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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自命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并且多次强调这项“前空千古，后开百世”的事业，是他们几个留美学生泛舟康奈尔凯约嘉湖，谈笑游玩之余“偶然产生的”，是几位留学朋友后来把他“逼上梁山”的结果。事实上，胡适并非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出“文学革命”之人。因为无论在提倡白话还是倡导“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等方面，在胡适之前都已有人先行了一步，都已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一） 早在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就已注意到了文言对人民思想的窒息和对广办教育的阻碍。《无锡白话报》的创办人裘廷梁专门撰写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指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①］”其后，梁启超也对古文“言”（口语）、“文”（书面语）相分离的现象进行了深入检讨，指出了它的三大害处：第一、“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第二、“言文分，则多读古书不足以语于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从事于实用”；第三、“言文合，而主衍其音，识其二三十字母，通其连缀之法，则望文而可得其音而可解其义。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则仓颉篇三千字，斯为字母者三千字；《说文》九千字，斯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万字，斯为字母者四万。夫学二三十之字母与学三千、九千、四万之字母，其难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而冬烘之头脑如故也。［②］”梁启超所言虽不免有点偏颇，但也确实揭示了古文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已日益成为国人接受新知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桎梏。为了进一步开通民智，传播新知，唤起广大民众支持变法维新事业，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已开始尝试用白话作为宣传和教育手段，例如１８９７年在上海创刊的《演义白话报》和《蒙学报》，１８９８年５月在无锡创刊的《无锡白话报》等，都是完全用口语编写的白话报刊。这些报纸“以话代文”，其办报宗旨为“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各能通知中外古今及西政西学之足以利天下者”［③］，产生了非凡的社会影响。此外，维新派所办的其它报纸大都文字浅近，通俗易懂，如《湘报》上发表的皮嘉佑的《平等说》、《醒世歌》和吴凤笙的《大家思想歌》等文即是其中的几例。 尽管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写白话文、所办白话报还存在着不少局限，而且成效有限，但是却不能因之抹杀他们开中国近代白话运动之先河的历史作用。因为正是他们，最先认识到了古文对人民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阻碍作用，最早开始从事“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业［④］；正是他们，在中国近代最早用白话文来传播资本主义文化，并向以古文为载体的封建文化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 （二） １９世纪末期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不仅扩大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宣传，而且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新文学潮流的兴起。而这股新文学潮流的主要特征就是对中国传统诗歌、小说、戏曲等文艺形式进行革新。 “诗界革命”最早是谭嗣同、夏曾佑于１８９６年提出的。他们最初倡导的新诗主要是把当时资产阶级文化的一些新名词放入旧式诗体之中。正如梁启超所言，“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⑤］。新诗仅仅装一些“新名词”，当然是不够的。后来，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俗”［⑥］，将“诗界革命”推向深入。梁本人愤于中国诗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⑦］，立志“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彻底改造中国诗界。他提出了新诗的三个要求：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有新语句，第三要学习古人的风格。有人可能会对梁氏“学习古人风格”，“以古人风格入之”［⑧］等提法提出质疑，其实，梁启超所指并非是古人表情达意的古文手段与方法，而是指学习、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的音韵与格律等形式，使新诗在描写“新意境”，抒发“新理想”的同时，更增加其艺术效果。事实上，胡适早期创作的白话诗也都依照古诗的格律与音韵要求，如胡适《尝试集》的开篇之作《蝴蝶》和另一首诗《赠朱经农》即是。 不过，梁启超虽然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三大要求，并积极实践，使他的诗在“白话化”、“散文化”和“社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由于他一直忙于政务，并未能专心从事“白话作诗”的研究，他的“新诗”多属“偶然得之”，数量不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远不及他的政论文。 晚清之际，倡导“诗界革命”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黄遵宪。黄遵宪，作过二十多年外交官，足迹遍五洲，是一个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较多的人。他不仅检讨、批判了中国古文“语”、“文”分离的存在特征，而且积极要求变更文体，使新文体“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能通文字之用”，以至于“人人遵用，人人乐观”［⑨］。在“通行于大众”的前提下，黄遵宪提出了自己对新诗的见解：他主张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要求写诗“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要做到“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例如，他的《杂感》诗曾这样写道（节录）：“义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这首诗大胆地将进化论思想引入文学领域，用以说明文学的流演过程和发展趋势，号召今人不盲目崇拜古人、模仿古人，今人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全新的艺术手法。最后六句竟主张“我手写我口”，且用口语俗话作诗，就连胡适本人也承认，“这种话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宣言”［⑩］。正是在这种“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亲历者，皆笔而书之”的思想指导下［①①］，黄遵宪写下了许多描写新事物、表现新思想、充满爱国激情的写实性诗篇，如《羊城感赋》、《悲平壤》、《哀旅顺》、《越南篇》、《台湾行》等。他的诗现实主义地反映了１９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历史面貌，被后人誉为“诗史”。他的诗“持律不严，选韵尤宽”，不避方言俗语，力求浅显平易，极受时人欢迎，以致“新诗脱口每争传”［①②］。可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方面，黄遵宪的提法和做法已经同胡适在《文学改革刍议》中提出的新文学“八不”主张相去不远了。 晚清“小说界革命”稍晚于“诗界革命”。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虽在明清时代已达到高峰，但它在文学中的地位却十分低下，长期被视为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维新派人士认识到了小说的宣传作用和启蒙影响，积极倡导“小说界革命”。１８９７年，严夏、夏曾佑就在《国闻报》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指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乎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①③］。”次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极力主张用“说部书”去开启民智，至于政治小说，则更是“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①④］。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份新文艺刊物《新小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论证了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功力，会对民众的思想产生不可思议的支配和熏染作用。他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地位，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积极主张改良小说内容，为培育“新民”、救国图强的事业服务。他这样呼喊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①⑤］。梁启超的这篇“小说界革命宣言书”纠正了长期以来蔑视小说的社会心理，加深了国人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促进了晚清中国小说创作的繁荣。 《新小说》杂志月出一册，共出２４期，所发作品多为“政治小说”，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等都是在《新小说》杂志上连载发表的。《新小说》发行两年多时间，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性影响。每一期面世后，“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许多期的发行数“竟越《新民丛报》而上”［①⑥］。《新小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主要是由于梁启超不仅强调小说的政治宣传作用，更注重文体的解放。他的作品（包括政论文在内）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①⑦］。１９０２年１１月，梁启超同黄遵宪就新小说的体裁、写法进行了深入交流，一致认为新小说的主要任务就是“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一一饱尝烂熟，出于纸上”［①⑧］；欲达此目的，就应不避方言诱语，若“将方言诱语一一驱遣，……未足以称绝妙之文”［①⑨］。正由于梁启超等人既注重小说的文质改良，又重视小说文体的解放，才使得他所倡导的“新小说”产生了让林纾等人的“古文小说”不能企及的社会效果。《新小说》杂志一度风靡海内外，受其感染，不少人走上了创作新小说的道路，一个维新作家群很快在《新小说》周围形成［②⑩］，一些新文艺刊物继《新小说》之后纷纷推出，如《新新小说》、《绣像小说》、《新世界小说报》、《小说月报》、《小说七日报》、《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时报》、《小说图画》等，交相辉映，盛极一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脍炙人口的优秀白话小说先后问世。这些都说明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使中国白话小说理直气壮地登上了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对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维新派在发起“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了改良戏剧的活动。他们认识到戏剧“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对转变人们的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而积极主张采用新法，改良戏曲，使新戏“革除富贵功名之俗套”，而且“不演神仙鬼怪之戏，宜多编有益风化之戏”［②①］，通过喜怒笑骂，借用大众语言宣传变法维新。维新派改良戏剧的努力虽然不及“小说界革命”成效显著，但揭开了中国近代戏剧改革的序幕，对中国近代宣扬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新戏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早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适应宣传改良政治思想的需要，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人已领导、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界革命”，在这场提倡、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学的运动中，梁启超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②②］。这场“文界革命”，虽然涉及范围不广，而且带有很大的不彻底性，但是，它开了中国文学形式和内容双重改革的先河，促进了以广大民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它的成果昭示了中国近代文学改革的方向，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三） 我们应如何认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胡适的地位呢？ 平心而论，胡适本人确实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发难人和重要领导者之一。他所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论短篇小说》、《谈新诗》等论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文学的创作理论，给人以“实验的方法”和“放胆的勇气”［②③］，极大地推动了“五·四”时期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而且胡适本人也因之而“暴得大名”，大有“英雄造时势”的气势。然而，这场“时势”实际上并非胡适一人所造，也决非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更不是被“乱谈出来”的。忽略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和中国近代白话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就会陷入英雄主义历史观的境地。 早在２０世纪初，随着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恨展壮大和资产阶级民主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白话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手段和宣传工具。以白话报刊为例，据方汉奇先生统计，仅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０５年间，国内的主要白话报刊还有少数在国外创办已达５４种，分布于直隶、山东、山西、湖南、福建、新疆、安徽、四川、浙江、广东、北京、天津、上海等２０多个省市［②④］。这些报刊一般以“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以及那些当兵的兄弟们”为服务对象，文字力求通俗易懂而又引人入胜，做到“一句一句说出来，明明白白，要好玩些，又要叫人容易懂些”［②⑤］。这些报刊在文体上已逐步突破了半文半白的语录体的局限，而更接近于人民大众的口语。这些文字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比较起来，也只是技巧上的稍微差异了。再如２０世纪初年那几本震撼人心的革命宣传小册子《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也无不是用白话或半白话的文体写成的。正因为白话迎合了人民的客观需要，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白话或半白话的书籍与报刊已在２０世纪初的革命宣传和拒俄运动以及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充分发挥了强大的舆论鼓动作用，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宣传战役”［②⑥］。而且，在这场“战役”中，白话文运动本身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再次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增加了对语言的清晰性、精确性和大众化、实用化的要求，使得白话取代古文已成为现实的必要。正在这时，《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向封建传统文化发起全面的进攻。在这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孕育中，在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促进下，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文学革命”成果的基础上，白话取代古文已呈“水到渠成”之势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胡适的“偶然”才折射出不平凡的历史意义。正如陈独秀所言：“常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的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②⑦］”这段话实际上是对胡适文学革命系“逼上梁山”或“乱谈出来”的“偶然论”的有力答复，也是对中国近代文学革命进程的总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历史观。（谨以此文感谢隗瀛涛教授、杨天宏教授、罗志田教授的关怀和帮助！）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责任编辑：吴元康］ 注释： ①裘廷梁：《中外大事汇记》，论说，卷３，广智报局１８９８年。 ②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４，论著类，第５２页。台湾东海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下同。 ③裘廷梁：《时务报》第６１卷，第４页。 ④鲁迅《门外文谈》中曾有这样的评论：“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有了的。……士大夫也办了一些白话报。” ⑤ ⑥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４，文苑类，第７４页。 ⑦ ⑧ ②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１８９—１９１页。 ⑨黄遵宪：《日本国志》，第３３卷，“学术志”二“文学”。 ⑩ ①① ②⑦引自《胡适文存》，二集，卷２，第１３６、１３６、５０页。 ①② 黄遵宪：《入境庐诗草笺注》，卷４。 ①③《国闻报》，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１５日。 ①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３５页。 ①⑤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３，学术类，第１２—１６页。 ①⑥ ①⑦ ①⑧ ①⑨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３００、２７３、３００、３００页。 ②⑩《孽海花资料》（增订本），第２０８页。 ②①三爱（陈独秀）：《论戏曲》，《新小说》第１４期。 ②③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引自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第３３２页。 ②④ ②⑥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２７３、３３０页，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②⑤《中国白话报》第１期，１９０３年１２月。＊ 原载：安徽史学199602 (责任编辑：admin) |