠的名字’事仅见于孙陵的回忆文章”，判断“许传所谓‘延安来了一封电报’指姚雪垠有特嫌，更是无稽之谈。”不可否认，吴博士在史料的搜寻、梳理方面所下的功夫，的确非一般人可比；他对史料的偏爱，也的确叫人感动。记得几年前，笔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唐弢文库中发现一本1948年姚雪垠创办于上海的杂志《报告》，通过电子邮件与其共享内容，吴博士于回信中流露出兴奋。这样一位谨严的学者，他有理由对自己的研究充满自信。然而，这一回他却错了！错在他所掌控的相关历史资料还不具有全宗性，因而判断问题时难免以偏概全。为此，笔者特写此小文，将几段相关文字资料奉呈吴博士及读者朋友们。 第一段，是姚雪垠关于“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公案”之部分自述： ……5月4日晚上离开武汉，这是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我无话可说，我到竹沟去。竹沟有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一个留守处，是彭雪枫的根据地。从竹沟以后伤心了。跟彭雪枫见面，就见了一次，有个事情他批评我。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从武汉来，陈独秀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说一些，陈独秀在《大公报》写篇文章，（听不清）……，骂克里姆林宫的小资产阶级，这个我不赞成。但这个人私人品质不坏，国民党的津贴他不要。彭雪枫说，既然叛变革命，没有一个是品质好的。你怎么能说他不收国民党的津贴？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陈独秀直到死，也没领过国民党的津贴，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质。可见左倾思潮太（听不清）……。 后来我就告他说，我可以留在这里工作，但我得回去看看，老婆孩子都在邓县，我看一看，过几天再来。一离开竹沟，我就噙着眼泪，心里说：“唉，离开党吧！（听不清）……。将来看谁的贡献大。高尔基也不是党员，但贡献不见得比一些党员小。说这话我当时确实是下了狠心，但是很痛苦，精神痛苦，为这哭了好多次……现在回想起来，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如果留在党内，麻烦了……但所好的是我离开党以后，我没有对不起党，这后来（听不清）……，有许多文章（听不清）……，但我一字不谈，一字不写，而且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问题，这个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 第二段，是姚雪垠关于“被诬为‘特务’的公案”之部分自述： 我是43年春节以前，阳历（听不清）……，到了重庆，住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年春天，就召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选举我为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在这个阶段党对我很重视，也很信任，经常有什么意见，就通过在郭老家里邀请跟党很靠近的作家、理论家来谈谈，打个招呼。……在这一阶段应该说是跟党的关系很好。……这后来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有人说我是国民党特务。……起初是怎么发现的？我原来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刊物广告就在重庆各报纸上登。后来《新华日报》登的广告上把我的名字勾去了，这是一个现象；另外我们的地下党领导的书店，像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大书店，就是现在的三联出版社，像我的书出版时，总是写块大黑板，摆在门口，但后来都不怎么宣传了。别人告诉我，（听不清）……报纸上也没有你了，什么原因。我就去问叶以群。叶以群（听不清）……，他就跟我住在一个小楼上。我说以群这是什么问题？叶以群说是有个问题，徐冰要找你谈一谈，你们约个时间，当面谈一谈。这就约了个时间跟徐冰当面谈一谈。在读书生活出版社楼上。徐冰那个时候类似大后方的统战部长，与文化界联系他比较地位高。他就说了，从延安来了个电报，不是专谈你的，几样事情，其中有一句谈你，说有人说姚雪垠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这个电报一来，既然有这句话，我们党组织当然要重视，我们有责任把问题搞清楚。我当时很气愤，因为起小跟着共产党，这一来就好像那个寡妇守节反落个有人说养汉一样，气得直哭。（听不清）……他说现在问题拖下来了，因为这个问题周总理最清楚———那时候叫周先生。他说周先生回到延安去了，等到周先生回来问题就清楚了，因为他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这后来谣言多呀，我们文艺界的谣言，从来多极了，一有点儿风吹草动，别人就（听不清）……跟风就是雨，还有人出于嫉妒心，落井下石。这后来董必武从延安来了，徐冰告诉我，董老来了，这几天到。等他来了问问他，他可能在延安听说过这事情。董老来了以后徐冰又跟我见面，说董老不知道，那就只好还要等，另外我们也要了解，通过各种关系搞清这个事情。 后来地下党了解没有这个事情，他们打电报告诉延安，延安回个电报回得很好，说延安整风期间，不能以延安的话为准，就地查实解决。……延安来了电报以后，徐冰找我到办事处喝酒，说你的问题解决了，不要挂在心里，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这中间潘梓年去见我，表示歉意。潘梓年为什么呀？潘梓年是新华日报社长，新华日报首先把我的名字从广告上抠掉。潘梓年去见我，还带个什么人，现在忘了，他说他们太简单化了，影响了社会上。国民党多灵啊，他一看，呀，这一期姚雪垠的文章广告不登。（插问：这有多长时间？）好几个月，所以影响大了。……这可能是1943年秋后，到1944年冬天，我就离开重庆，到三台去教书了。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引之文，均据录音整理。能得到它们，还真得感谢吴博士——大约在去岁晚秋（记不清了）吧，是他打电话向姚雪垠先生的公子姚海天说了笔者写姚传之事，其初衷何在姑且不说，姚海天得到消息后没多久，便把一份无限期使用其父所有著作及其他文字资料的授权书写给了笔者，同时给予的，还有其父自述经历的录音光盘一套——15张，全部满满的。上用引文之一，就录于第4盘第1音轨的12分15秒至16分35秒处；引文之二，则为第7盘第2音轨24分至30分、8盘第1音轨0分至9分54秒所载。虽然其中有几处听不大清楚，但都是寥寥数字，无碍大意。如果吴博士想亲听亲见亲自验证一下的话，可随时与笔者联系，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或者烦劳中华读书报——都行。 从引文一可以看到，“当年竹沟某‘负责人’”确实“与姚谈到陈独秀”了，吴博士对此的质疑可以消释；姚雪垠一离开竹沟就没有打算再回去，所以他的脱党原因并非吴博士认定的“请假返乡探亲，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返回”，而确是由陈独秀为导火索，引爆了他在《风雨》周刊受到左倾思潮压迫积蓄在胸的怨气，因而“拂袖而去”——只不过“拂袖”二字是一种文学的表述方式而已。既然如此，对拙作“别出心裁地为其涂上一层传奇的政治色彩”，将其“演变为如何评价陈独秀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而将这一段历史公案“人为地扭曲了”的指责便毫无道理，而说“许传这段描写怕是脱自姚雪垠1986-1987年间修订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但对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均作了大胆的改纂”则更是不实之辞。《春暖花开的时候》中，陶春冰与上级领导关于陈独秀的一段对话，其实正是当时的情景在小说中的再现，所以“移植”人不是笔者，而是姚雪垠本人。 从引文二可以看到，生活、新知和读书生活三家出版社当年虽未出版过姚雪垠的作品，但他们为姚雪垠的作品“大作宣传”却曾有其事，这一点拙作没有错。“《新华日报》广告删去‘著作人姚雪垠的名字’事仅见于孙陵的回忆文章”，吴博士的此种说法需要更正——姚雪垠自己不也记得吗？拙作关于“‘延安来了一封电报’指姚雪垠有特嫌”的记载得到了证实——至于吴博士用来否定“这”一封电报的“那”一封“同年年底”的延安来电，笔者自然也是知道的。记得当初吴博士为找这封电报的原文曾向笔者求援，笔者几经曲折，才在一位朋友帮助下从社科院借来一本中宣部的资料汇编（名字记不清了），使问题得以解决。但姚雪垠所说的那封延安来电显然指的不是这一封，吴博士不该将二者混淆在一起。因为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延安与重庆地下党的电报来往恐怕不会一年只一封，怎么可以因为有了“这”封就不许再有“那”封，而且据此认定别人是“无稽”之谈呢？孙陵的回忆让吴博士把姚雪垠的“特务公案”定时于1945,而姚本人的回忆却将其提前到了1943。我以为，按照惯例，这种情况下，当事者本人的回忆，肯定要比他人的旁证更有史料价值！ 看罢引文，不知吴博士将作何思考？是谁“多有错谬之处”？是谁“有违作传者的史德”？是谁“失实”是谁“失误”是谁“太过”？作为一种学术批评，吴博士可以说笔者水平不高，也可以说笔者学风不严，只是千万不可意气用事，随随便便就把“裁剪、拼凑”以至于“改篡”“他人著作内容”之类颇具杀伤力的词语往外甩，因为那就有涉公民名誉权了。什么叫“改篡”？笔者还真是不知道。的确，拙著前半部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于传主姚雪垠的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但那是经过授权允许的，并且均已运用笔者的思路与语言进行了重新的结构与包装。如果说这就是“改篡”的话，那么给已有自传的人写传，又该如何下笔呢？一个人的重要生活史实是唯一的，如果被张三写过李四就不能再写，那难道让李四去编造不成？再说杨建业君的《姚雪垠传》，老实讲笔者没有认真读过，所以既“改”不成也“篡”不了。至于吴博士的大作被如何“改”了“篡”了，当然尽可由人评说——但前提必须是不能把史料当作独家新闻或独创小说情节而专有。 写着上面这些实在不愿意写却又不得不写的文字时，心里真是烦透了也悔透了！写此全传，回想起来似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不写则已，要写就必得写个囫囵的，不能把传主腰斩成两半截！二是笔者所写是记传式的，在保证基本事实无出入的基础上，必然会使用一点儿文学手段，语言表述中也会带有一定激情，有时甚至会创造一点情景，有时却又对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予以忽略。比如吴博士提到的抗战期间姚雪垠的妻小是住开封还是住邓县的问题、“姚雪垠”是哪一年取代了“雪痕”的问题，笔者都认为对于拙作无关宏旨所以算不得什么问题。再比如写姚雪垠1943年被指认为“特务”、1944年又与有“文化特务”嫌疑的陈纪滢一起办《微波》，笔者用了“早有‘前科’又有了‘现行’”一语，这本是一种修辞方式，却被诘问“‘前科’与‘现行’从何而来”，想来真是索然无味。 烦恼悔恨之余，笔者却又心存感激。因为吴博士到底是忠厚之人，没有抓住拙著封面勒口上那几句不知天高地厚的作者简介说事儿，否则可真真要把人活活羞煞！因为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不敢煞有介事地登场，只能以调侃方式给自己做个鉴定，关键词全在结尾处的“自我评价”上：“劣质万金油一盒，哪里都能抹一把哪里都抹不出光彩来，惟有敢想敢做之精神可佳。”鉴定是通过网络发给责编的，一发一收之间，不知为何就弄丢了那条缺之不可的“尾巴”，还有“什么都写过”之后的“却什么都写不出名堂来”几个字。借此机会将其找回，从此了却一份时时让人发背沾衣的尴尬。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11-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